【東亞財閥錄】從「財閥解體」、「三神器」到「泡沫經濟」──日本財閥的命運轉折,與背後的「商魂」

【東亞財閥錄】從「財閥解體」、「三神器」到「泡沫經濟」──日本財閥的命運轉折,與背後的「商魂」

作者前言:近年,全球各地都出現了貧富加速不均、舉國資源加速集中在少數大型跨國集團手中等現象。

在東亞諸國中,從日本、南韓到我們熟悉的台灣,「財閥」們是如何逐漸掌握「富可敵國」的權力?又對當地政治、經濟、社會甚至文化產生了哪些影響?【東亞財閥錄】系列文章,希望能夠逐一介紹,並開啟更多討論:

從「慶應大學」的前身開始說起

在上一篇〈【東亞財閥錄】日本財閥的崛起:支持軍國主義的幕後黑手,與它們在台灣留下的矛盾足跡〉中,我們大致介紹了日本代表性財閥興起的背景,與其在「明治維新」至二戰前,如何在政商網絡的建立,和軍國主義的興起中壯大。

但如同部分讀者所言,日本財閥影響近代日本社會甚深,自然絕非只有與「軍國主義」的互為表裏而已。因此在接下來的此篇文章中,將試圖介紹與探討日本財閥在二戰前後的命運變化,與他們對日本社會「商道」和「文化」等不同層面的影響。

日本的經濟在亞洲發展得較早,也是早期往歐美輸出留學生的國家之一。在那個時代,留學生出國追求的是「國富民強」──以福澤諭吉為首的「海歸派」,在見識歐洲列強和美國的繁華與進步後,回到日本看到日薄西山的幕府,下定決心要「讓日本走出去,讓世界走進來。」

不過福澤諭吉辦的不是雜誌,而是以教授「蘭學」(荷蘭學術之意,為幕府鎖國時期,日本境內少數得以透過荷蘭人接觸的西方科技、醫學技術等。可擴大解釋為西洋學術)、經濟學、英文為主的私塾,即今日慶應義塾大學的前身。

1862 年位於江戸築地鐵炮洲中津藩中屋敷內的蘭學塾。圖/Wikiprdia@public domain

如同滿清末年,清廷在慘痛教訓中見識到「蠻夷們」的「船堅砲利」後,部分菁英階層開始思索外國富強的原因,推動「洋務運動」──日本在維新前後的朝野,也曾歷經了一番「改革」陣痛。

「原來是經濟學啊!」在日本統治階級,逐漸於明治維新前後達成從制度面開始「學習西方、改變日本」的共識後,整個社會遂慢慢脫離傳統「士農工商」的桎梏,也從「抑商」走向了「重商」的社會。

要說一個小吃店可以經營百年,一定有其厲害的「生意經」。日本商業相對穩健地發展了四百餘年,除了時勢外,商業菁英們的背景與其經營哲學,也令人玩味:

二戰前後的變局──從侵略者到被佔領

我們先接續上篇文章,討論日本軍閥與財閥,在二戰後的命運。

早些年,日本的對外戰役如日俄戰爭、甲午戰爭,均猶如猛虎出閘,勢不可擋。一直到偷襲夏威夷珍珠港之前,過度膨脹的信心,讓多數日本人深信能自己能夠征服全亞洲,這也助長了軍國主義與其相關財閥的氣焰。

直到太平洋戰線拉大後,美國正式參戰,隔年啟動了「曼哈頓計劃」,研發人類史上未曾見過的武器:原子彈。

「小男孩」(Little Boy)、「胖子」(Fat Man),兩個看似戲謔的名字,卻是殺人不眨眼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 1945 年 8 月 5 日,「小男孩」搭上 B29 轟炸機。 8 點 16 分,一躍而下──廣島市準備從軍的青年、剛送小孩出門準備開始做家事的主婦、上學途中的小學生,便無差別地被定格在那一分鐘。

在長崎,情況也是如此──這兩顆美國種下的「大香菇」(蕈狀雲),至今在無數的日本人心中,仍是一個無法忘卻的疙瘩。

但儘管大勢已去,某些日本軍閥仍認為,就算是核彈也無法打敗「大日本帝國」,日本應該戰到「全國」一兵一卒都不剩(日本本土,與包含台灣、滿洲國等在內的海外殖民地)為止才算輸(即 1944 年左右起,常作為日本軍國主義宣傳之口號「一億玉碎」、「一億總特攻」)。從今日的角度來看,實在很瘋狂。

當然,「一億玉碎」最後並沒有被執行。天皇隨後透過廣播「玉音放送」,宣布日本無條件投降。

接著,GHQ(General Headquarters,盟軍駐日總司令部)以代表盟軍的「形式」設立於東京,由美國遠東軍司令兼駐日美軍總司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擔任最高司令官,達成「美國單獨佔領日本」的實質,正式登陸日本本土、並且「接管」日本政府。

「財閥解體(ざいばつかいたい)」

審判進行中的法庭會場。圖/Wikiprdia@public domain

戰後,除了「東京大審判」,由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一一追究日本軍國主義領導者的戰犯責任之外,作為「共犯」的日本財閥,也遭到 GHQ 的清算:

GHQ 當時的實際態度,更是將日本財閥視為「日本對外侵略戰爭的經濟基礎」、也是日本全國政經實力再起與否的關鍵,必除之而後快。

因此在「協助」日本建立新憲法的同時,也設立了「解散財閥」(ざいばつかいたい,財閥解体)之目標,並將之列為盟軍佔領日本後,實施〈經濟民主化〉的三大主要政策(另兩者為農地改革與勞動政策改革)之一。

甚至在「東京大審判」判決出爐之前,解散財閥的工作早已開始進行:

在 1945 年 9 月,GHQ 頒訂「解散財閥」的規定(方針)後,便陸續要求日本的三井、三菱、住友與安田「四大」為首的日本財閥,「自動」提出「解體計劃」。

但雖說是「自動提出計畫」,事實上 GHQ 的規範方針已經極為清楚:財閥家族必須出清手上所有持股;被列為「財閥」的關係企業主要幹部(會長、社長、部長等)必須離職;原先以「控股集團」形式鏈結的企業體,必須被分拆為受嚴格資本上限控制的個別公司⋯⋯等。

1946 年,GHQ 更近一步成立負責「財閥解體」的執行機關──控股公司整理委員會(持株会社整理委員会),要求各財閥家族交出所有持股,「委託」委員會進行出清。

在當時的規劃中,三井財閥預計被分拆為 200 間公司,三菱財閥則預計被拆散為 140 間公司。同時,由於「財閥幹部離職令」之故,根據當時統計,日本全國更有多達 3,500 名以上的專業人士「被辭職」。(依據《日本戰後經濟史》作者呂理州之見解,此為日本戰後商界「不流血的大革命」──由少壯取代老成的革命,從體質上影響了日本企業日後之發展)

誰知,「人算不如天算」,GHQ 所訂立的「財閥解體」計畫,從未被完整而確實地執行完畢:

二戰後的「運氣」,日本財閥「東山再起」的契機

沒有錯,二戰後,全球時局很快地迎來了「美蘇冷戰」的開端。歷經短暫的拆解,日本財閥們再次嗅到「東山再起」的契機。

共產國際」的崛起,讓「美國爸爸」改變了對日本的安排──改為將日本視為防堵共產勢力擴張的重要基地,對日本經濟的發展,也從「控制」轉向為「扶持」。

於是這些傳統財閥們,紛紛以各自的銀行為核心,重新透過檯面上、檯面下的「關係人放款」交易,將資本與家族影響力,再次集結於一度被打散的企業體,準備繼續幹他們最熟悉的生意:賺戰爭財。

隨著韓戰與越戰打得越來越火熱,加上戰後嬰兒潮帶來的人口紅利,與相對安穩的國內情勢,日本商界甚至迎來了空前絕後的成長。日本財閥也因此「有驚無險」地從毀滅的邊緣中重生,更因此發展出避開監督、並影響日本派閥政治甚鉅的「影子政府」模式。

例如,在 40 年代末期,壟斷資本的巨大怪獸──新財閥們,組成了一個至今仍存在,且為人熟知的團體:「經團聯」。

經團聯的全名為「經濟團體聯合會」,前身即為成立於 1948 年的「(舊)經濟團體聯合會」(經團聯)與 1948 年的「(舊)日本經營者團體聯盟」(日經連)整合而成:

原本應該當「球員」的企業,透過「財經建言」、「經濟發展方針」、「產業諮詢」等形式,當然還有背後龐大的政治獻金輸送,再次開始與身為「裁判」的政府越走越近,每年經團聯選出的會長,甚至有「業界總理」的稱號。

「成也財閥,敗也財閥」──從「三神器」到「泡沫經濟」

而「經團聯」在美國實然統治日本的背景下誕生,自然也與日本政府有著「日本優先」的默契。除了影響政府的決策外,更扮演了帶領「大和艦隊」前進,(政府加上不同企業)「集團作戰」的重要舵手──「艦隊前進」的規則,是不允許有任何一艘船前進太快;在某個企業落後時,大家也會放慢腳步,等待這艘船跟上。

50 年代,日本經濟開始瘋狂的成長:以 1955 年開始的「神武景氣」(じんむけいき)為開端,日本在製造業(輕工業)帶頭下,很快走出二戰後重工業幾乎全數停擺的黑暗時期。

當時日本有著外銷「三神器」(即電視機、洗衣機、冰箱)的說法──透過低廉的人工成本,與日圓貶值創造的高額匯差,日本企業很快賺到了「第一桶金」,隨後更據此將觸角延伸到汽車、鋼鐵、造船等產業。

同時間,日本政府也不遺餘力地舉債扶持產業。日本的 GDP 總額,在 1968 年便超過西德,成為當時的全世界第 2 大經濟體(僅次美國)。

從 70 到 80 年代初,歷經「第一次石油危機」和「廣場協議」等兩次變局,日本經濟和產業發展二度情勢險峻,卻都因日本財閥和政界財經官員的「密切合作」而看似消弭於無形──例如日本政府自 80 年代「廣場協議」後,開始透過央行大幅調降利率與對金融業「鬆綁」,補貼因為日元對美元大幅升值,而受到衝擊的出口產業。卻也因此造成「低成本」資金大量流入房地產、股市等副作用,成為「泡沫經濟」的濫觴。

不得不說,80 年代至 90 年代初,那個時代的日本人,彷彿跟這個時代的「強國人」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出國旅遊、大肆消費、萬元鈔票拿來點煙⋯⋯隨時散發著暴發戶的氣質。短短不到 40 年間,日本社會的集體氣氛,再次從戰敗國的屈辱,轉換成「日本第一」的驕傲與得意。

但是,看似不會破滅的經濟神話,在 1989 年,三菱地所買下紐約地標洛克斐勒中心那刻達到最高峰後,泡沫被吹破了。

紐約第五大道上的洛克斐勒中心。圖/Rafael Xavier@Shutterstock

簡單來說:在戰後經濟高度成長期,「經團聯」有效率地帶領整個社會邁向「均富」,是成;泡沫經濟前,經團聯影響下的日本政府「飲鴆止渴」式地忽略外部警訊,與其後「失落二十年」中,「大和艦隊式」的企業文化,反而限縮企業的創新空間,是敗。(礙於篇幅,關於泡沫經濟時期後的日本財閥發展變化,會另起專文討論之)

最後,與其進一步討論財閥的「功過」,我更好奇,這些帶領日本走過四百年的「商業菁英」們,存在著怎樣的「商魂」:

以儒家思想為精神養分,加上武士的底蘊,是為「商魂」

日本「商業之父」澀澤榮一的著作《論語與算盤》中曾提到:「企業賺取利潤,並不是為了己利,而是為了給社會創造財富。」

以先進的冶煉銅技術起家的日本四大財閥之一住友集團,其「開山祖師爺」住友小次郎政友告誡其後代:「寧靜致遠、淡泊名利。」

提倡「師夷之長以制夷」,清代著名思想家魏源寫的「海國圖志」被翻譯成日文後,在日本出版了兩百萬冊,成為當代最暢銷的書籍。

要理解日本財閥,除了前文所述的「軍國主義」與「政商關係」之外,其實還有另一個重點:這些在中國已漸乏人問津、甚至胎死腹中的思想與知識,卻在東瀛,被以「經營哲學」的方式,發揚光大。

日本人對於外來的知識與文化,總會消化一番後變成「具有日本特色」的產品、文化、思想。正如清教徒將追逐利益視為榮耀上帝的手段,日本人透過「將生命奉獻給工作」,達成「修齊治平」的理想。

王陽明學說,也深深地打入日本人的心──在物慾橫行的現代,如何透過提升自己的修養道德,去除私慾進而達成社會和諧,是為「知行合一」。而對我來說,築地市場煎著玉子燒的師傅,四十年如一日,也是達成「格物致知」的境界。

換言之,日本財閥當然有著諸多弊端與惡行,但同時間,我們也不能忽視其獨特性──不論「財閥」與否,許多日本企業的領導人,是打從心裏相信「國富則民強」,而己身經營之企業、集團之茁壯,亦等於日本國之富強。

「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看著「與民爭利」、「殺雞取卵」等等荒唐事,不斷在台灣上演,或許我們的企業主與財經官員們需要借鏡的,從來不是日本「財閥」表象的發展模式,而是多一點日本社會深層的「商魂」哲學。

(未完待續)

執行編輯:HUI
核稿編輯:張翔一

Photo Credit:Wikiprdia@public domain

異鄉人的天堂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