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示威團體嗆:「我們在等待什麼?」──突尼西亞獨裁者出逃七周年,國家真的變好了嗎?

青年示威團體嗆:「我們在等待什麼?」──突尼西亞獨裁者出逃七周年,國家真的變好了嗎?

7 年前的今日(1月14日),突尼西亞獨裁者本阿里(Zine El Abidine Ben Ali)在全國示威浪潮中出逃,正式揭開西方媒體稱為「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的革命浪潮。當年示威的導火線,是一名青年不堪地方官員侮辱而自焚,背後折射出的除了對高壓統治的反彈,還有中東和北非地區的失業與嚴重通膨問題。

經歷跌宕的 7 年,儘管突尼西亞被西方媒體吹捧為「伊斯蘭世界的民主模範」,其經濟起色依然有限。在最大債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施壓下,突尼西亞政府公布新預算案,務求藉緊縮和加稅,將預算赤字減至 GDP 的 6%,以換取 IMF 繼續貸款援助。如此政策,令革命成功 7 周年紀念,要在新一波示威浪潮中度過。

本月10日,突尼西亞總理在公民抗爭現場。圖/Youseff Chahed Offcial Facebook

 

總理堅稱經濟回暖,青年不買帳:「我們在等待什麼?」

突尼西亞歷年GDP數據。紅線為每年GDP成長的變化;綠線為CPI(消費者物價指數)。圖表/IMF網站

 

時任總理 Youseff Chahed 堅稱,經濟正在回暖,2018 年是突尼西亞革命以來的「困難的最後一年」。這份保證在受困於嚴重失業和通膨問題的年輕人來說,卻是如此空洞,他們受夠了年復一年的忍耐勸喻,最近一周再次走上街頭,示威浪潮席捲多個大小城市。政府為求遏止示威,前後拘捕近 800 人,令外界質疑當局行動過火。

率先發起示威的青年公民運動組織「我們在等待什麼?」(Fech Netannew),名字正好體現這份對前景迷惘的躁動不安。其發言人 Henda Chennaoui 接受 Middle East Eye 網站訪問時直言,要明白這份不滿,必須明白自 2011 年(革命成功後),「民眾與政客達成某種(社會)契約,政客承諾在政治轉型後,須滿足人民的所有要求,尤其是改善經濟狀況。(因此)我們等待。2014年,什麼都沒發生,2015年,一樣,2016年和2017年也是沒有。沒有跡像顯示政治階層在做任何事,這是為何我們的運動叫做『我們在等待什麼』」。

去年6月,突尼西亞總理與大學生開心自拍。圖/Youseff Chahed Official Twitter

 

三頭馬車瀕臨崩盤,「全國四方對話」力挽

在不少西方論述中,突尼西亞被視為「阿拉伯之春」後的民主轉型典範。尤其是埃及軍方政變推翻民選的穆斯林兄弟會政府(名義上由與穆兄會關係密切的政黨組成),重回高壓統治後,突尼西亞更成為碩果僅存的寄望。但這忽略了突尼西亞 7 年來經歷的諸多起跌。

如上所述,突尼西亞人在革命後初年,主要在等候漫長的政治轉型,但等待到的是以「復興運動」(Ennahdah)為首的伊斯蘭主義者與世俗主義者之間的複雜角力。

最初,全國三大政黨還能一定程度上合作,2011 年制憲會議選舉後,身為最大黨的 Ennahdah 決定與另外兩個中左派政黨分享權力,支持 Ettakatol 秘書長 Mustapha Ben Jafar 制憲會議主席,CPR 領袖Moncef Marzouki 則出任過渡總統,再委任 Ennahdha 秘書長 Hamadi Jebali 出任總理。

但三頭馬車的政治平衡並不穩定,角力更在 2013 年達到高峰,兩名左派魅力領袖 Chokri Belaid(2月6日)和 Mohamed Brahmi(7月25日)先後被暗殺,伊斯蘭主義者被質疑是幕後黑手,引發巨大的政治危機,情況幾近失控。

惟幸突尼西亞總工會(UGTT)牽頭再次發起全國對話,不但再與突尼西亞人權陣線(LTDH)和突尼西亞律師公會(ONAT)合作,更歷史性邀請代表商界利益的突尼斯工業貿易手工藝聯盟(UTICA)加入為對話發起成員,建立「全國對話四方集團」。經過痛苦漫長的連月談判後,各方總算達成妥協,換上臨時技術官僚政府,重新制憲和全國選舉,令突尼西亞政局回穩。「全國對話四方集團」更因此獲頒 2015 年諾貝爾和平獎。

《突尼西亞全國對話》,總結14年脫困五大因素

2013年,突尼西亞政治研究協會成員,與普林斯頓大學教授 Helen Milner 在阿拉伯之春相關會議期間合影。圖/Hatem M’rad Facebook

 

突尼西亞政治研究協會創辦主席 Hatem M’rad 同年帶領團隊撰寫的《突尼西亞全國對話》一書,總結該國走出當年政治困局的 5 大因素如下:

一、全國對話的成就:全國對話並未解決所有最初提出的問題,但有效改善政治氣氛,為 2014 年底的國會和總統選舉順利舉行鋪路。

二、對立派系的妥協:全國對話力挽狂瀾於既倒,避免國家破產甚至內戰,尋求共識和務實的進程,團結了所有代表黨派和公民社會;有近鄰埃及的前車之鑑,各方都深知結果只有兩個:要不對話、要不內戰,不得不達成歷史性的妥協拯救國家。

三、「對話四方集團」的成員選擇恰當:後來贏得諾獎的對話四方集團之組成亦是關鍵。斡旋最初只由 UGTT(工會)、LTDH(人權組織)和 ONAT(法律界)牽頭,但後來感到有需要找 UTICA(商界)加入,在勞資對立不時發生的突尼斯,這極為罕有,也極有象徵意義。

四、阿巴斯(Houcine Abbassi)、艾塞布西(Beji Caid Essebsi)和加努希(Rached Ghannouchi)的果斷領導:UGTT 時任主席阿巴斯是對話四方集團的最重要領導人物,也是出色的談判老手,代表世俗派政治勢力的艾塞布西(後來擔任總統至今)和代表溫和伊斯蘭主義勢力的 Ennahdah 領袖加努希,皆努力尋求共識並願意妥協,三者缺一不可。

五、國際和地區領袖的貢獻:利比亞在格達費倒台後陷於分裂,歐盟、美國以至地區強國阿爾及利亞都不希望突尼西亞重蹈覆轍,以突尼西亞的地理戰略位置,一旦生亂將禍及地中海、馬格里布以至整個中東,這也是為何外國的外交官一直在推動全國對話進行。阿爾及利亞尤其擔心突尼西亞生亂會令恐怖主義蔓延入境,美國則希望找到突尼西亞模式以在其他阿拉伯國家推廣。

當然這些因素主要是描述全國對話時期的情況,但要探討今時今日突尼西亞的政治局勢,還是具有不少參考價值。

政治力量均衡、遠離地區角力、人口傾向單一:抗議失控機率不高

被推翻的獨裁者本阿里。圖/flicksmores@Flickr

 

「妥協」是突尼西亞得以走出內戰噩夢邊緣的最重要關鍵詞,世俗派和伊斯蘭主義者之間願意妥協,UGTT 為首的「全國對話四方集團」斡旋固然重要,但也有其他國內外因素。

回看 2013 年,出現世俗派和伊斯蘭主義者激烈對抗的不止突尼西亞,還有埃及:代表穆斯林兄弟會勢力的總統穆爾西,因軍方倒戈支持世俗反對派被迫下台,軍頭出身的塞西出任總統後,血腥打壓穆兄會──這教訓顯然對 Ennahdah 構成不少壓力,大部分世俗派也不希望出現類似埃及的亂局。

值得注意的是,突尼西亞在本阿里時代雖屬高壓統治,但該國軍方的力量相對而言是有限的,這點與埃及極為不同。穆爾西上台後,一直須提防勢力巨大的軍方反撲,故強行安插他視為友好的塞西,但最終還是被對方「出賣」。在埃及,軍方的力量始終是壓倒性的,只是在革命後被迫隱身,等待適當時機重新抬頭。對比之下,突尼西亞各方勢力相對均衡,並沒有哪一方具有壓倒性的力量,這樣各方勢力便有妥協的誘因。

地緣戰略環境和人口組成也是關鍵因素。突尼西亞位於北非一隅,遠離中東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的地緣角力,再加上有地區軍事強國阿爾及利亞的保護,不像葉門和敘利亞般逐漸變成代理人戰爭。

另外,突尼西亞人口以阿拉伯人為大多數,與位居少數的柏柏爾人大致相處和平,宗教上 98% 人口是穆斯林,幾乎都信奉遜尼派瑪利基支派,外國勢力幾不可能挑起種族或宗教的衝突(像敘利亞和葉門的遜尼派和什葉派衝突,不免有沙烏地和伊朗背後借力打力)。換言之,突尼西亞的世俗派勢力和伊斯蘭主義者角力,始終很大程度上留在本土,只要得到西方和阿爾及利亞的支援斡旋,演變成內戰或血腥衡突的風險,始終比其他國家低得多。

上述因素令突尼西亞成為阿拉伯之春的異數,因此筆者預測,示威潮最多只會限於零星衝突,不至於再來一場革命。儘管如此,最新一輪的反緊縮示威,卻也適時的提醒當局——當初誘發革命浪潮的經濟因素,始終還未消除。

政府昨日宣布會額外撥資 1.7 億第納爾,以津貼貧窮家庭和退休金領取者等有需要人士,受惠家庭約 25 萬戶,相信可稍息民眾怒火;畢竟示威者暫時也還未出現推翻現行體制的呼聲,只是要求政策變更。

「就業、自由和尊嚴」,七年後做到了嗎?

圖/مانيش مسامح Manich Msamah 臉書專頁

 

除了經濟之外,當時革命的另一訴求──恢復公義──同樣缺乏進展,甚至漸現倒退跡象。2015 年,諾貝爾和平獎花落「全國對話四方」的消息公布後不久,政府即提出限制公民社會組織監察國會的議案,又在國會阻撓對轉型正義機構的撥款,妨礙調查工作。

本阿里時代的高官亦陸續重返官場,國會以「和解法」之名變相特赦這些涉及貪污濫權的前朝權貴。同一時間,政府推動自由派議程,例如廢除對穆斯林突尼西亞女性與非穆斯林男性結婚的禁令,但如果留意到其時機幾乎與強推「和解法」重叠,則可明白這大概是試圖迷惑國際輿論的粉飾之舉。

以號召抵抗上述倒退著稱的公民運動「我不會原諒」(Manich Msamah)成員 Hamza Abidi 在接受「中東研究及資訊計劃」(MERIP)訪問時更直言,年輕人根本不會使用「民主轉型」的字眼,他們要求的只是汰舊換新,但現實是選舉、國會和政治機制仍然使用過時的框架,如今在位的人根本都是舊政權出來的人。

或許對比埃及、葉門和敘利亞這些失敗例子,突尼西亞的革命算是成功的——但也只是相對而言。西方傳媒為 7 年前的突尼西亞革命冠上「茉莉花革命」的動聽名字,但在突尼西亞人眼中,這是一場攸關個人和國家尊嚴的「尊嚴革命」(Thawrat al-Karāmah)。

如今檢視突尼西亞人當初走上街頭時的口號「就業、自由和尊嚴」,如今是否已然實現?「就業」嗎?可以看看過去一周的反緊縮示威。「自由」?對比本阿里時代,突尼西亞社會的異議空間確實多出不少,但仍有許多傳媒人、博客或藝術家被當局以言入罪,人權運動者指出虐待和酷刑等手段還未消失。「尊嚴」?對不少突尼西亞人來說,在就業和自由得不到保障之際,尊嚴似乎很遙遠。

執行、核稿編輯:林欣蘋

Photo Credit:Youseff Chahed Official Twitter、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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