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頁阿拉伯】「當人看不見人」──如果放棄故事與同理,將如同對沉入「無名氏」大海的人掉過頭去

【一頁阿拉伯】「當人看不見人」──如果放棄故事與同理,將如同對沉入「無名氏」大海的人掉過頭去


文/前《端傳媒》國際組主任、著有《拜訪革命》/周軼君

歷史決定性的瞬間

亨利.卡迪埃──布列松給紀實攝影留下鐵律:決定性瞬間。在一個場景中,所有運動的元素必會達到一個平衡瞬間,拍攝者要捕捉這一刻──它揭示了整個運動的秘密。布列松的理論還被引申至萬物:天下之事莫不有其決定性瞬間。

歷史的決定性瞬間在哪裡?有沒有一個故事最能說明整場劇變的秘密?這樣的瞬間,或許並不等同於所謂「大事件」。它很可能起於青萍之末,但預示了後來林莽間亂象。比如,戈巴契夫向美國人借來、簽署蘇聯解體文件的圓珠筆,在博物館中展出供人唏噓,然而決定「歷史終結」的時刻,早就開始了。它可能是東德士兵在圍牆將要合上前縱身一躍,也可能是莫斯科購買麵包的隊伍越拉越長,或是烏克蘭煤礦工人的抗議越來越大聲......。

踏入現場的記者,如同攝影師,企圖捕捉那些能夠定義全局變化的「決定性瞬間」。然而困難在於,回頭看歷史,分辨那些瞬間有據可循,但若是身處風暴中心,在一波接一波的狂潮中,如何判斷如何取捨?應該緊盯宮殿、總統府,還是廣場、小巷,抑或是「保留歷史回聲」的偏遠村莊?

《紐約時報》記者羅伯.沃斯(Robert Worth)就是在中東一場持續數年、至今未停的大亂當中,摸索「決定性瞬間」的行蹤。如果說從「阿拉伯之春」到「阿拉伯之冬」,時局變幻如一名瘋狂的舞者,在沙灘上留下凌亂紛繁、錯綜難解的腳印,羅伯.沃斯定格了六個故事,短短三百多頁,直取舞步真正的脈絡,尤其是起義如何從民主抗爭,滑向生靈塗炭的災難、難民潮以及伊斯蘭國的建立。

當無話不談的朋友,成為勢不兩立的敵人

我自己在報導這場變局時,遺憾未能去到敘利亞,於是首先打開「女孩的教派之爭」一章。阿麗亞和諾拉的故事令人動容。兩個曾經一起躺在床上、無話不說的閨蜜,被國家的分裂一步步塑造成死敵。遜尼派穆斯林的諾拉,起先連「把阿拉維派視為禁忌」的提親者都不肯嫁,最終和伊斯蘭國戰士生活在一起,詛咒所有擁護阿薩德政權的人。

而阿麗亞一家不但擁護阿薩德,還在自家房頂上架設狙擊槍手的三腳架,隨時防範可能入侵的遜尼派。個人關係傾覆,隱藏了國家面貌劇變的密碼。羅伯.沃斯還原當時情景,寫得生動精彩,讀來無喘息之機:「諾拉當時正坐在瑪哈阿姨家的陽臺上,跟她的母親還有幾個表兄弟姊妹在一起,她吸著新鮮的春日氣息,享受著周四晚上的聲音與氣味:烤肉、菸草、歡笑......」

擁護阿薩德的車隊開過,諾拉的表哥塔瑞克突然站起來呼喊反抗軍的口號,「突然間,車中的年輕人都安靜下來,也不按喇叭了。諾拉的另一個阿姨阿瑪抓住塔瑞克的手臂,要他坐下。諾拉家族發現自己成了焦點,數十個充滿敵意的阿拉維派年輕人抬頭瞪著他們瞪了很久......」

這是敘利亞內鬥最初的蠢蠢欲動。或許每一個家庭、每一個人都曾遭遇「突然間充滿敵意的相互凝視」,從不分派別的融合,到敵我立分,悲劇註定拉開帷幕。書中處處是這樣對「決定性瞬間」的描摹。

阿麗亞和諾拉,每一步都試圖挽救友誼,卻彷彿用錯力氣而漸行漸遠。最後,兩人回頭去看,各自從記憶中尋找蛛絲馬跡,為否定全部的友情尋找佐證。墜入深淵的每一步都是自然的,「非如此不可」,這個過程才格外驚心動魄。

「『那時候我就覺得怪,現在我知道為什麼了,』阿麗亞告訴我。她的朋友一直以來都是不敢公開的瓦哈比派。這也是幻想,但這是她需要的幻想,就像諾拉一樣。她們的友誼屬於一個她們不再理解的世界。一點一點,她們已將彼此重新定義為敵人。」

如果沒有故事,阿拉伯之春只會淪為「獨裁者警世預言 2.0」

又如在葉門。羅伯.沃斯讚賞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起來抗爭的當地女性塔瓦庫.卡曼,不過他的故事始終聚焦另一個人──「但對我來說,薩伊德才應該是葉門革命的象徵人物。」薩伊德於四十年前開始,帶領農民反抗部落酋長,而不是網際網路時代才湧現的革命弄潮兒。

40 年的追溯,釐清葉門異於其他阿拉伯共和國的歷史與現實,解釋它未能掙脫「國家像部落,部落像國家」的厄運。其中薩伊德與英國護士的未了之情大有深意。他誤襲英軍基地受傷獲救治,與護士漸生情愫,感慨「所謂國家,是個可以用仁慈良善對待敵人的地方」。一個西方式法治國家,成為薩伊德畢生追求。但悲哀的是,他的大多數同胞對和平抗爭相當陌生。

類似羅伯.沃斯的寫作方式,被歸於「對平民日常的觀察」。其實「日常」,不是指瑣碎的重複,反而是指重複中忽然出現的反常。這些普通人的故事,除了它觸動讀者之共鳴,更有極其重大的意義。太過宏大的敘述,所謂 bird view(鳥瞰),容易偏離事件的神韻,淪為觀念之爭。

那些否定民主追求,一切歸咎「西方操縱」的論述,幾乎無一例外的籠統、俗套。正如羅伯.沃斯指出,「伊拉克是諸多獨裁者完美的警示故事,他們只需要指一指巴格達,關於民主的高談闊論就會回歸平靜。」如果沒有這麼多有血有肉的人物故事,重現革命的元氣,以及後續的錯綜,「阿拉伯之春」也會變成中東內外,2.0 版獨裁者的警示故事。事實上,這已經發生。

記者的難題:無法預見的受訪對象

記者很多時候並不能選擇遇見哪個採訪對象,出發之前,他無法預見他能找到阿麗亞與諾拉的故事。他應該確知土耳其邊境有出逃的敘利亞難民,又或許相信去阿拉維派聚集之地碰碰運氣。

如是,怎麼能相信他找到的故事就是決定性的?經驗與認知,運氣是額外的。布列松一定會認同。專業攝影師與業餘攝影師的分別在於,專業攝影師不會讓你看失敗的照片。《烈焰焚春》並非羅伯.沃斯為《紐約時報》、《紐時雜誌》撰文的合集,而是選其精萃,重新採訪寫作。《紐約時報》的書評稱「有關中東,最值得你期待的一部」,此言不虛。

羅伯.沃斯於 2003 年開始常駐中東,但這只是他的第一本書,而且精悍的只有 6 則故事。他說自己捨棄了巴林,沒有多寫伊拉克,更把西方干預視為次要元素忽略。他經歷過的、記錄下來的,遠遠不止這本書的內容,但他用功裁減、取捨、修飾。

以我個人的經驗,取捨是相當困難的過程。有些故事,當時花了不少精力,落筆成書卻發現不夠「決定性」,無法編織入整個敘述的肌理而放棄。但那好像是對一個個沉入「無名氏」大海的人掉過頭去。羅伯.沃斯自述書中人物至今跟他保持聯繫,甚至電話求救,相信他與受訪對象也有這般特殊聯結。

記者無法每次選對採訪對象,可是他永遠可以選擇蒐集更多、瞭解更多。按照西方學者慣例,羅伯.沃斯列出長長的書單,還有他曾請教、討論過書中表述的良師益友。

他非常小心避免錯判,交叉求證自己的結論。因此,他的細節生動詳實,對大局的刻劃亦睿智鋒利:「整個 2012 年,敘利亞的革命一面衰退,一面獲得食屍鬼般的新生命,就像復活的屍體。第一波抗議人士是都市的年輕男女,他們談的是民主,但這批人逃往貝魯特、倫敦或是杜拜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大批年輕的宗教狂熱者,這些人帶著滿腦子的聖戰殉道越過國界。」

「兩周內,迂迴的宗派語言悄悄潛入抗議口號中。其中之一是,『我們不想要伊朗,我們不想要黎巴嫩真主黨,我們要敬畏真主之人。』在敘利亞,這是很煽動性的語言:這是召喚遜尼派民眾的狗哨,要他們集結起來對抗什葉派敵人,其中包含阿拉維派。」

「就像變速換檔,伊朗和沙烏地阿拉伯對於敘利亞的企圖,推動了遙遠的首都裡更龐大的巨輪。俄國一邊監控高加索山區的穆斯林,一邊資助阿薩德。中國否決了所有聯合國出兵的授權案。卡達金援聖戰士,而美方暗中破壞。就連歐巴馬都被扯進戰局,儘管他極不情願變成敘利亞的傭兵。抗拒了一年之久,歐巴馬簽下一紙秘令,下令中情局提供武裝與訓練給『通過審查』的敘利亞叛軍。」

「政權分裂了,從那時開始,抗議成了葉門菁英權力鬥爭的嘈雜背景。」

閱讀奈波爾《信仰的國度》時,時常驚豔於這樣的觀察。奈波爾在 1979 年造訪伊朗,從在牆上新標語踏著舊標語,從反對國王腐朽的統治到宗教標語,悟出「一場革命注入到另一場革命中」。

羅伯.沃斯以其功力,準確梳理了起義崩潰的脈絡。那麼,假設沒有遇到阿麗亞或者諾拉,他是否仍然能夠寫出如此精彩的敘利亞革命?

我想到亞歷山大.考爾德(Alexander Calder)的動態雕塑(mobile)。形式上看,他的作品是「反決定性瞬間」的。那些輕盈的雕塑並不靜止,而是隨空氣流動隨意擺晃,每一個瞬間都是完美的構圖。他打破了「決定性瞬間」的唯一性,重新詮釋了什麼是「決定性」:無論 mobile 上的掛件如何搖擺,框架是藝術家制定的,這個框架、掛件的位置決定了它們怎麼運動都在講述同一個主題。

羅伯.沃斯在 6 則故事之外的努力,使得他有能力搭建這樣的框架,安排人物與故事的位置。所以,無論他遇到誰,或者主動找到誰,都會有動人的呈現。事實上,他很少依賴運氣,而是主動接近最前沿的人物,宗教領袖、部落酋長(哪怕這人可能威脅到自己的安全)、利比亞民兵,乃至 ISIS 戰士。

有些故事,當時花了不少精力,落筆成書卻發現不夠「決定性」,無法編織入整個敘述的肌理而放棄。圖/ART production@Shutterstock


撕下標籤、拋開自己,只問中東到底怎麼了?

我曾經在埃及留學,跟羅伯.沃斯一樣厭倦了當地「衰敗與宿命論」氣氛,根本不相信任何改變會發生。然而 2011 年 2 月踏入解放廣場時,恰恰是革命最高潮,每一個人在歷史的轉折點上散發出動人的光彩,我被每一個個體的轉變深深震撼。未能盡言的,還有廣場上的純潔氣氛,烏托邦式美好,補上了少年記憶中的一場想像。

而何偉到埃及的時候,正是兄弟會與軍方鬥法,民主幻象破滅的階段。可他終究留的時間比我長,或許現在早有了新的觀察。如果我也是後期才進入埃及,會不會發出不同的感嘆?提起這些,只是想說明,我意識到,寫作者本人的經歷,會影響看出去的框架──儘管我們無一不斷掙脫這樣的框架。

反過來,自身經驗的框架,也可能成為觀察的階梯。何偉寫中國的時候,常常帶著自己認知美國的經驗。我寫「阿拉伯之春」的過程中,領悟到東方──無論遠東還是中東,在西方興起的陰影下,走過相同的道路。今日做出的選擇也驚人相似,不過有的行神之名,有的行主義之名。

但是,羅伯.沃斯的寫作中,我幾乎看不到他自己。努力嘗試也捉不到蛛絲馬跡。當然,他會用西方經驗告訴讀者如何類比:埃及解放廣場彷彿「尼羅河畔的巴黎公社」,「這場鬥爭裡,人人都想把自己人描繪成大衛,把對方陣營描繪成歌利亞」,或者在敘利亞青翠的梯田和果園前,「想起托斯卡尼或翁布里亞的山城」。

僅此而已。他不做兩個世界的比較。這或許跟他出生、長大都在紐約曼哈頓有關,天然就是文化混種的國際人?有些記者的寫作從外部世界漸漸探求內心,而沃斯則更接近智庫學者──常在第一線,渴求第一手資料的學者。撰寫本書的時候,他在華盛頓威爾遜中心工作,這個中心的宗旨包含「以獨立調查應對國際事務,為政策制定者提供務實建議」。

在《烈焰焚春》中他拋開自己,所有的企圖是弄清楚、講清楚「中東究竟發生了什麼」,為政策規劃者提供憑據:阿拉伯人在尋求能夠保護公民自由、尊嚴的政治形態,歷史上壞人來來去去,他們從來沒有獲得過,這一次的努力也失敗了。伊斯蘭國成了一個新的海市蜃樓。

國家、族群、民主、原教旨......這些大詞沒有妨礙沃斯對人性的觀察。每一個個體介入事件,都是從與生俱來的個性與對個體經歷的回應開始。人性幽微之處,可以窺見全局的邏輯。「(阿麗亞的政府)把同胞定義為敵人。她也許能夠從忠誠的框架中往外看,但她永遠逃離不了這個框架。」

這裡說的是阿拉維派對其他敘利亞人的看法,但是這樣「忠誠的框架」何其熟悉。身處任何中國人社區,也許都會認為中東發生的事情太過遙遠。「那些宗教的事情怎麼搞得清楚!」這樣的評論可以終結所有思考。然而,太陽底下的衝突全都相似,我管它叫「當人看不見人」:

如果人道主義視人類為一家,但只要在其中放入以下標籤(也就是「忠誠的框架」):宗派、膚色、種族、國別、政黨......劃分線另一邊的「人」,就不再被視為「人」。宣傳機器啟動,殺戮開始。今天,標籤的潘朵拉盒子裡,還多了網際網路上的不同意見者。

沃斯提到,遜尼派穆斯林諾拉曾經告訴阿拉維派的阿麗亞,你永遠無法理解伊斯蘭國,「因為你對宗教缺乏深度的認識。」這段也讓我會心,想到不久前在上海一個飯局上,聽到有人大聲宣佈網路上「三觀不正者」都該去死,因為他們的智商無法理解。標籤飛出來,伴隨著致命的優越感。

圖/八旗文化 提供


備註:本文摘自羅伯‧沃斯(Robert Worth)的《烈焰焚春:從埃及革命到伊斯蘭國,阿拉伯之春後的中東如何墜落人間煉獄?》(A Rage for Order:The Middle East in Turmoil, from Tahrir Square to ISIS),由八旗文化授權換日線原文轉載並增訂小標。惟圖、文經編輯,均與原作有部分出入,欲閱讀作者完整作品,歡迎參考原書。

執行編輯:鄧紹妤
核稿編輯:林欣蘋

Photo Credit:Melih Cevdet Teksen@Shutterstock (示意圖,非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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