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肉丸」非源自瑞典的「正名運動」──食物起源的「國族主義」與融合創新

「瑞典肉丸」非源自瑞典的「正名運動」──食物起源的「國族主義」與融合創新

日前,瑞典的官方推特帳號公布,一般如我們在 IKEA 餐廳裡常吃到的所謂「瑞典肉丸」,其真正的發源地,應該是土耳其。

原來 1697 年到 1718 年在位的瑞典國王查爾斯十二世(Charles XII),曾經流亡到現代的摩爾多瓦(Moldova)附近,而在那段期間,當地剛好是鄂圖曼帝國的領土。他因此取得了來自土耳其人的「肉丸」食譜,並帶回瑞典「發揚光大」。

https://twitter.com/swedense/status/990223361648275456

這樣的宣布一出,許多土耳其人紛紛幽默地表示,終於理解為何 IKEA 於 2005 年在土耳其開幕後,會大受歡迎的原因;也有許多人感謝瑞典勇於承認這一點。更有人搞笑說:「原來我這一輩子都被騙了。」

當然,也有人並不是這麼輕鬆看待此事:根據 BBC 報導,土耳其官方組織土耳其合作協調會(Turkey 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ion Agency)主席就跳出來指責: IKEA (長期以來)不該讓顧客誤以為「土耳其」肉丸是「瑞典」的。

美食的「起源」,爭議總是不斷

筆者在前文《英國名廚「不識美食事件錄」的啟示》中,才剛討論過對於被認為是東南亞民族美食的「仁當」(Rendang)遭到「不當對待」,甚至演變成「國際事件」的新聞,以及吉米奧利佛「改造」西班牙鍋飯(Paella)的爭議;沒想到隨後除了「肉丸正名」之外,就在上週,在遙遠的南美洲也有類似的爭議:

在阿根廷公共電視台的一個美食節目中,一位廚師用玉米做出了他命名為「玉米蛋糕」(Choclotorta)的美食,但卻被阿根廷國內外的巴拉圭族群大肆批評,那根本就是巴拉圭國菜「奇帕瓜蘇」(Chipa Guazú);阿根廷人做做巴拉圭菜就算了,居然還自己給它取了個不一樣的名字,是可忍孰不可忍?!

當然,還是要稱讚一下瑞典政府:他們實話實說,也不斤斤計較。不會像許許多多自命偉大文明古國的國家一樣,妄求把所有的發明都說成是「偉大瑞典文化的一部分」。

而凡此種種爭議,可以一笑置之,也可以鬧成國際事件(如仁當事件)。但是以我們台灣人的看法,大概會覺得這是「小題大作」:即使有外國人要堅稱肉燥飯(拍謝,我們踏實、實話實說的南部人都叫它肉燥飯,因為「滷肉」得要一整塊肉才算數)或鱔魚意麵是該國原產的美食,我們大概也只會在網路上諷刺笑笑罵罵就算了。

事實上,許多食物的起源原本就難以確認:今天要是有那個憤青要跳出來說「全世界的肉丸,根本都是在模仿中國的獅子頭!」我們大概也很難證明他完全是胡說八道。

食物:國族主義的代表

還記得在 20 世紀末到 21 世紀初的世紀交接之時,無數人都相信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將會帶來真正的「世界村」:屆時,來自全世界的幾十億人將會活在現代科技的祝福中,將每個人的歧見放在一旁,手牽著手,在木匠兄妹合唱團(The Carpenters)的《Top of the World》音樂陪伴下,以慢動作在陽光下的茵綠草原上奔跑著,滿臉歡笑⋯⋯。

但是現在我們知道,「人性」永遠能「勝過」美好的想像:現在我們也許的確活在「世界村」中,便捷的航空、高鐵以及網際網路,也許的確把全世界「連結在一起」,讓我們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時刻都更接近彼此;但是我們卻似乎從未像現在一般,如此渴望強調「自己的」特性、「自己的」國族身分與認同,強調自己歸屬於一個特定國家或族群的歸屬感,而非成為毫無自我面目的「世界公民」

而各式各樣能夠彰顯自己認同的象徵,不管是國旗、食物或服裝,都成為我們所珍惜的對象。我們期盼著世界大同的理想;但是當我們面對全球湧來的資訊與異國臉孔,卻又害怕失去自己團體的歸屬感與溫暖,恐懼自己熟悉的世界與文化被這些資訊與這些人所改變:我們打開了國境的大門,卻又想把心裡的門給關上(當然有些人也想順便把國境大門再關上,順便放狗趕人)。

於是從「國菜」到「旗袍」,無不成為每個人「自以為」可以用來代表自己這個族群的象徵:一個在這個急遽變動的時代,將自己與另外一些人共同連結起來,定點在一段共同享有的經驗與回憶的錨,以建構出一個「我們」的共同想像身分。

學者們與政治人物們,多半要不是急著貼標籤說這是「反動」、「保守派的反撲」、「種族主義」、「民粹高漲」,就是利用這樣的不安恐懼,來爭取自己的利益。但其實,這不過反映了政治社會學界一向「拒絕正視群眾情緒與心理」的現實。

強調彼此差異,亦是一種「自由」?

事實上,在 1960 年代提出「地球村」概念的哲學家麥克魯漢( Marshall MacLuhan),就認為這一個透過電子媒體(當時主要指的是電視和廣播)所連結起來的世界村落,並不會是個和諧平靜的地方,而會充滿了「各唱各調」的雜音

「在這個地球村中,人與人之間會在每個層面上,有更多的意見差異,因為地球村的成長,只會讓『人群』之間有更多的多樣性,並強化每個人之間的區別。」

但是筆者認為,這樣的「差異」並沒甚麼不好:因為能夠容納這樣的差異並存而立,正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勝利。

時至今日,在很多國家或社會裡,你我還會因為說了一句話、畫了一張不適當的蜂蜜小熊或某位先知,就被政府或某些宗教激進組織整肅或發出「追殺令」。而因為這幾年席捲全球的國族主義風潮,筆者不敢說這樣的例子日益減少:但是敢於反抗質疑政府或這些組織的人越來越多,卻也是不爭的事實。

當然也有人會說,現在「太自由」、「不和諧」了,所以造成網友彼此動輒肉搜、「公幹」,這也是另外一種私刑式的反言論自由、霸凌騷擾。又或者一個社會中有太多聲音,只是造成「鄉民的聲音凌駕專業、權威」,是「民粹復辟」。但筆者認為,無論如何,「自由」還是比「威權」和真正的「極端」要好──至少這些網路酸民,並沒有政府或宗教極端組織那樣的公權力或號召力,會讓人直接丟了小命。

爭「源起」,真的有這麼重要嗎?

但是回到主題,從另一個面向來看,爭論美食、發明甚至於歷史人物的「起源」或「國籍」,除了滿足歷史考究慾與小小的「國族主義勝利感」以外,有時不免會讓人有更多的質疑與尷尬:

例如,印度人發現了「 0 」的概念與符號,導致現代數學、統計學乃至於國際貿易,能夠以更有效率的方式運作傳播。甚至透過二進位的編排,建構出電腦程式乃至於我們今日所見的網際網路、人工智慧與社群軟體──但是這些「之後的」概念與創新,都不是在印度發生的,也沒有讓印度成為如今領導世界貿易或科技創新的頂尖國家。

而中國的「四大發明」(「真的」四大發明,不是被狂打臉的「新四大發明」)讓歐洲各國取得遠征全球與知識傳播的能力、甚至成為用來推翻宗教集權或封建時代王權的新利器──但是在中國本地,直到近代這「四大發明」對於改善人民生活的幫助都十分有限,更遑論推翻帝制了。

你我當然可以學那些崇尚過去傳統的人們一樣,慨嘆「一代不如一代」、「子孫不肖」,或是怪天怪地怪歐洲人來到亞洲,搶走了「 0  」,拐走了火藥及活字印刷術就跑⋯⋯;但是也許我們可以想想「馬鈴薯」(或番薯)的例子

馬鈴薯在安地斯山的烹調方法受限於當地的資源與文化,極其有限,但是當傳到了全世界之後,卻能夠搖身一變成為薯條、洋芋片、薯泥、日本的馬鈴薯燉牛肉、印度的馬鈴薯咖哩、韓國的馬鈴薯排骨湯⋯⋯等等各式各樣的料理;同樣源出中南美洲的番薯更在台灣變成了番薯籤粥,還因為外型與台灣島相似,成為了許多人心中台灣的象徵。如果我們能夠在保有自己的傳統料理,與繼續創新、創造新的美食之間,建立一個平衡,甚至讓我們的發明與創新,在其他國家激盪出更多我們想不到的美食,這不就是最完美的狀況嗎?

據筆者的搜尋,在土耳其,從沒有人想到肉丸可以像瑞典人一樣「詭異」,拿來沾甜果醬吃──當然好吃與否視個人而定,但是不能否認,這的確是種創新。

也許,這樣的做法不僅僅侷限於食物,也可以拓展到我們的文化創意產業,以及面對「守護傳統」與「融合創新」之間的態度?

執行編輯:張詠晴
核稿編輯:張翔一

photo credit:heatherdeffense@twenty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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