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聖母院大火有感:「政教分離」,舉國同哀之餘的敏感議題

巴黎聖母院大火有感:「政教分離」,舉國同哀之餘的敏感議題

「聖母院是法國的精神文化象徵。」 巴黎聖母院被燒的隔日,一位法國友人這樣對我說。 

作為一座跨越時代、走過歷史洪流的代表性建築物,巴黎聖母院(Notre-Dame de Paris)早已超過建築本身的價值,也超越了宗教意義。

4 月 15 日聖母院火災事發當晚,各大媒體不斷放送相關新聞,讓多少人看了揪心。隔日一早,我在上班路途中,讀著報導文字描述尖塔承受不住大火燃燒的考驗終而倒落時,感覺心裡有種缺了一塊什麼東西的痛,慌張而難受。

她就像是法國歷史的年輪,見證著過去也持續往前,人們早已習慣了她的永恆。

大火之後,幾個朋友不約而同地表明,在他們的國家,宗教信仰和文化是分不開的。然而,新聞片段中所見,法國人在聖母院受烈火燃燒的當下低頭泛淚的模樣,儘管很難不讓人動容,但那與其說是人們因聖母院作為「教堂」的身份而哭泣,不如說是為她所背負的文化歷史遭火吻感到心痛。 

這是因為,在嚴格實施「政教分離」已百年餘的法國,宗教信仰在公領域,其實經常是個敏感的議題:

「政教分離」,大火之後湧動的一道辯題

在與友人討論著火災引起圍觀群眾的祈禱、齊唱詩歌等「宗教舉動」時,我們便聊到了烈火所點燃,這個存在於法國社會的敏感話題──政教分離。

法國自 1905 年的《政教分離法》(Loi sur la laïcité)後,憲法明定共和國保障宗教自由,但對各種宗教維持中立。在這個原則之下,國家與宗教之間劃清界線,權力或職能都徹底地分離──「政教分離」原則並不干預個人的信仰自由,那是私人領域的選擇;但由於「政治」涉及社會公眾領域,因此為了維持中立、達成真正的政教分離,在法國,「個人應避免在公開領域表達宗教信仰」。

「政教分離」的法文 “laïcité” ,來自拉丁文中的「民眾」(laos, laïcus),在中世紀衍化為「在俗教徒」或「在俗的」;到了 19 世紀法國人創造新詞彙 ” laïcité ” ,即「政教分離」或「世俗性」。

法國如此堅決地實行「政教分離」,是有其歷史原因的。在法國大革命以前,老百姓的生命各階段都與天主教會脫離不了關係:出生、受洗、受教、結婚、工作、納稅、乃至葬儀,天主教會無一不管,教會的規定甚至高過王權統治下的律法,對社會擁有著極大影響力。

此外,多個世紀以來,教會因其龐大權力,除了握有各種資源、大量土地與財富,更從而衍生出腐敗貪婪的濫權情事,也早已是公開事實。 

社會對天主教會的不滿情緒,到了法國大革命時,終於爆發累積已久的憤怒:教會的土地和財產被瓜分,神職人員被清算,教堂被洗劫一空、破壞殆盡。

當時,巴黎聖母院也無法倖免:我們在大火前看到的聖母院立面,其實已是 19 世紀大翻修後的成果──原因是原本中世紀時的雕刻人物像,大都在革命期間被破壞得差不多了。 

那個時期,革命份子積極推翻舊體制,其中之一便是「將社會從宗教中解放出來」:在 1789 年所頒布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中,首先確立了法國公民享有信仰自由,之後被寫入於 1791 年的法國第一部憲法,天主教的勢力範圍因而逐漸縮小。到了 1882 年的《費里法》(Lois Jules Ferry),更從法治面推動「教育世俗化」(脫去宗教),明確分開學校和教會,教育體系終於交由法國政府主導,也確保了學生的信仰自由。進入 20 世紀,法國頒布了政教分離法後,至此徹底切斷天主教教會跟國家政權之間的糾纏。

由於 1905 年的政教分離法規定,法規頒布日前建造的「所有法國教堂都歸為國有」;加上受到當代法國世俗主義思潮和相關法規的影響──其實,包括巴黎聖母院在內、法國各地的天主教堂,今日多已純粹成為大眾流連忘返的「古蹟」;其凝聚信仰功能的「教堂」功能,早已淡化。

圖/#notredamedeparis@Twitter

政教分離的實踐,是否已經「矯枉過正」?

從「教會濫權」走向「宗教自由、世俗化」,經常被標示著法國的進步與革新,為何政教分離原則,如今在法國社會卻經常是個「敏感議題」呢?

我們先從法國的天主教徒說起:法國作為一個傳統天主教國家,即使歷經政權更替,民間仍有許多虔誠的天主教信徒。但他們多認為,在公領域受政教分離法的「過度管制」之下,私領域的「信仰自由」也會間接受影響而逐漸消失──例如教堂的人潮已被各國遊客取代,作禮拜望彌撒的信徒也因新世代對宗教傳統的冷淡、無感而逐漸減少,失去了原本的宗教信仰意義。

「法國人平日上教堂的人非常少,信仰僅僅是文化傳承中的一小部分。人們並不真的需要神,只有在危難時才尋求神。」法國友人這樣評論著他們普遍對信仰的看法。

在公開場合表現自己的信仰,甚至可能惹出麻煩:某次午餐我跟同學一塊吃飯,同學看到我脖子上的十字架項鍊,便開始聊起法國的政教分離法──那也是我首次接觸法國「世俗化」的話題。

原來,法國恪守「消除在公眾領域一切宗教符號」的原則,於 2004 年通過 一項法案 ,禁止公立中小學的學生穿戴明顯宗教性質的服裝及標誌,以作為捍衛世俗主義的具體實踐。

我明明只是為著自己的信仰而戴十字架項鍊,絲毫沒有一點影響他人信仰自由的意圖。但根據他們的原則,我的行為其實已經將近踩到法國政教分離的紅線了。一條十字架項鍊原來有那麼多意涵,真有點嚇人。

難怪,法國政治學家 Dominique  Moïsi 曾提出:「世俗主義,已經變成法國最主要的宗教。」

更大的敏感爭議,來自面對「其他」宗教信仰的挑戰與衝突

世俗主義在法國的實踐,對當地相對主流的天主教徒而言,已經有矯枉過正、反而侵犯宗教自由之虞,遑論其他宗教的信徒?它甚至更成為了引發社會躁動、「宗教對立」的導火線。

例如近年來,法國政府因奉行政教分離原則而發布的相關禁令,經常被認為是特別針對穆斯林族群,為了限制伊斯蘭教的擴張與影響力而設。

以 2016 年法國推出的「世俗化政策」為例:當時的背景,是法國遭受接連的伊斯蘭極端主義恐怖攻擊威脅,包括教堂被破壞、神父遭割喉、貨車衝撞人群⋯⋯等等。確實造成人心惶惶、也激化了境內不同族群、宗教間的緊張關係。

但當時,法國有 15 個都市,以「安全」和「政教分離」為由所推行一項新規定,卻引發廣大爭議:禁止女性去海邊時,穿著包裹全身的 Burkini 泳衣。官方的理由更令人匪夷所思:「這種泳裝代表極端穆斯林思想,已悖逆法國崇尚的宗教自由精神。」離譜的規範內容,讓人簡直不敢相信這是以「自由、平等、博愛」(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作為立國基礎的國家。

穆斯林佔法國總人口約 8.8% (2016年統計),已是該國第二大宗教,法國並是西歐穆斯林人口最高的國家。但在「世俗主義」、「政教分離」的框架下,穆斯林卻彷彿是被社會排斥、遺棄的邊緣族群:無法自由公開表達信仰外,又難以對法國宗教文化產生認同感,加上近幾年頻繁發生由極端主義者策動的恐怖攻擊、大量難民引起的社會危機⋯⋯種種因素,均使社會瀰漫對穆斯林的誤解與不信任,宗教間的摩擦與對立,也成了惡性循環。

未遭受大火前,友人所攝的聖母院照片。圖/Esther Chen 提供

重塑未來的關鍵時刻與機會

聖母院大火引發的悲痛,幸好終究只會是短暫,時光並不會停止在這一刻。修復工程或許浩大繁複,但她畢竟歷經多次攻擊、從未真正倒下,這次的浴火重生也毋需擔心。

反而是,由於對歷史的共情,大火讓世人的眼光齊聚、哀嘆巴黎聖母院的同時,也注意到它在許多天主教徒心目中,那儘管未能公開言明、卻無比神聖重要的地位──將心比心,法國境內因部分矯枉過正的「世俗化」規範,信仰表達甚至因此被侵犯、文化被剝奪的族群,其痛楚又何止於此?

「政教分離」的理想,或許不是靠「一律不準談」;反而是靠「自由表達、相互尊重」的公開討論,才能達成──法國社會或許已到了重新拿捏、定義「宗教自由」和「政教分離」間那條線的時刻。

若是上帝允許這場引起眾人惆悵的火災發生,我不禁想起雨果在《鐘樓怪人》裡所說:「關於這一切⋯⋯(聖母院)現在還有什麼存留給我們呢?」

在聖母院廣場上,有個標誌與法國各地里程距離的原點(point zéro),一切丈量從這個原點開始計算。象徵聖母院既是法蘭西文明的中心原點,也曾是世界文明縱軸的原點之一;也象徵她見證無數歷史後,因淬煉而出的寬容與接納,克服了無情的世事,橫跨 856 年至今。

一場大火,縱使很難扭轉可能愈趨極端的世俗化氛圍,但法國社會若能藉此與世俗主義展開深刻對話,更寬容地面對天主教,仍有機會激起長期對信仰冷感的信徒重回教堂的復興及渴望;更尊重伊斯蘭與各傳統宗教的歷史,接納彼此間的巨大差異,便有機會化悲痛為轉機, 帶來宗教和解的瑰麗。

執行編輯:張詠晴
核稿編輯:張翔一

Photo Credit:#notredamedeparis@Tw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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