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頁阿拉伯】「現在,以色列已經征服耶路撒冷」──一個猶太學者的沉痛告白:我們能否在帝國的世界,以另一種方式當人?

【一頁阿拉伯】「現在,以色列已經征服耶路撒冷」──一個猶太學者的沉痛告白:我們能否在帝國的世界,以另一種方式當人?

身為猶太人,我們是否已經成為一個壓迫他人的民族?我們是否已經忘卻自己一再努力宣揚的大屠殺教訓?難道我們日以繼夜用武裝直昇機、火箭威嚇甚至攻擊巴勒斯坦城鎮,為的是給後代子孫建立榜樣?

以色列不斷擴張的事實,它的領土已經從台拉維夫延伸到約旦河而其中包含三百萬巴勒斯坦人的事實,都是大部份美國人與猶太人所不知道的。

猶太人在 20 世紀對巴勒斯坦人伸出援手,意義將等同於異教徒在納粹時期對猶太人伸出援手。

行為是信仰的反應──「追尋公義」之旅

不久前,我自澳洲雪梨搭機轉往紐西蘭的基督城(Christchurch)──我的「追尋公義」全球巡迴演說之旅的最後一站。在此之前,我陸續在英國、德國、印度等地,針對不久前爆發的阿克薩抗暴運動(註一)發表演說,最後兩站是澳洲和紐西蘭。我想要提醒世人以色列侵犯巴勒斯坦人之人權與民族權的事實。

身為在美國出生的猶太人,我與同世代的其他後大屠殺時代猶太人一樣,自幼接受公平正義的價值觀薰陶,眼見以色列一再變本加厲的好戰姿態,深感沮喪。畢竟,行為就是信仰的反映。

演說之旅給我一個強烈印象:各地的人們非常擔心以色列政府的舉動。他們對發生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一切同樣深以為憂。

在這趟旅途中,我曾經向幾個猶太團體發表演說,其中包括英國的自由派猶太教拉比團體、墨爾本的猶太團體,以及雪梨新南威爾斯大學的猶太研究班。此外,我也會晤了一些猶太人,包括以色列的猶太人,他們的憂慮和我相同。

前耶路撒冷市長的兄弟:以色列國土包括耶路撒冷和西岸

雖然此行收穫豐富,但我記得最清楚的卻是一些刺耳的音調,一些言語性與非言語性的對峙,而對方往往是猶太人;他們總不忘提醒我:以巴衝突攸關猶太歷史的核心與前途。

我在基督城的坎特伯雷大學就有過一次這樣的經驗。在到訪的第一天,接待者邀我旁聽以色列籍的猶太訪問學者兼政治活躍份子尤塞.歐莫特(Yossi Olmert)的演講。

我稍後得知,原來尤塞.歐莫特博士是耶路撒冷市長艾胡德.歐莫特(Ehud Olmert)的兄弟。兩人都是民族主義者,政治立場傾向於比金(Menachem Begin)、內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和夏隆(Ariel Sharon)的右派陣營。以色列駐紐西蘭大使館函請他來訪,做為他亞太訪問行程的一站。他亞太行的目的是反駁國際社會批評以色列武力鎮壓阿克薩抗暴運動的聲浪。

在上午的演講中,歐莫特首先談及要把以巴衝突放在中東地區這個更大的背景來檢視。他正確地指出,想要了解較小的以巴地區,就得先了解較大的中東地區。而這個較大脈絡的有趣之處──至少歐莫特是這樣認為的──是它的毛病多多。

根據他的說法,中東地區的幾個主要問題包括人口過多、低度發展、缺少民主和伊斯蘭教基本教義派高張。這些因素的糅合助長了惡性的暴力循環:1980 年代的兩伊戰爭、伊拉克 1990 年代初入侵科威特,以及不斷盤旋上升的軍備競賽皆是明證。

令我感到訝異的是,他的分析相當浮面。他把中東地區籠統視為一整體,對它提出一些抽象的概括,對中東各國的差異性幾乎隻字不提。在他對細節的省略中,甚至在他的抽象概括中,在在讓人覺得阿拉伯國家都失敗得可以,而走向不穩定、獨裁和恐怖主義則是它們的宿命。

隨後他把焦點移到以巴衝突本身。歐莫特不諱言自己是民族主義者和右翼主義者,他認為以色列的國土不只應該包含耶路撒冷,還應該包含約旦河西岸──他稱之為「猶太與撒瑪利亞」(Judea and Samaria,古代猶太人對約旦河西岸的稱呼,歐莫特用古稱是為了凸顯此地自古就是猶太人的領土)。歐莫特事實上是要主張一個大以色列,而他認為這是於《聖經》有據的。

至於巴勒斯坦人長久以來住在這地區的事實,歐莫特認為沒什麼大不了的,頂多只會對落實大以色列的目標構成小小不便。巴勒斯坦人以此提出的土地權利主張,是完全無法與猶太人提出者較量的。

美國與國際法都是無權置喙的「局外人」

至於耶路撒冷,他指出猶太人在兩千多年流離的歲月裡,未嘗有一天不為失去它而哀痛,未嘗有一天不祈願可以回到這聖城。所以,現在猶太人對耶路撒冷的主權主張是沒有商量餘地的。巴勒斯坦人有權在耶路撒冷的清真寺做禮拜,但也僅止於如此。

夏隆政府曾坦承,暗殺巴勒斯坦人確實是其政策之一,方法包括利用手機引爆炸彈、出動武裝直昇機等等。歐莫特認為,這些都是針對以色列平民承受的恐怖攻擊所採取的報復。它們不但站得住腳,而且應該延續甚至加強。

值得吃驚的並不是歐莫特的觀念。他的論述──一種把對阿拉伯世界的浮面分析和猶太人對以巴地區主權主張過簡肯定加在一起的老生常談。

演講進入發問階段後,歐莫特的情緒愈來愈高昂,他以更加否定性的措詞形容阿拉伯人與穆斯林,同時奚落包括紐西蘭與美國在內的中東事務局外人(當然包括住在以色列之外的猶太人),竟然膽敢越以色列代俎,提出以道德選項作為今日應對之道。

他說這些「局外人」批判以色列是容易的,因為他們並不住在以色列,也不用付出血淚代價。他認為應該讓以色列人與巴勒斯坦人自行解決問題,至於「以色列應該接受國際法的約束」和「以色列迄今仰仗美國財政與軍事支援」之說,他皆嗤之以鼻。

歐莫特一提再提 1967 年以阿戰爭之前的年代,說當時約旦佔有東耶路撒冷,任由古代猶太聖殿的最後一處殘跡哭牆淪為各種動物便溺和人們堆積垃圾之所。當然,今天的猶太人已經控制這個地區,並允許穆斯林享有在這裡禮拜的權利。

然而,當我們問他以色列為什麼禁止住在耶路撒冷以外的巴勒斯坦人接近耶城,為什麼有系統地把老人逐出(這些政策都是歐莫特的市長哥哥執行的)?如此一來,穆斯林究竟還有什麼自由可言,歐莫特只是以更堅定的語氣重申,阿拉伯人一再褻瀆猶太聖地。

國家的歷史命運感:「錫安主義」和「大屠殺/以色列認同」

我和歐莫特交手僅僅一個月後,紐約和華府就驚傳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在很多人看來,這攻擊只是印證了一個以色列人知之已久的道理:阿拉伯人都是恐怖份子。有些人認為,歐莫特想要教給我們的一課,現在我們「親自」上到了。另一些人則相信,我們現在需要採取的是一種暴力與復仇的語言,因為這是「他們」聽得懂的唯一語言。

隨著以色列國家力量的擴張,以及美國猶裔菁英勢力的急劇膨脹,全世界的猶太生活已經動員化(mobilized)與軍事化。

不過,這種變化的軌跡卻經常被誤判,被解釋成是猶太基本教義派和在耶路撒冷四周或約旦河西岸屯墾的右翼宗教性猶太人所煽的風、點的火。然而,儘管這些人不是沒有責任(他們顯然讓本來難解的局面雪上加霜),但猶太基本教義派在以色列和猶太世界裡其實是後來者(latecomer)。

歐莫特是猶太基本教義的同路人,不過他同樣是後來者。事實上,離開了一種自由派─歐洲脈絡─世俗性的猶太論述(liberal-European-secular Jewish narrative),以色列的持續擴張是無法理解的,也正是這種論述,讓作為民族國家的以色列得以創建和鞏固。

這種論述結合了一個歐洲的脈絡和一種被發展出來的後大屠殺意識。所謂歐洲的脈絡,是指 19 世紀晚期和 20 世紀初期,作為少數民族的歐洲猶太人意識到,他們想要在現代歐洲過上安樂日子困難重重。

後大屠殺意識則是指 1967 年以阿戰爭之後,世人(特別是美國人)開始紀念大屠殺,並把以色列視為對猶太苦難的補償和猶太人存續的維繫者。如果我們把歐洲的猶太脈絡簡稱為「錫安主義」(Zionism)(註二),把美國的猶太脈絡簡稱為「大屠殺/以色列認同」(Holocaust/Israel identification),那我們就掌握住了以色列得以建國和維持的基本動力。

顯然,「錫安主義」和「大屠殺/以色列認同」兩者的內容無論在最初或後來都是複雜和分歧的。歷史地說,錫安主義有許多種,包括主張復國的錫安主義、主張建立家園的錫安主義,以及兩者中間許多程度各異的折衷版本。「大屠殺/以色列認同」在 50 和 60 年代都不強,但在 60 年代後期和 70 年代則轉趨強勁。今天,隨著美國猶裔經濟和政治菁英的節節得勢,「錫安主義」已完全為「大屠殺/以色列認同」蓋過。

讀者需要知道很重要的一點是,在歐洲和美國,「錫安主義」和「大屠殺/以色列認同」的動力全然是世俗性的,儘管那是一種猶太式的世俗性。其內容包括對猶太民族的忠誠奉獻,把《聖經》解讀為一種持續上演中的歷史敘事,以及對國家與民族有一種歷史命運感。

另一方面,「錫安主義」和「大屠殺/以色列認同」的發展應該放在一個自由派的架構下理解,這架構有時帶有社會主義的成份,而且常常帶有非宗教或反宗教的情感。以色列的創建者都是徹底的世俗主義者和進步主義者。他們的動力來自一種最廣義的猶太倫理:他們自視為追求人道主義大業的國際主義者。那些在美國率先推動「大屠殺/以色列」論述的人也是自由派,擁護民權和一個對所有人開放的社會。

他們會提出這種論述,是因為知道正統派猶太教對美國的猶太社群殊少意義,這一方面是美國生活的現代化所致,另一方面是大屠殺衍生的宗教難題所致。雖然反思大屠殺的人對上帝在大屠殺期間或之後是否臨在(presence)的問題意見不一,但卻一致同意,大屠殺之後猶太人的主要宗教任務在於記住大屠殺和建立以色列國。

屯墾擴張:以色列與美國的政治算計

另一件我們必須知道的事情是,在 1967 年的以阿戰爭之後,隨著主張復國的錫安主義的勝利與「大屠殺/以色列認同」在美國的熱烈化,兩件次要(但愈來愈重要)的事情之基礎被奠定了:一是宗教性的屯墾運動,一是世俗性的極端民族主義。要從這時候起,也就是在以色列佔領、兼併了東耶路撒冷和在約旦河西岸推行屯墾政策開始,如今被稱為猶太基本教義派才開始欣欣向榮。

耶路撒冷對宗教猶太人和世俗猶太人兩者的重要性都不言而喻,然而,在以色列獲得戰爭勝利後的那些歲月,耶路撒冷被強調的是它宗教方面的意義。就像耶路撒冷一樣,被宗教猶太人稱為「猶太與撒瑪利亞」的約旦河西岸也包含許多古代的宗教遺址。耶路撒冷擁有古代聖殿西牆的殘跡,約旦河西岸則擁有亞伯拉罕、撒拉(Sarah)、拉結(Rachel)(註三)等人的墓穴。對憧憬在應許之地重建猶太生活的猶太人來說,這些遺址具有非凡的宗教與歷史意義。

然而,軍事上的勝利和隨後展開的屯墾計畫卻讓圍繞耶路撒冷的宗教運動無用武之地。在緊接六日戰爭之後那段關鍵時期,以色列政府基於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的考量,決定兼併和擴大耶路撒冷,並在其四周建立屯墾區,以資防護。由於基本教義派在當時還不能左右以色列政府,所以,兼併耶路撒冷和在約旦河西岸實施屯墾之舉,應該被視為是出於國家經過盤算後制定的擴張政策。

就像今日一樣,以色列的擴張與美國的外交政策脫不了關係。雖然美國官方從未承認以色列兼併耶路撒冷與在約旦河西岸屯墾之舉是合法的,然而,要是沒有美國資金與軍事上的支援,以色列的擴張將窒礙難行。

美國幫助以色列也不是出於宗教情感。相反地,美國的動機──雖然有時嘴巴說得動聽──是保持對中東的霸權。另外,來自美國國內猶太團體、猶裔民選代表、猶裔政治活躍份子亦對這種政策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

在美國的猶太代言人都是主流猶太人,換言之是溫和派和自由派猶太人,政治上以民主黨人為主。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國尋求支持以色列而大獲成功的,都是些訴諸大屠殺情感和道德語言的人。相反地,使用任何類似正統派、右翼民族主義或屯墾者語言的猶太人,能夠在美國取得可觀支持者寥寥無幾。

耶路撒冷對宗教猶太人和世俗猶太人兩者的重要性都不言而喻,然而,在以色列獲得戰爭勝利後的那些歲月,耶路撒冷被強調的是它宗教方面的意義。圖/Flickr@Dennis Jarvis CC BY 2.0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美國人和以色列人一樣清白善良」

多年來在美國宣傳「大屠殺/以色列」意識最不遺餘力的當然就是威塞爾(Elie Wiesel)。他在猶太圈內外都極具份量,曾獲「總統自由獎章」、美國國會的金章、1986 年諾貝爾和平獎,也是美國「大屠殺紀念館」的主要推手之一。

他是雷根與柯林頓這樣立場迥異的總統的好友,經常受邀在全國性電視節目中談倫理道德議題,並經常受邀出席美國總統國情咨文演說之類的重要場合。他集猶太教信仰與自由派普世主義於一身,對亟欲建立後大屠殺猶太身份認同的猶太人與想要懺悔歐洲反猶太主義罪行的基督徒,同樣具有巨大吸引力。

在威塞爾的作品和公開講話裡,他不會提說根據《聖經》,猶太人享有「猶太與撒瑪利亞」的主權,也不會談屯墾區與屯墾者或聖蹟聖地。談到耶路撒冷的時候,他的說法抽象而神祕,談到六日戰爭也是如此,就像是那些以色列士兵都是清白無辜,只是情勢所迫,才不得不對阿拉伯世界開戰。

由於略去佔領和屯墾,在威塞爾的論述中,以色列成了被迫害的歐洲猶太人與大屠殺倖存者的家園。以色列是道德的十字軍,是全人類都應起而聲援和支持的。在威塞爾口中和筆下的以色列是看不見政治與軍隊的,也看不見巴勒斯坦人。美國會支持以色列,是因為美國人和以色列人一樣,是清白和善良的。就連基督徒本質上也是清白和善良的,只要他們能夠從大屠殺革面自新,就一定會用支持以色列作為對大屠殺的回應。

很多方面,威塞爾力挺以色列的發言都是沒有「地圖」和政治的。美國本身的情況亦復如此。在美國,幾乎從未有過公開和全國性的討論,理性而實質地探討以色列的行徑。以色列不斷擴張的事實,它的領土已經從台拉維夫延伸到約旦河而其中包含 300 萬巴勒斯坦人的事實,都是大部份美國人與猶太人所不知道的。

一種「君士坦丁式」猶太教的崛起

總的來說,猶太人談到以色列的時候,都彷彿它不是一個民族國家,或把它說成一個沒有控制和擴張慾望的國家。然而,當代猶太生活的一大特徵就是它以最大的幅度涉入到民族國家體系裡──這一點,固然最明顯地體現在以色列,但同樣成功而具侵略性地體現在美國猶太社群的行為上。我認為,以一個得勢而討好的群體的身份,捲入民族國家梯隊的上層,意味著猶太生活在知性、政治和文化上都有了一個方向上的大轉彎。

這些領域與宗教領域的猶太領袖,現在都在與西方的非猶太建制中進行一場普世主義和政治的交易。我稱之為一種君士坦丁式的交易(Constantinian deal),因為在這交易中,猶太人的希望、記憶、才智、財富與宗教全都為了強化以色列的國家權力而被動員起來,情形一如公元 4 世紀時的基督徒,為教會與國家的君士坦丁式綜合而動員。

因此,我們今天正目睹一種君士坦丁式猶太教的崛起,它服務的對象是國家與權力。可以說,猶太人正經歷猶太歷史上最徹底的一次同化(指同化於國家與權力)。雖然目前看來,這種同化幾乎是無可避免的,但以巴地區的「地圖」卻在在提醒我們,這同化的代價有多麼高昂──它讓猶太人失去了自己的道德基礎,換言之是失去了聖約(covenant)所肯定的那個價值體系──幾千年來,猶太人與猶太教對這個價值體系都不失不忘。

現在,以色列已經征服了耶路撒冷──這個征服,既是猶太權勢的代價的試金石和警告,但也提供了選擇另一條道路的可能性。因為如果能把耶路撒冷視為一條破碎中線(broken middle),讓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能完全分享它,把公民權的重要性高舉在宗教或種族身份之上,那耶路撒冷在 21 世紀就真能變成一個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希望燈塔。

分享耶路撒冷和在以巴地區朝公民權至上的方向前進,乃是一條離開政治與宗教的君士坦丁主義的道路──這種主義業已嚴重威脅到猶太歷史的心與魂。透過這種舉動,另一張「地圖」將會浮現在我們的意識中,那就是,作為猶太人,我們是來自大屠殺與以色列之後的,而想要有向前走的路,我們就必須體認到,我們遭苦難時的清白無辜,並不能轉化為握有權利時的清白無辜。

猶太人命運的邊界

現在,只有少數的猶太人知道,希伯來大學首任校長馬格內斯(Judah Magnes)、知名聖經學者及神學家布伯(Martin Buber),以及專研心靈與人類處境的哲學家鄂蘭(Hannah Arendt)均曾反對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國家。他們主張兩民族共存,成立一個猶太人與阿拉伯人共同組成的聯邦國家。

今天的以色列邊界,亦即君士坦丁階段的猶太生活邊界,是否就是猶太人命運的邊界?我的問題是,這是不是猶太歷史的終點?一個經常承受苦難,但卻不斷奮鬥、具有創造力的小群體是否會被國家與權力同化,俾在歷史的盛衰榮枯中求生存?今天的先知之音與聖約是否只能掩飾權力,使有罪者相信自己無辜?

我試著在這個前提下探討,如果目前的同化進程未受到任何干擾,以巴地區和美國兩地的猶太教、猶太族群,其未來將會是如何?在《遠離煙硝》的結語,我會提出另一種可能的「未來」,它存在於少數就流亡捨共謀的猶太人的地平線上。

因為那是我們的希望,永遠可供我們選擇:在一個帝國的世界裡,以另一種方式當猶太人和當人。那個曾經首倡群體道德的民族,如今竟拒絕把該道德施於另一個民族(這不啻是放棄自己首倡者的地位),不能不說是人類歷程的反諷本質之一部份。如何面對這個根源與這個反諷,將決定我們的忠誠,哪怕這忠誠往往看似微不足道。無論是勝是敗,這是我們該留贈給後代子孫的遺產,讓他們與先知話語和聖約同其一道,繼續奮鬥。

註一:迄今巴勒斯坦人有過兩次大起義(抗暴運動),一次是在 1987 年,一次是在 2000 年。後者稱為阿克薩抗暴運動,因為那是以色列鷹派領袖夏隆強行走訪巴人聖地阿克薩清真寺而引起。以色列對兩次起義的反應都是強烈鎮壓。
註二:「錫安主義」一般譯為「猶太復國主義」。「錫安」的本意是「錫安山」,是古代猶太大衛王及其子孫的宮殿和神殿所在地,引申為耶路撒冷、天國、理想之國、以色列、猶太民族、猶太教等。而錫安主義所追求的是在巴勒斯坦重建猶太王國。但出於策略上的考量,錫安主義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對外宣傳中,一般把他們追求的目標解釋為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人家園」(Jewish homeland),而不提「猶太國家」(Jewish state)。加上本書作者後面指出的,有些錫安主義者是反對建立猶太國家的。為了照顧這種區分,本書一概譯為「錫安主義」。
註三:撒拉為亞伯拉罕之妻,拉結為雅各第二個妻子。

備註:本文摘自馬克.艾里斯(Marc H. Ellis)的《遠離煙硝:以色列與巴勒斯坦》(Israel and Palestine:Out of the Ashes)。由立緒出版授權換日線原文轉載並增訂小標。惟圖、文經編輯,均與原作有部分出入,欲閱讀作者完整作品,歡迎參考原書。

執行編輯:鄧紹妤
核稿編輯:林欣蘋

Photo Credit:Flickr@Kristoffer Trolle CC BY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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