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共和國」之中,那些「明哲保身」的年輕人們──沒有社會企業的土壤,光向歐洲看齊有用嗎?

「三星共和國」之中,那些「明哲保身」的年輕人們──沒有社會企業的土壤,光向歐洲看齊有用嗎?

企業之前,先談談社會

在談論社會企業的時候,明顯可以從兩個不同的面向切入:一為「社會」,二為「企業」。

當我們談到企業的「社會基礎」,指的是大眾對目前各種社會議題的敏感度與認知程度──對於社會企業來說,如果社會基礎工作做得不好,會造成社會企業營運的成本過高,也需要更多的成本,來對消費者進行溝通與教育的動作。

而在現今的韓國,企業的「社會基礎」如何?

圖為我們訪問的南韓青年──劉建輝。出生於韓國的他,父母皆是生活在韓國的華僑,於台灣求學至高中。


「大企業共和國」

在 1953 年 7 月,韓戰結束,南韓經濟面臨大蕭條(高達 40% 的失業率,重要基礎建設幾乎全數遭到破壞),百廢待舉。

政府於是開始透過扶植大企業的方式,喊著「滲透式經濟」的口號,希望透過扶持大企業的發展,帶動國家經濟成長,並且希望大企業能進一步成為南韓中小企業的領頭羊。

半個世紀下來,歷經亞洲金融風暴、全球金融海嘯等考驗,南韓經濟在這個「有所調整,但從未改變」的大方向下,在整體數字上,誠然創造出不可小覷的亮眼成績。

但深入民間產業、社會後,很容易發現──實際上大企業只肥了自己。

眾所周知,韓國以三星集團為首的十大企業,近年來總資產相當於南韓年度 GDP 的八成以上。而曾任三星集團高管的金勇澈,於 2007 年撰寫的《三星內幕》當中,一句「現在的韓國,早已不是民主共和國,而是三星共和國」,更讓「三星共和國」或「財閥共和國」、「大企業共和國」等稱謂,成為對韓國社會傾斜財團,沈重的批判與嘲諷。

儘管如此,南韓歷任政府,依舊高度推崇資本主義,缺乏有效的制衡與監督下,更讓大企業的資本與影響力不斷壯大──從近年來許多政商弊案接連爆發,更可見南韓大企業對政壇的影響力。

然而如此的資本主義導向,對於初出社會、無顯赫社經背景的南韓年輕人而言,是如何看待的呢?

年輕人的「生存之道」:心中有疑慮,但現實太強大

談論到對南韓「大企業共和國」的看法,建輝略帶無奈地表示,其實自己的生涯規劃目標,也是進入大企業。

他說自己想要進入三星、現代、LG⋯⋯等南韓大企業,首先自然是由於大環境潛移默化的影響──大眾總是認為大企業才是生涯首選。即使如今三星集團等爆發弊案,許多人仍然相信,大企業會有「自我改革」的能力。

再者,長年不受韓國政府重視的中小型企業,即使順利成長,也勢必歷經轉型期──此時先前員工多會面臨離職或轉職的難題。

然而此時已不再年輕、且擁有的是「小企業工作經驗」的人,南韓的大企業普遍傾向「自家培訓」,絕大多數不會願意收留──南韓各大企業間仍多數存有「門戶之見」,鮮少雇用曾就職於其他企業、尤其中小企業的員工。

換言之,如果沒有在剛入社會的頭幾年,便進入韓國的大企業「卡位」,很可能機會之窗就此關閉──這樣「不可逆」的生涯抉擇,讓多數韓國年輕人,仍然以進入大企業為優先選項。

尤其,早先韓國的三大名校「S.K.Y.」──首爾、高麗、延世大學的畢業生們,深受大企業青睞,企業多選擇將工作機會留給他們,甚至自實習期就重點培養;然而現在由於韓國企業大舉向外擴張市場,加上「富者恆富」的菁英子弟,擁有更為傲人的學經歷(如哈佛、耶魯、史丹佛等學歷),如今即使畢業自「SKY」的本土優秀學生,工作機會也被壓縮。

大企業更是不惜逼迫高齡主管辭職,將機會讓予有良好學歷和強大競爭力的年輕人們──這是韓國大企業的運作常態。

於是,為了「錯過不再」的機會,加上「自我實現」的慾望,建輝坦言,在如今韓國社會的現實下,像他一樣的年輕人,並不會「特別為了與眾不同」或「標新立異」,選擇進入優勢明顯不突出的中小企業、新創企業。

居住正義與無殼青年

以資本出發,韓國還有一敏感的議題──居住正義。

臺灣現今由於低薪資、高工時,且物價、房價相對所得日趨升高等狀況,因而產生了大量的「無殼蝸牛」族群──意即無法擁有自己的房子可供居住,僅能租房維生,抑或與父母同住,實非傳統意義上的「獨立」。

而韓國青年無房可住的狀況,則更為嚴重,主因除了上述之外,還包括韓國特別的租賃傳統──「傳貰」。

韓國觀光景點常見之青年導覽人員。


在「傳貰」的傳統制度下(根據調查,現今南韓仍有約四成左右的房東採用傳貰制),租客在一開始租房時,便必須繳交相當於「房地產總值約 1/2 到 1/4」的鉅額「保證金」,供房東投資或孳息,租期結束後才全額返還──換言之,南韓剛出社會的年輕人,即使只是在外租房,也多半需要向家裡拿一大筆錢,才能租得起。

對於這樣的問題,建輝則認為現今東亞等「工作競爭力強」的國家,青年多面臨同樣狀況。只要等待工作上取得成就後,再來買房、買車,因此目前儘管無奈,但暫時依賴父母金援或住在家裡,並不是太大的問題。

這樣的社會,什麼樣的基礎?

然而,上述「企業共和國」與「居住正義」的問題,似乎都導致一個結果:

「年輕世代也極少為他人著想、服務──但並非是因為不願意或自私自利,而是實際上自顧不暇無能為力,因無奈而生成的自保心態。」

當建輝這樣告訴我們的時候,其實也代表了南韓從事社會創新的社會基礎,實際上很薄弱──因為自己都在挨餓,哪有心力管別人受凍?我們從建輝口中,聽到對生活的一絲無奈。

同樣的問題,一樣發生在台灣社會企業發展的現況當中。

反觀歐洲大陸呢?

歐洲在相對之下,非常成熟的社會條件中發展社會企業──如社會制度、人民教育、消費者教育等。

但南韓不是、台灣也不是:許多社會基礎工作做得不夠完善,造成社會企業的營運成本過高,也導致許多社會企業工作的內容,其實是「社會基礎工作」──完全虧本,只是傳達「理念」。

而即使少數社會企業能有盈利的能力,當他們將利潤全數拿來回饋社會之後,更沒有多餘的資源用來進行宣傳與社會教育,擴大「社會基礎」──最後,導致只能在「已經具有社企理念」的同溫層中建立商業模式,甚至彼此在同一個市場、外加其他非社會企業的同質競爭之下,承受惡性競爭的苦果。

社會基礎,從制度下手?

或許,在我們討論「向歐洲學習」或「看齊」之前,首先我們必須承認的是──不論韓國或台灣,其實都不是「先進國家」,而是「後進國家」。

當我們開始發展社會企業的時候,制度上的模仿往往是最容易的,然而最重要的問題,卻是這些社會制度有沒有「充足的社會基礎」來支撐。

我們必須花時間建立起這些社會基礎,而現階段則是要由社會企業──未必是政府,擔任公民再教育的角色。

韓國的社會企業發展進程,就是典型的「由政府推動制度」:透過「社會企業促進法」把社企的輪廓釐清得深刻,由制度來加強民眾對社會企業的認知,擴大社會共識,並透過各式各樣的活動──如「社企節」、「社企週」,來傳達社會企業的呼聲。

然而這樣政府主導的宣傳活動,真的能夠改變社會上那種「明哲保身」的風氣嗎?

社企,對資本主義的反思

對筆者而言,一切對社會企業的討論,都應該建立在「對資本主義的反思」上,才有意義。

社會企業應該是場「商業的解放運動」,是一種「非資本主義式」的商業模式──透過交換,創造一個更好的社群──社會企業以溫和的方式來轉變這個社會的資本主義結構,以企業的形式進入市場,達到資源重新分配的效果。

在台灣面臨社企立法的現在,不論是要「限制可支配淨利」也好,「有限分紅」也罷,都該為人性的善良保存一點制度上的空間,社企立法不該只為了防範人性之惡。

這一趟的出走,讓筆者看到韓國社會企業的「生態圈」,雖然因為政府主導下,制度的發展而越趨完整,但社會企業的土壤──社會基礎,卻似乎還無法達到本質上的改善。

且讓我們一起努力。

筆者與韓國青年導覽人員的合照。


執行編輯:HUI
核稿編輯:張翔一

Photo Credit:吳政哲 攝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