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派與保守派的「黃金交叉」?從跨世紀的「頭巾禁令」說起──中東世界的女權課題(上)

世俗派與保守派的「黃金交叉」?從跨世紀的「頭巾禁令」說起──中東世界的女權課題(上)

沙烏地阿拉伯 6 月 24 日正式解除對女性的駕駛禁令,被視為中東女權進步的一大里程碑──有進步固然值得喝采,但若置放到性別平等的大框架下衡量,沙烏地只不過是踏出了微小一步,距離真正的平權,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女權是觀察中東的一大複雜議題,一來涉及艱澀的宗教詮釋,二來區內不同國家的情況也必然有異,無法一概而論。但從近年的發展,可以看到一個有趣的趨勢:原來被視為較世俗開放的國家如土耳其和突尼西亞,似走回較為保守的路線;反之,過去相對保守封閉的國家如沙烏地和伊朗,則不時出現女權突破──即使只是進展還很微小。

而看似背道而馳的兩組案例,背後卻又隱約透露著詭異的相似之處,即這些變化都是原先社會高壓鬆動下的反彈。

率先祭出「頭巾禁令」的並非西方國家,而是土耳其

在被視為較世俗開放的國家,頭巾(hijab)可算是女權爭論中的最大焦點。說起頭巾問題,大家也許只對歐洲的相關爭端有印象,其中尤其以法國於千禧年初,按世俗(Laïcité)原則,在國營學校禁止頭巾,惹起的風波最大。這或許令大家忽略了幾近同一時期,土耳其都存在類似爭議,事實上,首個發出類似頭巾禁令的國家並非法國,而是土耳其。

圖/Roman Sigaev@Shutterstock

自凱末爾執政推動世俗化以來,土耳其政府一直鼓勵女性放棄在公開場合戴頭巾,但未有明例禁止(凱末爾只禁止男性的菲茲帽),直到 1982 年的新憲法才有明文規定任職公共機構人士的衣着,如「女性公務員的頭部不得覆蓋」,變相禁絕頭巾以至罩袍等裝束,此一規定後來還延伸到大學。

儘管法令執行於管控學生方面不算非常嚴格(大多不影響畢業),但戴頭巾的女性想當教師、醫生、護士、律師、法官或公務員等,基本不可能。

然而,隨着具有宗教主義色彩的正義與發展黨(AKP)上台執政,風向逐漸有變,無論是艾爾段(Recep Tayyip Erdoğan,現總統、曾任總理)、莒內(Abdullah Gül,曾任總理、外長、總統)還是達夫歐魯(Ahmet Davutoğlu,曾任外長、總理)等黨內巨頭的妻子,都曾因頭巾捲入世俗派的批評和質疑。

最終在 2007 年,艾爾段政府終於以憲法修正案取消上述條文,令頭巾禁令變相廢止(艾爾段當時宣稱,自己支持世俗主義,但認為頭巾禁令的觀點過於狹隘,女性應有權透過服裝表達信仰)。世俗派當時強烈抵抗,連憲法法庭也一度研究以違憲為由取締 AKP,幾乎重演 2001 年美德黨(Fazilet Partisi,AKP 前身)遭禁的歷史,但埃爾段最終安然渡過政治難關。去年連傳統上被視為世俗派守護者的軍方也取消了頭巾禁令,可見政治形勢的大改變。

類似情況也可見於突尼西亞,自獨立後總統布爾吉巴(Habib Bourguiba)推動世俗化改革,頭巾也是其一打擊對象。1981 年通過新法律,實際上禁止出任公職的女性戴頭巾,後來亦擴展到教育體制,

布爾吉巴。圖/維基百科

到本阿里專政的時代,突尼西亞政府甚至主動派人強迫女性除下頭巾,拒絕者隨時會受攻擊。這點在「尊嚴革命」(西方稱為茉莉花革命)後漸見變化,隨着奉行宗教主義路線的復興黨(Ennahda)掌權,頭巾禁令亦被解除。

上述世俗程度較高的國家,其世俗化政策的基礎,往往來自專制管治力量強行推動,藉此打壓宗教主義力量對社會規範的影響力。但隨着世俗化政策的守護者實力大不如前──例如土耳其軍方受制入歐規範干政能力受壓、突尼西亞則是獨裁者倒台,原來的社會規範開始有鬆動。

戴著菲斯帽的馬哈茂德二世。圖/維基百科

禁令解除了,然後呢?

然而讀者們大約不免要問:頭巾禁令解除了,後來呢?筆者恰好近年都有到土耳其和突尼西亞旅行,正好從旅途上遇見的朋友口中探得情況:

對希望戴頭巾的女性來說,禁令解除自然是好消息,她們再不用因為對信仰的理解受到實際上的歧視,但對那些不想戴頭巾的女性來說,解禁卻帶來新的麻煩──當社會的主流價值觀由昔日世俗化變成宗教主義,卻又有可能重新扼殺她們的選擇權。

在突尼西亞,筆者曾聽過在當地學阿拉伯語的華人女生說,革命過後首都突尼斯街頭戴上頭巾以至是罩袍的女性愈來愈多,在這情況下,有些女生反而感受到「不得不戴頭巾」的社會壓力。

在土耳其,這點更誇張:一位在當地工作的香港朋友向筆者透露,尤其是在前年流產政變後,不戴頭巾的女性現在很難進入政府等公共部門工作,這跟昔年戴頭巾者被拒諸門外的情況恰好相反,只是受壓迫的換了另一批人。

沙烏地年輕王儲的改革大計

而那些被視為較保守封閉的國家,則有不同「國情」:以沙烏地阿拉伯為例,最新成為全球焦點的女性駕駛權解禁,便是一大議題。沙烏地的政治社會體制,很大程度上基於王權(紹德家族)和神權(極保守瓦哈比教士階層)的結盟,亦因此在社會文化上,瓦哈比教士的影響力非一般地高,沙烏地直至今年 6 月底前,都是全球唯一禁止女性駕車的國家,只是其一例證。

沙烏地壓制女權的最關鍵一環,其實是所謂「男性監護人」(male guardianship)制度──任何一位沙烏地女性都必須有一位男性監護人,可以是父親、兄弟、丈夫甚至是兒子,有權代表她作出許多決定,例如女性須獲男性監護人才可申請護照和外遊等。

不少觀察家都指出,沙烏地解禁女性駕駛權有其現實意義,主要是王儲穆罕默德想塑造開明形象討好西方和年輕一代國民,以及增加女性投身私人就業市場的誘因,以滿足其經濟改革大計等。

但談到能否廢除男性監護人制度,穆罕默德雖表達有此意願,卻又承認困難,暗示短期內不可成事。他今年接受《大西洋》雜誌訪問時回應相關提問時稱:「如果我對這問題說好,這意味着我為那些不想給女兒自由的家庭創造問題。」

儘管仍有許多可議之處,但沙烏地的女權突破並非偶然,這是一代又一代的沙烏地女性所爭取的結果。以女性駕駛權為例,開啟抗爭先河的標誌事件發生於 1990 年 11 月 6 日──47 名沙烏地女性在首都利雅得一同駕車上街近半小時,正面挑戰禁令,其後受到政府多年打壓,但仍有沙烏地女性致力爭取改變,才能因緣際會在王室尋求改變時達成目標。

長年在沙烏地採訪的美國記者凱倫豪斯(Karen Elliott House)在著作 On Saudi Arabi: Its People, Past, Religion, Fault Lines-and Future(台版譯名為《中東心臟:沙烏地阿拉伯的人民、宗教,歷史與未來》,可參考換日線書摘)指出,在今時今日的沙烏地,女性角色的抗爭愈見激烈,年輕女性對個人成就比母親一輩有更大期望,主因是教育改善和尤其是外在影響──旅遊和互聯網等影響。

前任國王阿卜杜拉已開始支持擴大女性的社會角色,沙烏地的許多女權改變都在他任內出現,例如容許女性投票和進入國會等,儘管改變的實際內容不多,但仍具象徵意義。

在上述《大西洋》訪問中,穆罕默德再次將沙烏地轉趨保守,歸咎於 1979 年伊朗伊斯蘭革命的刺激,並舉例指男性監護權雖是社會風俗,但直至伊朗變天後,憂慮宗教領袖地位被奪的利雅得才將其成文立法嚴格執行──那麼在伊朗又如何呢?

即使變化緩慢,伊朗亦非「絕對保守」

2006 年上映的伊朗經典電影《花漾足球少女》。圖/IMDB

2006 年上映的伊朗經典電影《花漾足球少女》(Offside;港譯《越位女球迷》)刻畫出女性球迷被神權政府禁止踏足體育場館,故千方百計想偷偷混入球場,支持國家隊晉級世界盃的故事。

事隔多年,就在連沙烏地也在穆罕默德主導下,解除類似禁止女性進入球場的法令之際,伊朗卻仍維持自 1980 年起訂立的禁令。但在剛結束的俄羅斯世界盃,德黑蘭卻又意外網開一面──在國家隊分組賽對戰西班牙的出線關鍵戰前,德黑蘭省議會迅速通過法案,批准女性進入亞扎迪球場觀賞賽事直播,女性球迷因而得以蜂擁入場,拍照留念並創造歷史。

儘管開賽前一度傳出變卦,但在民眾鼓躁抗議下,一眾女球迷最終獲准入場。有消息指應是總統魯哈尼直接下令批准,但政府會否進一步廢除禁令尚待觀望,畢竟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的取向也很重要。

一如沙烏地的例子,伊朗女權的抗爭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甚至更早得到認同與關注──諾貝爾和平獎首位穆斯林女性得主,正是 2003 年的伊朗女權律師伊巴迪(Shirin Ebadi),頒獎理由是她對民主和人權的努力,尤其是推動女性和兒童權利的抗爭。

伊朗女權運動人士 Ghoncheh Ghavami 向美國中東政評網站 Al-Monitor 稱,伊朗女權狀況確在改善,也許進度快慢有爭議,但比沙烏地更為深耕細作,不是出自某種突如其來的指令。

伊朗女權律師伊巴迪(Shirin Ebadi)。圖/維基百科

「世俗」與「保守」間的平衡,有賴高壓維繫

無論是沙烏地還是伊朗,絕非某些外界評論想像中的「絕對封閉」,也許他們的執政者在宗教上保守,對女權處處打壓,但不代表這些國家的女性一無所感,不少人仍會受到外來思潮影響,逐漸醞釀與當權者不同的社會想像,不甘受限,並透過抗爭找尋出路。

適逢政治氣氛變化,沙烏地有王儲亟力展示開明形象,伊朗也由相對溫和務實的政客執政,對強硬保守派構成牽制,皆令女權限制有所鬆動。

有趣的是,這跟世俗化中東國家在女權上走回較保守思維的情況,有異曲同工之妙,反映無論是高度宗教保守化,還是高度西方世俗化,都依賴某種高壓統治來維繫,並非中東社會的理想平衡點。一旦高壓失效、減弱或變調,自然像鐘擺般向相反方向晃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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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編輯:張詠晴
核稿編輯:林欣蘋

Photo Credit:Yulai Studio@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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