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電影已死」,還是正在脫胎換骨?——從「黃秋生面嗆成龍」假新聞事件說起

「香港電影已死」,還是正在脫胎換骨?——從「黃秋生面嗆成龍」假新聞事件說起

從黃秋生事件講起,「香港電影已死?」

「電影」早在 19 世紀末,就由西方世界傳入香港。1940 到 1960 年代,由於二戰和國共內戰前後,大量資金與人才從中國流入香港「避難」,也造成香港的電影工業進入黃金盛世,取代了 30 年代的上海,成為「華語電影」的中心。

此後,「港產電影」在每一個世代,都出現了不同的浪潮,其浪潮根基於不同世代的價值(例如港產片逐漸均以粵語為發音),也不斷地像「心靈催化劑」一般,影響著變遷中的香港,不同的世代價值。

所謂「黃秋生嗆成龍事件」假新聞,自然是在「政治因素」下,被媒體刻意扭曲所致——黃秋生過往向來以敢言、直言著稱,媒體自不放過其言論,所以當他說出「我們每年都有香港電影」的結語時,也很快地就被媒體「以訛傳訛,自由解讀,甚而加添、互傳一段從不存在的片段」——摘自黃秋生臉書聲明。

圖/黃秋生 臉書專頁 


就像成龍當時,其實也沒說出「香港電影已死」這句話,此段被斷章取義的話,本人解讀是「不是分你我他,而是一起為華語電影來努力,共同走向國際」——他在後續的訪問中,也同樣指出中國電影如《戰狼》等,不能算是中國電影真的成功打進歐美市場。但因為他的「政協委員」身份敏感,自然也很容易被媒體拿來操作。

黃秋生本人身為資深演員,歷經香港電影的興盛與衰落,我想在他內心是有所感觸的,他會說出:「我們每年都有香港電影!」這是身為香港電影人,一句給彼此打氣的話語。

但當今媒體謠言傳播力驚人,不出幾個小時,這段話竟被無中生有地變成了「黃秋生當眾質問成龍:代表中國還是香港」。好在同樣因為傳播發達,事實真相也很容易被檢視出來,這種不攻便可破的事情,於是很快就收場。

但藉由這個事件為引子,在此我真正想要討論的是,未來的「香港電影」之路,該怎麼走?

吳宇森的「英雄本色」,與陳果的「香港製造」

要說「香港電影史」時代實在太久,我們不妨就從近代香港電影說起。常有人問我,如今香港電影最大的「性格」在哪裡?我常說除了劇情以外,就是「粵語」,串起了香港的靈魂:比方在周星馳的過往電影中,很多細緻幽微的搞笑橋段,只有懂粵語的人才能「聽」得出其內涵——常有香港人跟我說,周星馳電影一旦配了音,就沒那麼好笑了。但畢竟也是因為華語配音,才能讓其電影傳入廣大的華語市場裡。

吳宇森的電影,則是開始把「香港英雄魂」打入好萊塢的一個指標性人物,再來就是徐克唐季禮等等。武打動作指導如袁和平,自然也跟著進了好萊塢,參與大片《駭客任務》The Matrix

但在國際資本、商業利益考量的影響下,在香港電影「走向國際」的同時,「香港本地」的電影資源,也開始長期為幾個資深大導所把持——畢竟香港這塊土地太小,新人要出頭難。香港電影,自此開始走向「大與小」的時代:像吳宇森或徐克,仍把持大量的資源及資金拍片,而陳果於 1997 年拍的香港製造(Made in Hong Kong)卻仍只能採用過期底片。最後在劉德華的資金支持下才將此片拍成——《香港製造》之後在香港電影金像獎、金馬獎、與諸多國際影展中獲獎無數,才開始讓香港重新思考獨立電影導演的重要性。

《香港製造》之後在香港電影金像獎、金馬獎、與諸多國際影展中獲獎無數,才開始讓香港重新思考獨立電影導演的重要性。圖/維基百科


多年以後,吳宇森回到華語市場。從他所有拍過的片再重新審視這位導演,專業影評人還是普遍認定 1990 年的《喋血街頭》(Bullet in the Head),才是他此生最具代表性的一部作品,而非其商業上最為成功的《英雄本色》

簡單來說,如要說是中國大陸資金「消滅了」香港電影,不如說香港電影的「問題」,根本從來都在自己身上。

吳宇森於 1990 年所拍攝的《喋血英雄》。圖/維基百科


「中資」與「港魂」

2002 年的《無間道》(Infernal Affairs),把「港產電影」再度推向高峰。《無間道》二、三集「注入中資」(東方神龍影業有限公司參與投資製作)後,雖在香港本地電影票房不若首集成功,但「港魂」仍在,且成功於中國大陸市場上映。

然而在無間道系列的「神助攻」後,卻是香港電影後繼乏力的開始。甚至有人稱為「港產電影的黑暗期」。

為什麼會造成香港電影的黑暗期?因為除了警匪片還是警匪片,題材的空洞與影業人才的嚴重斷層,讓香港電影摸索不出方向——部分商業大片導演又太往中國市場靠攏,例如王晶一系列的「賭片」,拼命地想要把香港元素與中國方言混在一起,贏了(內地)票房,卻失去香港電影應有的態度。

但也有例外,例如筆者認為,杜琪峰算是一個比較有「香港性格」的導演,他第一部有中資(北京海潤影業)投資的電影,片名叫《毒戰(Drug War)

在後續訪問中,杜導演透露過,當時其實仍「擔心電影審查會不過關」,但最後卻沒發生這個問題:因為電影主題符合當時北京當局政令——「緝毒與打貪」的「政治正確」;而另一方面,本片有因此失去「香港性格」嗎?杜琪峰的電影風格仍然鮮明存在。

說真的,這其實端看電影人如何巧妙地在「時局」與「市場性」中,找出自我空間與定位。

香港電影看似「國際化」,但卻不時過於自我封閉——從香港金像獎相對金馬獎的「排外」(如導演必須是香港人、同時需至少有六個工作項目的指導為香港人等)很容易看出端倪。

但所以過於自我的「香港性格」真的是好的嗎?如果香港電影無法在英國殖民文化與中國文化中,重新找回自我態度的客觀自省,而還是停留在《古惑仔》時期的眼界,不願意正視世代的改變,再把題材多元化、多點內涵與深度,則其題材和格局的侷限性,恐怕才是香港電影如今真正得去面對的真相。

例如,在 2011 年上映的《喜愛夜蒲(Lan Kwai Fong)這個「純港產電影」與其後續的第二、第三集,沒有任何的所謂中國資金、力道介入,但以極為空洞的方式,敘述香港的蘭桂坊文化,看不見過往的港片魅力,卻還一連拍了好幾集,這又怎麼解釋「香港性格」呢?

2002 年的《無間道》,把「港產電影」再度推向高峰。圖/維基百科


大量的「內陸人」進入香港地區,香港世代文化的衝擊與危機

當然,所謂「香港電影已死」的爭議背後,更多的是反應了香港人自我認同的衝擊與危機。

我的香港朋友告訴我,現在新一代港人會說「純粵語」的,已經不多了!在來自「內地」大量的移民湧入、普通話的強勢、中央政策的收緊、教育體系的建構、社會福利政策的瓜分⋯⋯等等條件下,「回歸」後的香港,反而比較像是「被侵略」。

但除了這個原因之外,香港社會本身較為「功利主義」的主流社會價值,可能也不利於其電影等文化土壤的豐富與多元。

比方說,許多香港朋友的認知:「我們是世界的金融中心」,晚上 9 點多美股開盤以後都在盯著盤看。記得之前,一位香港朋友對我說:「這幾天市場因為美國攻打敘利亞,是入市最好時機!」我說:「我關注的是處於戰火中、流離失所的敘利亞人民。」結果反被他回:「你一點都不懂國際局勢。」

當然個案不代表全體,但個人認為這類認知上的差距,就是香港存在已久的「文化危機」——當關懷與人道精神變少了,一切都以資本報酬與財富收益為依歸,這樣功利至上的集體社會氛圍其實一直存在,如今則因為與中資「合拍片」的興起而面臨更大的挑戰,也就是導演杜琪峰在《彭博商業週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專訪中所直言不諱的:「電影就是門生意、要有市場⋯⋯難在要保留自己,也要有票房。」

我想,黃秋生所要表達的,應也是對整個香港社會的感嘆,而非只單純是在講電影而已。

近期的香港電影反思

2017 年的電影《追龍》(Chasing the Dragon),再重新詮釋了過往英國殖民時期的社會氛圍,也重現當年的 《五億探長雷洛傳:雷老虎》(Lee Rock)電影風光,其編導、美術、剪接、音樂及攝影,均屬可看之作,不少影評認為它找回了香港電影特色、也注入了新的觀點,連很多香港人都不相信,本片居然是由「爛片之王」,王晶導演。

此片在多國上映,當然也包括中國大陸跟台灣。我們想想身為台灣人,有多久沒看過港產的院線片了?

雖然這是一部成功的電影,但香港電影實在不能再一直從過往的題材中挖——過了 26 年重新再拍,那位「雷洛」依然還是劉德華飾演,但我們對新一代的香港演員卻認知不多,這也是港產電影的一個人才斷層危機,及必須去省思的課題。

比較好的方向是:香港的電影人們,一直很努力地在反思,並嘗試找回過往香港電影的特色與魅力。

但其實,香港電影本身就在商業考量下,仍保有其多元特質與魅力,如許鞍華導演等不同於商業主流片型的導演,仍很努力地拍出具省思價值的港產片——其實與其說他們在拍「港片」,不如說他們是在創造一種電影創作下的堅持,而不是用「港片與否」來劃定自己的界線。

最後,香港電影或戲劇,所應該要做的事是「走出去」,更多元與更包容,而非停留在所謂的「香港性格」或被所謂的「政治正確」所定義——畢竟舊時代已經過去,新的世代正在醞釀發酵,而香港電影的技術、底蘊仍是存在的。

如何在「政治風向轉變」的環境下,巧妙地發展出另一個香港電影的新契機,考驗著電影人們的智慧。

執行編輯:鄧紹妤
核稿編輯:張翔一

Photo Credit:維基百科、r.nagy@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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