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倫敦,想像台北成為一個文化多元的城市,會是什麼光景?

我在倫敦,想像台北成為一個文化多元的城市,會是什麼光景?


東倫敦 Broadway Market 一隅。圖/Aaron Hsieh 提供

倫敦的活力泉源,除了市中心五光十色的表演和夜生活之外,最具體而微地展現便是散落各個小區的假日市集。

假日市集總是很節制地只在假日出現,那多少替討厭無聊生活的人創造了一點期待,那種當所有事物並非唾手可得的時代的期待。

倫敦小吃不便宜,選項卻很「國際化」

不同的市集自有不同的調性,二手物品、古著、手工小藝品、唱片、蔬果等不一而足,但也許最能替一個市集定調的,還是他的小吃區(Street Food)。雖然說是小吃,但和台灣的庶民小吃又不全然相同,這最主要顯現在兩個層面:國際化的料理和不怎麼庶民的價格。

有別於小吃就是要便宜的直覺,倫敦的小吃價格大概也都在 £4─£6 (約台幣 160─240 元)之間,這通常只包含了一個主餐──也許是一捲 Burritos(墨西哥捲餅)、也許是一碗 Pad Thai(泰式炒麵)、也許就一份 Chicken Tikka(印度烤雞)。如果要加點飲料和其他配菜(Sides),一餐也可以吃到 £8(約台幣 320 元) 左右。

與之相較,麥當勞的超值全餐約 £4.5(約台幣 180 元) ,商業午餐約 £10(約台幣 400 元) ──對比之下,小吃的價格對於受薪階級而言算不上真正便宜的選擇,但單就「國際化」的選項而言,街頭小吃還是充滿魅力的。

有趣的文化觀察:一間只有黑加勒比人的日式料理店

這天我也抱著一點思鄉的情緒到了東倫敦的 Broadway Market 覓食。當我經過一個 Ton Katsu 的日式豬排攤的時候,一位黑加勒比人正在向南歐面孔的白人同事介紹 Katsu 的原始意義,聽上去挺有意思,但總感到哪裡有些不太對勁。

仔細觀察,「啊,原來這一攤一個東亞面孔的員工也沒有啊。」這在倫敦確實是挺稀奇的事,因為倫敦就是這麼一個人種豐富的地方:在 Kebab (土耳其烤肉)店裡頭找得到土耳其人、在 Tapas (西班牙下酒小菜)店裡看得到西班牙人、在賣 Pho(越南河粉)的店裡找得到越南人,那都是可以預期的事,在中餐館裡只講中文也是有可能的。

於是乎,這一個這麼日系的攤販裡,竟沒有日本人(或至少東亞人),確實不太尋常。但若再深入一想:為什麼這明明在台灣見怪不怪的事,在倫敦卻會引起我的注意呢?

創意泰式料理小吃攤。圖/Aaron Hsieh 提供

在台北生活的時候,我絕不會預期一家義大利麵店一定會有義大利人;到壽司店如果真有日本來的師傅,大概會是個賣點,但也並非絕對;而泰國餐廳月亮蝦餅的故事(註一)大家也都熟悉了。在台灣,我們壓根不會預期到什麼國家料理的餐廳吃飯,就要遇到來自「那個國家」的人吧。

這並不是說來自不同國家的人在台灣不存在,只是他們的數量不會多到讓我們產生這樣的預期;相較之下,倫敦的規模和多元性,便很自然而然地能讓人產生這種文化預期。

文化資本與國際化

我不禁想像,如果台北也成了這樣一個人種和文化多元的地方,會是什麼樣的光景。

從好處來說,生活在一個人種和文化多元的城市,人就有比較高的機會取得更多的文化資本──一種對於不同文化、人種、生活方式等差異的認知(註二)。而一個城市市民的文化資本越高,他們就越有可能合力創造出一座偉大的城市──如果我們相信偉大代表的是國際化、充滿創意能量、洋溢自信的地方。

為什麼擁有比較多的文化資本可以產生這些效果呢?我認為的原因如下:

一、文化資本是國際化的先決條件

國際化的本質就是對其他文化的認識和包容。

你很難說一個人或地方非常的國際化,但他卻不認識或不願認識其他文化或生活的可能。包容比較困難,但如果是平常就能接觸到的事物,即使再不喜歡,也能建立基本的認知,而這樣的認知數量越大,就越能促進一個人對新事物或不同事物的理解力。

這樣的人的預設不再會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人人得而誅之」,而會更接近「這件事和我不同,我不太喜歡,但我知道有這樣的一群人喜歡那樣的生活方式」,於是對話和合作便有了基本的可能。

二、文化資本是創意的來源

創意很少是無中生有的,創意最常見的形式,是來自現有元素的重組。

想像你只有一盒 2x2 的方塊積木,而且全部是同種顏色的,而你身旁的人的積木不僅色彩繽紛,形狀和厚度也各有不同。在同樣的遊戲時間下,誰比較有機會創作出創意的作品呢?

倫敦、紐約和巴黎同時成為音樂、服飾、戲劇等多個領域的領頭羊並不是偶然,就和台灣本身作為東亞飲食的創意引擎一樣:一個地方能夠納入的多元資源越多,就越能激盪出創意的火花,而這種創意能夠把偉大輸出本地,進而擴大城市本身對於人群的吸引力。

三、文化資本可以幫助建立自我意識和自信

不認識他者的人最常陷入兩種思維模式:過度自我歸因或過度自我膨脹。所以如果處於相對劣勢時,很容易就把問題歸咎於自己不好的部分,並把自己想得一無是處;而當比較處於優勢時,又過度放大自己的優點,而不能認識到某些文化的習慣,也許是在不同情境下更有優勢的做法。

如果這些對於不同文化的認知,再也不必非得花費大量資源飛到國外就能取得,而能用很低的成本在日常生活中頻繁接觸,我們就能更公平地比較不同生活方式代表的好處跟壞處、理解自己目常生活方式所贏得和犧牲的東西,更有自信的選擇自己的生活,不再一味羨慕外國的月亮、不再疑惑自己是誰。

自在的老闆與牙買加香辣雞攤販。圖/Aaron Hsieh 提供

如何讓台灣成為多元文化的中心?──我的建議

至於要怎麼讓台灣也成為這種文化多元的中心呢?我認為可以從下面兩點著手:

◆ 讓更多的台灣人出國歷練,並把這些從國外取得的文化資本帶回台灣。不是以單純批判的角度,而是從完整的脈絡介紹和倡議,把資本分享給沒機會出國的同胞。

◆ 讓更多來台灣的多元人種留下來,並協助他們建立自己的社群。不再把群聚的其他人種當成應被管制的亂源,而是投入資源讓不同人種之間的互動成為可能。

這兩件事都不容易,在政策制定上需要權衡的事項也仍在交鋒。但幸運的是,台灣也確實已經有人在開始實踐了。前者如關注國際經驗分享的換日線專欄,後者如關注東南亞移工議題的 One-Forty 等。

倫敦的多元性當然也有它附帶的缺點,一如泰晤士河南北所隱含的階級軸線。但作為一個城市裡的少數族群,我很難想像若不是這座城市的包容性,我的倫敦生活如何成為可能。而我相信我們的家園也可以成為這樣的地方。

註一:月亮蝦餅並非起源於泰國的菜色,而是台灣泰式餐廳的發明。原生的泰國蝦餅為「金錢蝦餅」(tod mun goong),同為蝦醬製作但口感較不薄脆。
註二: 這裡純粹把文化資本視為對不同文化的認識程度,而非 Pierre Bourdieu 在《資本的形式》(The Forms of Capital)一文中精確定義的文化資本。


執行編輯:HUI
核稿編輯:林欣蘋

Photo Credit: 謝宗廷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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