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頁阿拉伯】「他們需要一個把他們當公民對待的祖國」──那些無力成家的阿拉伯青年

【一頁阿拉伯】「他們需要一個把他們當公民對待的祖國」──那些無力成家的阿拉伯青年

令人驚訝的阿拉伯世界:曾經我確信,埃及根本不可能革命

2011 年 2 月底,一個灰暗的冬夜,我把行李丟進開羅一輛破爛休旅車的後車廂,搭上車,加入一群記者、救援人員以及同行前往利比亞開放邊境的埃及人。我們在無月的夜空下開了整晚的車,乘風破浪,就像革命狂潮中的一根漂流木,而這狂潮正席捲整個阿拉伯世界。

不久前,我在開羅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度過了我人生中最刺激也最令人迷惑的幾個星期。

「我沒料到會有革命」──這種說法太輕描淡寫了。

我原本會告訴你:「埃及根本不可能有革命。」

我在中東世界斷斷續續生活超過 7 年,開羅這個地方的宿命論與衰敗氣氛,讓我的身體都快受不了。那年我回美國過耶誕節的時候,根本沒打算要再回到這個地區,因為《紐約時報》派我駐貝魯特(Beirut,黎巴嫩首都)擔任總編輯的任期已滿。

那段時間,我在伊拉克目睹了太多次自殺炸彈攻擊,在黎巴嫩看到太多起暗殺事件、發現太多青年男女過著悲哀且封閉的生活。我以為我對阿拉伯世界的了解已經夠深入了,以至於沒有任何事能再讓我感到驚訝。

7 周後,我自以為的無所不知被打破了。

開羅一次又一次證明了我是錯的。當我們向西行駛穿越埃及沙漠時,我有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感受,我感覺世界正在我眼前被重造。

一天清晨要通過利比亞邊界時,我看到廢棄的崗哨噴滿黑色塗鴉,上面寫著:願安全與你同在,一二五革命之子。一個長髮的利比亞叛軍朝我們揮手,歡天喜地的笑著。前方的班加西(Benghazi)已被反抗軍攻下,大家都覺得的黎波里(Tripoli)也撐不了多久。接下來呢?葉門、敘利亞,還是沙烏地阿拉伯?骨牌一片片倒下,很快的暴君都將消失。在那之後又會是什麼?這就沒什麼人知道了。當時,冷靜自持如同叛國。

那時的我根本無法想像,還等不及年底,幾個同車的埃及青年就會在革命重地──解放廣場上針鋒相對。他們將分裂成敵對陣營與意識形態,指控彼此背叛了曾使他們團結起來的那場起義。裡面有些人最後加入敘利亞的伊斯蘭國(ISIS),以真主之名,斬首敵兵。還有些人後來跟自己 2011 年時對抗過的軍事領袖結盟,讚揚 2013 年開羅那場造成上千名的伊斯蘭主義者(Islamists)罹難的大屠殺。

我剛開始遇到的利比亞人是如此地充滿希望與歡笑,但最終他們將分裂為數百個民兵團,任憑內戰蹂躪他們的國家。我在葉門、敘利亞與突尼西亞所遇到的年輕叛軍也將面對相同的劇情、更糟的情況。

今日,阿拉伯之春已然分裂

5 年後的今天,阿拉伯之春儼然已成寒冬。

對尊嚴與民權的渴望引爆衝突,而衝突鬆動了社會與政治歸屬感的基礎。2011 年高唱自由民主的抗議者發現自己如墜五里霧中,找不到如何定義自由民主的共識。某些國家瓦解了,有些還在,但卻是以一種滑稽模仿、自我誇大的形態存在,盡失民心。

各國都有自己崩解的方式:在利比亞,革命讓部落、族群或地區的地方軍團坐大,這些軍團是不可能交出他們的領地的;在敘利亞,教派割裂這個國家;在葉門,造成分裂的則是氏族或部落。這些教派吞噬掉國家,遙相呼應他們沙烏地與伊朗金主的競爭關係。

「主權民族國家」這名詞越來越無關痛癢,因為有這麼多前鄂圖曼世界(Ottoman)的人民在已知的政府外生活著:敘利亞和伊拉克的庫德族人只差國號沒獨立而已;葉門南部與北部的某些地區已經與名義上的統治者斷絕一切關係;而最「知名」的莫過於自行宣布建國的伊斯蘭國,有數千萬人生活在它的淫威之下。國界、政府、法律制度為現代阿拉伯社會的基礎,它們比任何人所以為的,或者表面上看起來的,要更為脆弱。

為什麼走到今天這一步?歷史正在重演嗎?

為什麼沒人看出來會有這些發展?回想起來,我認為有部分原因是因為刻意拒絕面對。畢竟獨裁者與他們的爪牙曾不斷發出警告,他們說叛亂可能會以內戰或伊斯蘭主義者的嗜血告終。他們多年來都是這樣說的,甚至在起義前夕都還這麼說。但他們一邊這麼說,一邊無所不用其極地讓預言成真。如此犬儒當前,人們自然只能堅信另一套東西,無論它的可能性多低。只有相信它的可能性,抗議者才能超越內部的分歧。

對這民族來說,捨生取義、為了信念放手一搏本身就是很大的成就,因為他們已習慣阿拉伯陳腐宿命論的擺布,這讓我們不得不支持他們。在阿拉伯生活好幾年後,我也厭倦了人們拿歷史來說嘴,把歷史說成中東的沉重負荷或待罪禍首。2013 年,我告訴我的敘利亞朋友,為了寫這本書,我打算讀更多敘利亞的歷史。她懇求我:「拜託你,不要寫得一副我們注定永遠重演歷史的樣子。」

我答應她說不會。但歷史偏偏會在你試著擺脫它的時候悄悄地重演。

我記得我在 2011 到  2012 年間看過幾張利比亞流亡者手上的地圖,當時這些流亡者正準備回利比亞收復家園。他們握有的地圖大多已泛黃、滿是摺皺,就像深埋地底的寶藏一樣,已經收在書桌或檔案櫃中幾十年了──每張地圖上畫的利比亞都不像同一個國家,好像利比亞會因各人觀點的差異而有所不同一樣。

有些地圖的身世可追溯到一個世紀之前,地圖上寫著鄂圖曼帝國時期的土耳其文。有些寫著殖民時期的義大利文或英文。有些比較近代,寫的是阿拉伯文。這些流亡者所宣稱的土地財產所有權常常重疊,因為所有者是在不同的時間點離開利比亞或被驅逐出境,而繪製地圖的機關,無論是城市、地區,還是殖民強權,代代更迭,毫無共同認同。

有些家庭宣稱擁有的財產,是一大片現為政府大樓與法院的地區,而大部分家庭聲索的土地要小一些,可能是未被遺忘、家族傳承卻被偷走的房屋或農場。這些地主屋主不懂為什麼他們不能把這些財產拿回來,他們好像不明白他們手上的地圖其實就是內戰的縮影,那是一張諸多野心相爭、刮除、塗抹、複寫的羊皮紙。沒人能裁定誰是誰非,所以他們開始自行執法,購買槍枝以驅逐住在他們別墅裡的不速之客。

國族、部落的凝聚力太弱只是問題的一部分,無法完全解釋為何 2011 年的革命會落入如此黑暗的發展軌跡。某方面來說,更關鍵的問題正是人們幾世紀以來的疑問:阿拉伯為何陷於危機與挫敗?這個問題的答案浩瀚龐大,充滿教派之爭與深仇大恨。

故事可以從一千年前伊拉克的戰場說起。也可以從 1839 年說起,當時鄂圖曼蘇丹剛開始著手改革,而這場改革終將瓦解他的帝國,並使阿拉伯人四散飄零。或者可以從 1919 年說起,當時開羅的自由主義革命以失敗告終。也可以像許多人那樣從中東向外延伸,把 2011 年發生的這場革命說成是阿拉伯版的三十年戰爭,或說成是阿拉伯版的 1948 年歐洲革命。但這些類比都沒太大意義,只讓人看出評論者本身的意識形態。

阿拉伯內戰的戰士各有他們認定的日期與起始點,有些的確具有感染力。2014 年 6 月,新的哈里發公布不久,ISIS 聖戰士在推特(Twitter)上傳照片,照片裡他們正開著推土機剷平敘利亞與伊拉克邊界的東邊護道。他們昭告天下,他們正在摧毀「賽克斯──皮科協定的國界」(borders of Sykes-Picot)──這是大眾對於百年前歐洲殖民者強加於中東地圖的稱呼。

圖/albaraka_news


缺乏和平繼承政權的方式:因「名不正,言不順」,而提心吊膽的獨裁者們

對大多數阿拉伯人來說,最重要的成因其實較為近代。他們成長於獨裁時代,事實上正是因為二戰後追求獨立,才催生出獨裁者。當時最偉大的旗手就是埃及的前總統賈邁勒.阿卜杜.納賽爾(Gamal Abdel Nasser)。

1956 年蘇伊士運河危機時,他對西方強權的頑強抵抗,幾乎讓他成為繼先知穆罕默德後,最受敬愛的阿拉伯領袖。然而納賽爾的遺產卻是遺毒:在他感人肺腑的演說和人人平等的主張之下,他建立了一個殘暴的警察國家,他所喚起的阿拉伯人的信心,更早在他 1970 離世前就蒸發殆盡。

納賽爾的阿拉伯繼承人們發現自己坐上寶座,卻失去了民意認可的正統性,但這恰恰是納賽爾深受愛戴的基礎。在阿拉伯文裡,正統性(shar’eeya)與伊斯蘭律法(sharia)是同源字並不令人意外。納賽爾短暫享有的精神領袖光環,並沒有傳承到他的後繼者身上。他們知道自己只能靠恫嚇的手段來鞏固權位,所以著手強化納賽爾一手打造的監控與鎮壓機構。

我朋友穆罕默德.木塔瓦凱(Muhammad al Mutawakel)是葉門一名充滿智慧的老政治人物,他告訴我:「這地區的每個統治者都不認為自己名正言順,所以他們老是提心吊膽地算計對手,因為他們深知這些競爭對手絕對可以把他們取而代之。」木塔瓦凱出生時,葉門還在一個排外的千年宗教王朝的統治之下。他一生經歷共和革命與後來的竊國者侯,但 2014 年底,他就像那許許多多阿拉伯世界裡最有包容力、最有思想的人一樣,在自家門外被狂熱分子所謀殺。

那之後,我突然懂了,木塔瓦凱對於阿拉伯世界神經兮兮暴君的觀察,並非只限於納賽爾還有他的模仿者,某方面來說,阿拉伯世界從來沒有建立一個和平繼承政權的方式,有些人說這就是苦難之所以不斷輪迴的根源。在創建了阿拉伯世界第一個真正的國家後,先知穆罕默德試圖創造一套和平繼承政權的方法。

在 7 世紀時,他的繼承人都被稱為哈里發,khalifa 的意思是代理人或繼任者。一開始,哈里發,又被稱為真主在世上的影子,因為與先知有所關聯,還能維持一定的光環,並依靠民眾支持來領導團體,但是最後不同部落與不同宗教間的對立,造成阿拉伯民族的分裂與弱化。阿拉伯人臣服於土耳其人、蒙古人與波斯人,但這三種人所信仰的宗教卻是阿拉伯人所創。

這些篡位者也在跟同樣的惡魔搏鬥:鄂圖曼蘇丹徵召信仰基督教的奴隸來管理帝國,登基前在儀式裡用絲繩勒死自家兄弟,只為先發制人,剪除對手還有後裔的風險。然而以上種種保護措施最後都失敗了。就算是後殖民時期偉大的戰鬥口號「共和民主」,最後真相大白,也不過是個託辭。

披著民主外衣的獨裁者

造成 2011 年起義的指標性民怨就是對於世襲(tawreeth)的指控。埃及、利比亞、葉門的獨裁者讓世人以為他們是民主人士,但他們其實都在打造王朝,培養自己的兒子繼位。敘利亞的前獨裁者哈菲茲.阿薩德(Hafez al Assad)已經做到了。

2011 年的抗議者相信他們找到了解決繼承問題的方法:真正的民主。但就算如此,他們之中也沒幾個人認真謀劃如何推翻世襲政權,除了那一小撮研究過美國理論家金.夏普(Gene Sharp)作品的埃及運動者(夏普的理論是非暴力對抗暴政),抗議者對於動盪毫無準備。

伊斯蘭主義者經歷了一場地下運動,但卻是分化的運動。許多人不但不宣揚革命,反而提倡要包容原本的政權。他們並沒有一張能夠化宗教口號為現實的藍圖。(關於伊斯蘭如何與政治結合,可參考:「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阿拉伯之春後,為何突尼西亞民主轉型成功,埃及民主卻「胎死腹中」?

事實上,2011 年不是開始,而是結束。那是腐爛了數十年的東西最後的崩解:阿拉伯世界的諸多共和國,自作自受,最終自我毀滅。2010 年,阿拉伯世界的警察國家已力不從心。阿拉伯強人們花費數十年學會分而治之與「平衡」地方勢力的藝術,最後卻發現自己無能處理逐漸加劇的經濟危機、失業問題、物價上漲、乾旱影響、還有他們控制不了的貪汙腐敗。

人口結構的改變使這些問題雪上加霜。2010 年,阿拉伯世界大多數人的年齡在 30 歲以下。他們大部分都很難找到好工作,雖然他們的識字率與教育程度比他們父母那代人更高。1980 年時,差不多只有一半的阿拉伯人能讀能寫。到了 2000 年時,識字率已上升到 61.5%,其中 15 到 20 歲的識字率約有八成。

這樣的數字讓人對未來有更多期待,但這些國家的經濟深受遲緩官僚系統與官民間利益交換的主宰,年輕人看不到積極向上能帶來什麼收穫,處處只見羞辱。2000 年代初埃及和敘利亞都曾短暫嘗試要讓經濟自由化,結果卻擴大裙帶權貴(waasta)與平民百姓間的貧富差異。

沒收入的阿拉伯青年無法成家,只能跟父母住。西方世界自由富庶的景象讓他們心生嚮往,卻可望而不可即。打從 90 年代初,他們就開始透過半島電視台與其他衛星電視台接收新知,這些電視台揭穿他們兒時經歷的國家宣傳的真相,嘲弄他們國家統治者的虛矯。網路進一步放大了這些新知,讓人民更有能力與彼此溝通。

以上種種最後在 2010 年開花結果,開啟一波緩緩高漲的憤怒。在一個又一個的國家裡,已死的、重傷的、受辱的烈士照片被高高舉起,這些男男女女的命運似乎是整個民族恥辱的結晶。

「我們都是哈立德.賽義德」:被警察折磨至死的埃及年輕人

在埃及,2010 年 6 月初,兩張照片讓改變的第一槍響起。第一張照片裡是個面露微笑、鬍子刮得乾乾淨淨的年輕人。照片下寫著他的名字:哈立德.賽義德(Khaled Saeed)。第二張照片裡面是同一個人,但他的臉卻血肉模糊到駭人,他的牙齒被打掉,下巴被打歪,鮮血噴滿兩頰,死去的雙眼上吊翻白。以前也有許多埃及人被警方折磨致死。但哈立德不是典型的受害者,他住在中產階級的「好區」,而不是貧民窟或伊斯蘭主義者的貧民區。

很快就有人想到為他的死成立臉書專頁,那個人是威爾.戈寧(Wael Ghoneim),一個在遙遠杜拜為谷歌工作的埃及年輕人,他成立並負責管理「我們都是哈立德.賽義德」的臉書專頁。這個專頁的影響力從臉書擴散出去,幾乎成為一場運動,短短幾周內就吸引了成千上萬的追蹤者,催生出一場又一場的示威遊行。

哈立德.賽義德(Khaled Saeed)。圖/We are all Khaled Said 臉書專頁


哈立德被謀殺的故事傳播開來,傳得越來越廣、越來越遠,故事的輪廓跟著不停在變,像顆巨大的熱氣球。哈立德的故事極具吸引力,讓那些曾在埃及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政權下本能地感受過不公不義與高壓窒息統治的人,開始關注這個議題。穆巴拉克政權的反對者逮到機會,其中前國際原子能機構(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總幹事穆罕默德·巴拉迪(Mohamed ElBaradei)六月底前往探視哈立德的家屬,並在亞歷山卓城(Alexandria)舉辦了一場反警察暴力的抗議遊行。

因為同樣的失望與挫敗,阿拉伯世界的每個國家都開始出現類似的故事,有時還被加油添醋成了神話。半島電視台不停播放這些故事,新聞快報、跑馬燈以及狂亂的交叉剪接在在透露阿拉伯地區浮現的危機。

那年秋天,我開車經過敘利亞東北方因乾旱而龜裂的田野,發現許多農夫怒火中燒,有些人認為政府故意不給他們水用。乾旱已邁入第 4 年了,但我在北方遇到的人似乎不怪大自然或上天,反而怪敘利亞的政權,他們認為這個政權悄悄背棄了自己早年對農民與窮人許下的社會主義承諾,棄之不顧、毫無作為。

在大馬士革的郊區,數以萬計流離失所的農夫與他們的家庭正生活在帳篷區裡,依賴外國慈善機構的援助為生。這個國家的首都充滿精品酒店與餐廳、班尼頓服裝店、開積架的富家子弟。然而,2010 年的時候,恐懼的味道卻越來越濃烈。你聽到一些話,可以一窺端倪,這些話的說法各有不同:只要一根火柴就能點燃。只要一絲火花就會爆炸。

敘利亞哲學家薩迪克·阿慈穆(Sadik al-Azm)當時住在大馬士革,他後來寫道:「在大馬士革光鮮的外表下,仇恨與壓迫的惡意正在生長,突變為纏繞蜿蜒的龐然大物,這股暴力的能量隨時準備迸發。幾乎每個大馬士革人嘴邊都有句祈禱,呼之欲出:『主啊,在為時已晚之前,啟示他去做點什麼吧。』」不需要講白,禱詞裡的他,指的就是巴沙爾.阿薩德(Bashar al Assad)。

追求自由與民主的怒火,隨自焚的小販越燃越烈

在 2010 年 11 月底,我為了國會選舉回到埃及。在埃及,投票總是引起冷嘲與憤怒,但這次舞弊特別明顯。有個學校裡的投票站遭政府雇的打手闖入,這些人對空鳴槍,然後跳上小巴呼嘯離開。過程中,警察只是站在一旁看。警察後來把投票站關起來,讓數百位原本要投給反對黨的選民在人行道上大罵。先前那群暴徒開槍打中一位老人家的腿,卻還有一個警察為了整場作假戲碼,幸災樂禍在笑。

接下來的整天,我一站又一站地奔波。所到之處,都有平民百姓大喊大叫,抗議投票站不讓他們進去投票、他們的選票被偷了。在此同時,那些上衣貼著效忠穆巴拉克貼紙的人,常常備受禮遇地被迎入投票站。就算以埃及的標準來看,這件事都很離譜。示威爆發開來,規模雖小,卻很有力。在工人階級的蘇布拉艾凱馬區(Shobra al Khaima),我看到年輕人勇敢冒著被捕的風險,爬上關閉的投票站鐵門,用垃圾桶蓋敲鐵門,大喊,「穆巴拉克下台!」

接下來發生的事,剛開始,似乎只是另一場徒勞之舉。2010 年 12 月 17 日,在南方的農業小鎮西迪布吉德(Sidi Bouzid),有名叫穆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的二十六歲突尼西亞路邊攤販,他在一處塵土飛揚的十字路口,將汽油淋滿身體。以前曾有幾個阿拉伯人在憤怒中自焚身亡,但這次有些不同。布瓦吉吉在塞車的車隊中央大喊:「你們要我怎麼謀生?」不到一小時前,當地一名官僚沒收了他賣蔬菜的推車跟磅秤。然後他點了打火機,讓自己燒了起來。

抗議活動幾乎是立刻展開,早於布瓦吉吉陷入昏迷、最後死亡之前,也早於突尼西亞革命成功,將布瓦吉吉從不知名的貧困蔬果小販,轉化為點燃阿拉伯之春的那個人之前。不到一個月,1 月 14 日,抗議活動就驅逐了突尼西亞的獨裁者宰因.阿比丁.本.阿里(Zine El Abidine Ben Ali)。埃及的抗議活動於 1 月 25 日爆發,不過 18 天,穆巴拉克就下台了。

這把火炬迅速地傳到利比亞、葉門、巴林,這些地方的抗議活動更混亂也沒那麼成功。在敘利亞,第一波示威於 3 月 15 日展開;不到一個月,這些活動就急轉直下,變成殘酷的鎮壓活動。

起義在 2011 年擴散開來,不只是因為社群媒體與共同的語言,也因為許多政治的困境以及人民用來解決困境的工具是相同的。某方面來說,數千名年輕男女對伊斯蘭國趨之若鶩,這些人跟解放廣場上的抗議者一樣,都被一種相同的衝動所驅策:

他們需要一個把他們當公民對待的祖國。在奴隸制度依然被視作神聖的暴力神權政權下,去談「公民」這個在烏托邦式的都市空間中使用的字眼,可能聽來有違常理。但許多埃及的年輕人在兩者間旅行,那些旅程的動力來自他們渴望卻一直被拒絕的東西:秩序、和諧、歸屬感。他們想要有個地方,這個地方不會有人厚黑地利用他們種族、信仰與部落的盤根錯節來對付他們──就像土耳其人、英國人、穆巴拉克那許多分而治之的強人多年所為──而是擁抱與和解。

備註:本文摘自羅伯‧沃斯(Robert Worth)的《烈焰焚春:從埃及革命到伊斯蘭國,阿拉伯之春後的中東如何墜落人間煉獄?》(A Rage for Order:The Middle East in Turmoil, from Tahrir Square to ISIS),由八旗文化授權換日線原文轉載並增訂小標。惟圖、文經編輯,均與原作有部分出入,欲閱讀作者完整作品,歡迎參考原書。

圖/八旗文化 提供


執行編輯:鄧紹妤
核稿編輯:林欣蘋

Photo Credit:Mohamed Elsayyed@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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