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美國「最高安全戒備級別獄所」探監,見一個近20年來堅稱自己無辜的人

到美國「最高安全戒備級別獄所」探監,見一個近20年來堅稱自己無辜的人


Green Haven Correctional Facility, New York State


從台北到美國監獄

6 個月前離鄉背井來到紐約的時候,就知道哥倫比亞新聞所絕對會逼著我「走出舒適圈」──不過一路走到美國最高安全戒備等級的監獄去,倒是完全在意料之外。

11 月某個週六的清晨 5 點,街頭巷尾都還是一片漆黑。我上了一台 Uber,駛過中央公園來到上東區的地鐵站。路上沒幾個人,各個包著厚重外套、毛帽,快步走著。地鐵站入口在施工,閃著紅燈,還有幾縷白煙從柏油路上冒出來。

出發前我傳了訊息給在紐約的朋友,說如果中午之前我沒有回簡訊給他,「請設法來救我。」

一個小時後在六號線的底站看見日出。空氣結冰了,我的頭跟臉頰都發凍,呼吸的時候冷空氣灌進胸腔裡,一句話都說不出來。一輛黑色 SUV 在地鐵出口等我,一隻戴著酒紅色手套的手鑽出窗外,揮了一揮。我不認得手套也不認得車子,但我知道她在叫我。

車子很新,但飄著一股古怪的味道。掌方向盤的人叫 Sonja,短髮、素顏、很平凡的黑人婦女。我們要去 Green Haven Correctional Facility (位於紐約州上州的監獄)探訪她的未婚夫 Robert──他在 2000 年因搶劫和殺人未遂,被判終身監禁。

但是 17 年來,他始終堅稱自己是無辜的。

我的畢業專題主旨,是在研究紐約刑事法庭體制下所產生的冤獄。Robert,是我眾多採訪對象中的一名。

最高安全戒備監獄中,出乎意料之外的訪客間

經過兩個小時的車程,我們抵達彷彿美劇《越獄風雲》裡的場景。Green Haven 監獄的鐵灰色外牆,有五、六層樓那麼高,從牆的這頭走到那頭,大概要 10 分多鐘。雄偉而冷峻得讓人覺得驚悚,但是還在意料之內。

牆內,所有訪客都要經過遠比機場還嚴格的三層安檢:拍照、簽名、檢查護照、蓋章等等。通過安檢之後,見到影集中那種白色的巨大自動鐵門、米白色磁磚、低矮的屋頂、狹窄走道⋯⋯還有臭著臉但彼此不時打屁,肚子大到蓋過皮帶,又往下墜了一小圈的警衛。

由於這天是禮拜六,又是感恩節前兩週,滿滿的都是訪客:幾乎清一色是非裔和拉丁裔,只有稀稀落落的盎格魯薩克遜臉孔,然後還有唯一的亞洲──就是我。

等待安檢的過程中我反覆問自己,雖然說要「走出舒適圈」,但這一步會不會走太遠了?來自四面八方的目光,燒得我臉頰火燙。雖然訪客們都很有秩序,也算客氣,但是你知道他們都在打量你。連警衛也是。

其中一個警衛還走到我面前,很近很近,近到我覺得他的肚子都要碰到我了,然後語帶戲謔地說:「妳為什麼來?」、「妳在這有認識誰嗎?」、「我可以怎麼幫妳呢?」

不過訪客間卻出乎意外的「可愛」,甚至有點像是美國高中的學生餐廳:30 來張正方形的小桌,牆上貼著一些像是星巴克內會有的「傑出員工」海報和照片,此外還設有 6 台販賣機,從餅乾、巧克力、到微波起司漢堡都有。

所有的受刑人都坐在面對警衛桌的那側。但是不像影集裡面碰都不能碰一下,有很多人彼此抱在一起。有些人在玩撲克牌、聊天、吃東西、排隊微波,也有人在「戶外」──被一個三層樓高的鐵絲網所圍起來的綠地上散步。

如果忘記自己剛通過三層安檢,忘記在一旁一邊巡視一邊和獄友們打屁聊天的慵懶警衛,大概真的會以為自己只是在一個尋常的會客室。我形容給一個朋友聽的時候,他說這就像是在台灣當兵時的「訪客日」。

與堅稱自己無罪的重刑犯見面訪談

Robert 是跟我一般高的黑人男性,長相斯文,在唯一露出肌膚的下手臂、脖子和腳踝上,都沒看到其他許多獄友身上滿佈的刺青。他穿著一件白色書生毛衣、深綠色的受刑人制服長褲和灰色運動鞋。他留著一頭長長的辮子,最長的地方都快要碰到屁股了。

他一跛一跛地向我們走來,先是親親抱抱了 Sonja、再禮貌地抱了我一下,然後在我右手邊的椅子坐下。

我努力保持鎮定。他戴著一副透明框的眼鏡,在聊天的時候會拿下來。躲在眼鏡後面的,是一雙很深邃的眼睛。

這是一個一直堅持自己無罪,但已被關了將近 20 年的人。

這近 20 年中,他的媽媽和妹妹都過世了。她們直到去世之前,仍等著他出獄那天,要一起看他罹患失智症的父親,並期待著他和 Sonja 結婚。

聽他說話、看他和 Sonja 的互動,真的很難想像這個跛腳的人,曾經做過什麼罪大惡極的事。

但是我要保持自己的中立。我從來不說我相信他無罪、不承諾可以幫忙牽線、不承諾這個畢業專題,可以為他的案子帶來任何幫助。

我只說:「我們很認真看待我們做的事情。」

這也是學校教的:無論如何,都要給你的採訪對象選擇要不要繼續維持這段(採訪)關係的權利。但是你心裡也應該清楚,自己有多少籌碼。

三個小時比想像中難熬許多。我們都需要從彼此身上得到一點東西:我需要他的故事,他需要我的人脈或是發聲平台──三個小時中,我們都問了彼此一些尖銳的問題。訪談最後,我問他還生不生氣?他說他一直很生氣,尤其是他不能參加媽媽葬禮的時候。

但在那之後,他慢慢不生氣了。

我想要好好地說一個故事

「我在這裡也沒事。我學著教自己法律。我寫信給所有我想得到,可能可以幫我的人。我只能認命阿,畢竟已經被關在這裡了,也只能繼續相信還有希望,」他說。

整個訪談過程,是一段非常複雜與矛盾的掙扎。腦袋裡像是有十個天使、十個惡魔、十個記者和十個學生在和彼此打鬥:

「如果他真的是無辜的話,我能做什麼呢?如果他不是無辜的,我又在做什麼呢?但就算他不是無辜的,我想做的事情還是有其必要性吧?只是他會變成一個失敗的案例,如此而已⋯⋯」。

我如果要說一個公正的故事,就沒有權力在說故事的時候就認定他無罪。但是要怎麼很公正地說一個充滿不公平的故事呢?而且我想說的故事,不只是一個關於人權和社會正義的故事,還有很多愛、很多很驚人的力量。

那天回到家的時候,心情五味雜陳──有時候也會害怕,自己一個外人憑什麼去說這樣的一個故事、去挑戰當地的權威?

此時,想起指導教授前幾天跟我說的:「這個社會有時候需要一雙外來的眼睛,才看得見我們的問題。」

或許在紐約、在美國,正因為我有太多不懂,所以我會去追問許多當地人已經習以為常而不再質疑的事情。

距離畢業論文死線還有四個月的時間,我不知道我究竟能為多少人說上話,更不知道一篇小小的畢業論文,能夠帶來什麼不同。

但是就如同在獄中教會自己法律名詞與術語、17 年來持續上訴的 Robert 一樣──我知道要是因為不確定會不會有結果,就不去試試看,那一切便已經結束了。

執行編輯:HUI
核稿編輯:張翔一

Photo Credit:主圖/孫興瑄 提供、附圖/Shutterstock(示意圖)

未來人才行前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