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基法修正案三讀通過】「搶才、留才」?台灣的「國際競爭力」?──這樣的勞動環境,憑什麼?

【勞基法修正案三讀通過】「搶才、留才」?台灣的「國際競爭力」?──這樣的勞動環境,憑什麼?

日前,日本某企業被踢爆限制員工不能「實報」加班時數,引起社會強烈抨擊,社長上電視頻頻道歉。過去認為員工應該要「一生懸命」工作的日本企業資方,也逐漸開始體認到,員工應該是公司最重要的「資產」,而非「成本」。(例如汽車業的巨頭豐田

同一段時間,台灣立院則是正式三讀通過了被形容為「惡修」,遠比原法還要更加壓抑勞權的《勞基法》修正案。在場執政黨立委大合照慶祝勝利,行政院長說著:「天氣已經轉晴。

就像無數在歷史舞台中消失的企業一樣,台灣過去的「成功模式」,卻反而「成就」了我們不思長進的企業與政府,成為台灣如今視勞權為無物的濫觴,更成為「留住人才」、「提升國際競爭力」的絆腳石。

為什麼?

這個問題,必須從台灣的產業發展脈絡講起:

安於過往「成功經驗」,阻斷創新與提升的機會

傳統發展理論之一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認為,國家主要產業發展的進程,從以廉價勞力換取外國資本、技術開始,接著按照自身條件,讓某幾個特定產業「出口替代」產生群聚效應,再到水平、垂直整合相關產業,然後透過資本與技術密集,創造該產業在全球市場中的優勢。

的確,從幾十年前開始,台灣與南韓都大致遵從著這個模式發展,也嘗到了很多甜頭,在全球供應鏈中佔得一席之地。

然而,早在 1992 年,以當時的宏碁(Acer)電腦董事長施振榮先生為首,部分台灣企業家,就開始提倡「微笑曲線」。他們意識到,台灣代工業的成本優勢,遲早會被後起之秀取代,國際品牌降低成本的考量下,產業必須積極轉型提升、增加附加價值,否則便只能如遊牧民族那樣,逐水草(低成本勞力)而居。

而這個趨勢,也的確發生了──隨著韓國競爭和中國崛起,台灣「科技(代工)之島」在國際產業鏈中的競爭力,不斷下滑。傳統產業在成本優勢不在下,也快速成為「夕陽工業」。

然而,最後除了極少數的台灣大型企業,嘗試改變思維,致力提升研發技術、或轉型發展品牌外,絕大多數的業者,在中國改革開放後,選擇了後者的「遊牧民族」之路──外移對岸、或遷廠到東南亞等新興市場。

而政府呢? 20 年下來,歷任執政者都無法成功透過政策引導產業轉型,亦無法塑造開放競爭環境,讓企業「良幣逐劣幣」。到最後往往只是在「拼經濟」的空泛口號下,透過減稅、政策優惠、情感綁架、變相鎖國限制外移與外來競爭⋯⋯等等方式,繼續「軟硬兼施」地留住(不見得還有競爭力)的台灣大型企業。

還留在台灣的資方,成為政府「心中真正最柔軟、最在乎的那一塊」。

圖/報導者 The Reporter 臉書專頁


治標不治本的財經政策:討好了「落伍資本家」、卻只讓勞工處境更悲慘

不分對象,一昧討好國內既有產業中各大資本家、企業主的諸多政策,看似暫時「止血」了台灣企業、資金的外移潮。然而,換來的是什麼結果呢?

土地交易、持有的超低稅率,原意或許是為了「鼓勵投資設廠」,實則造就了台灣房地產的不正常飆漲:

經濟起飛時期,「愛拼才會贏」是一個普世價值──員工只要肯賣命,白天打一份工,晚上打一份工,很快就能在某個地方買個「樓仔厝」。

但現在呢?低稅率、低土地持有成本,放任資本家和投機客等虎豹豺狼大炒地皮,不斷推升房價,也讓原本看得到未來的年輕人,變成努力一輩子,看不到房子,只看得到「過勞死」。

而在產業發展策略上,政府沒有前瞻長遠的目標與方向,只永遠有著漂亮的口號,到頭來卻還是用「協助企業降低營運成本」的舊思維(補助、補助、再補助)面對新競爭:

超低工業用電電價、低環保標準、低勞權、低廠房土地取得成本⋯⋯,政府甚至動輒「幫忙排除外來競爭」,換來的是什麼?

換來的,是輕則複製過去加工出口時代的「成功經驗」,繼續以低薪、低勞權壓榨「最軟的勞工」,繼續替沒什麼創新價值的企業主累積財富;重則如某縣,連遮掩都不必了,反正主政者就像跑龍套的演員,複製過去「在良田上種房子」的「成功經驗」,反正「有投資、有建設、有招商、有選票」就好,長遠規劃、整體規劃什麼的,都不必了。

這樣的台灣,要留下與吸引怎麼樣的人才?

不是端不出「薪資牛肉」,但整體勞動環境如此,有選擇的人,誰願意來?

單從數字上看起來,來台就業的外籍移工、移民人數,已經正式超過原住民的人口了。

然而,眾所皆知,目前在台灣的外籍勞工,絕大多數還是從事低階的勞動工作,以填補台灣諸多勞力密集產業中,對台灣本地新鮮人不再具有吸引力的職業缺口。

過去的台灣連續劇如《流星花園》,在中國大陸、東南亞地區創造了文化上的優勢,尤其在不少東南亞地區,人們會認為,來台灣,是可以追求更高更好的生活品質的。

但當他們到了台灣,我們是怎麼對待這群多數來自東南亞的移工?


連勞基「惡法」都不適用的薪資、福利待遇;社會中潛藏的歧視與刻板印象;甚至違反基本人權的諸多案例⋯⋯,如果有選擇的話,誰願意來?

那麼,對於「白領人才」來說,台灣又有什麼吸引力?

在「花錢好辦事」的思維下,其實「低薪」在政府眼中不是問題。現在政府大力喊著「新南向」、國發會規劃著「搶才留才」的偉大藍圖,紛紛釋出薪資上的誘因──台灣其實並非端不出薪資「牛肉」。

然而,所謂「白領人才」,在乎的更是發展的廣闊舞台、企業的創新文化、未來的職涯前景、主管的尊重授權、工作與生活的平衡⋯⋯,這種種,台灣的就業環境,如今給得起嗎?

有「台灣經驗」印尼同學的故事

筆者目前留學日本,在研究室中,認識了兩個印尼來的同學。從她們的故事,或可簡單討論台灣與日本在各國「搶才留才白熱化」的現在,有什麼微妙差距。

第一個同學 Yola ,領了印尼政府與 JICA (日本國際協力機構)的獎學金,一年約有 300 萬日幣──還是學生的她,收入水準已跟一個普通上班族差不多

JICA 是一個以政府預算,到其他國家進行國際開發援助(ODA)的機構。(在東南亞,主要協助國家級建設,如越南的新機場,請參閱下面日本動畫導演新海誠,替越南機場拍的廣告。)


透過政府「國家隊」的力量,日本這套「國際援助系統」,在東南亞做得有聲有色──當台灣大夢初醒想到要「新南向」時,人才、基礎建設、甚至 5 到 10 年規劃的藍圖,別人都早已經佈局做好了。

不過這也是非戰之罪,我們都自顧不暇了,哪有餘力競爭這種國際佈局?

也罷,那看看另一個案例:第二個同學 Mei ,在印尼辭掉艾森哲(Accenture,全球頂尖 IT 管理顧問公司)的工作後,在台灣的台科大留學了兩年。

這是直接來到台灣的東南亞人才。台灣政府給她一個月 3 萬元新台幣的獎學金(也相當於不少社會新鮮人了),問她對台灣印象如何?她說:「雨傘很堅固好用(?),人很善良,生活很便利,會想要定居。」

「那為何不留在台灣工作?」我問。
「沒有合適的職缺跟需求,也不容易辦理居留,」她小聲地說。

當時,台灣的「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雇用法」尚未通過,對於外籍白領人士的種種限制,讓這樣頂尖的國際人才,曾經想留在台灣,卻又走了──後來她配合日本積極招募外國人才政策,來到日本攻讀博士班,還順便生了個孩子。為了讓孩子有好的成長環境,她預計留在日本工作,從 50 音都不會開始,學到現在能對答如流。(也會講一點中文)

「產業文化」與「勞動環境」,才是決定人才去留的關鍵

當然,日本的經濟發展程度和市場規模,都與台灣有顯著的不同。而日本政府這樣「砸重本競才」,也曾在國內引起一些反對的聲浪。另外根據統計,每 4 個來日的留學生,只有 1 個能順利留下來工作。(主因是日文沒學好)

然而,會提出上述的實際案例,並非要針對「日本」和「台灣」做無意義的比較;而是點出一個非常顯著的競才趨勢,與台灣和目前東亞、乃至全球各先進國家,在「人才政策」上的根本性差異:

當向來被視為人才政策「保守封閉」的日本,都開始用種種結合政府與產業的「激烈」手段,大幅向全世界攬才,然後再利用這些外來人才開拓全球市場。

當南韓財團在世界各國廣設分部,以國家戰略為後盾,用國際級的薪資標準與勞動條件,延攬當地人才;當新加坡繼續以向來自豪的「高薪」和「開放」,迎來東協與世界各國的企業、資金與人才。甚至,連中國大陸都開始扶植華為、 BAT(百度、阿里巴巴、騰訊)等科技、資訊公司,發展高附加價值的產業、把勞力密集工業趕到其他國家⋯⋯。

人才,無疑已是全球各國與其產業提升附加價值、因應世界快速變局的最重要「資本」──誰能好好照顧人才、誰能吸引到第一流的關鍵人才,誰就能在新的時代搶得先機。

然而,在同時間,台灣卻好像出現「戒斷症狀」一樣,沈溺於過去「經濟奇蹟」年代,透過壓榨勞方「人力成本」所產生的「競爭力」,完全與世界趨勢反其道而行。

繼續打壓勞權而非塑造良好的工作環境,繼續補助已沒有未來的落伍產業而非鼓勵創新,繼續討好掌握土地和金脈的資本家而非開放競爭,繼續把人才視為「成本」而非「資產」⋯⋯。

還在以為只要把「成本」繼續壓低,就能再創「經濟奇蹟」。

於是,在海外工作的 70 多萬台灣人離開了,曾經來台的外國人才,也悻悻然地離開了。

再這樣下去,他們更將隨著台灣的「國際競爭力」,一去不復返。

執行編輯:HUI
核稿編輯:張翔一

Photo Credit:flickr@KeroroTW CC BY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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