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頁阿拉伯】我怎樣成為一個極端份子

【一頁阿拉伯】我怎樣成為一個極端份子

 

解放黨在巴勒斯坦的拉姆安拉抗議以色列攻擊。

 


在歧視中長大,我悲憤,但還不足以走向極端

納瓦茲:

以下我會扼要敘述我的人生故事,詳情請見我的自傳《激進份子》(Radical)。

我在英國薩克斯郡出生長大,成長階段正好遇上種族主義的惡劣歲月。「勞倫斯(Stephen Lawrence)謀殺案」徹底改變了英國的種族關係,政府為此進行調查,把結果寫成「麥克弗森報告」(the Macpherson report)(註一),公開發表。「制度性種族歧視」(institutional racism)一詞就是隨著這份報告首次面世。它認定,「制度性種族歧視」普遍存在於英國警隊。這是個很嚴重的指控。

註一:「麥克弗森報告」出版於 1999 年 2 月,是英國政府在黑人少年史蒂芬·勞倫斯遭謀殺(一起有種族歧視動機的謀殺案)後,針對英國種族歧視現象所做調查的結果:「很多人認為,那是英國種族關係的一個定義性時刻⋯⋯『麥克弗森報告』強烈譴責『制度性種族歧視』,認為此一現象普遍存在於警隊。它提出了七十項建議,很多都是專為改善警察對種族歧視的態度而發,並強調有必要快速增加警隊中黑人和亞洲裔員警的人數。」(見 Race: The Macpherson

我的成年就緊接在這個集體意識轉換的階段之後。我在很多不同場合遭遇過制度性種族歧視,對主流社會深感幻滅。我一再遭到胡亂拘捕。就在這一類歧視展開於我們年輕生命的同時,我們目擊了波士尼亞種族屠殺在歐洲大陸上演。

自然地,我那一代人變得對社會不滿、幻滅和疏離。就在我陷入嚴重身分定位危機(identity crisis)時,一個伊斯蘭主義(Islamist)的意識形態組織向我招手。那是一個革命型的組織,稱為「解放黨」(Hizb ut-Tahrir),至今仍活躍於世界各地,而且在西方仍然合法。

1953 年成立於耶路撒冷,「解放黨」源於以色列建國所引起的穆斯林身分定位危機,是第一個鼓吹建立一個神權政體,或一個伊斯蘭國家的伊斯蘭主義組織。它不採恐怖手段,而是設法影響穆斯林的輿論,最終目的是在穆斯林佔大宗的國家(埃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等)煽動軍事政變,奪取權力。

加入這組織時,我滿懷悲憤(大概也深受創傷),是個飽受種族暴力攻擊的 16 歲少年。不過,我的悲憤後來有很長一段時間,被我接受的意識形態凍結。

我用「悲憤」這個字是經過慎選。悲憤本身並不足以讓人走向極端。我的意思可以簡述如下:當西方國家不願干預波士尼亞的種族屠殺時,有些穆斯林變得極端化;後來,當西方國家干預阿富汗和伊拉克時,有更多穆斯林變得極端化;然後,當西方國家干預敘利亞失敗,又有多更多穆斯林變得極端化。

所以,那些把什麼都歸咎於對西方外交政策的悲憤敘事只道出了一半真相,不足以充分解釋穆斯林走向極端的現象。

宗教加強了對「我群」的忠誠,對「他群」的敵意

哈里斯:

干預政策和穆斯林悲憤的關係非常不規則,而我相信我們後面一定會再談到。

就目前,我只想指出,在我看來,西方對波士尼亞的干預(註二)有兩個獨一無二的特徵,而且是唯一一次穆斯林不覺得被冒犯:首先是,這次干預並不是透過入侵一個伊斯蘭國家達成;其次,是它的轟炸對象不是穆斯林。

註二:1992 年,波士尼亞宣布從南斯拉夫獨立,但境內塞爾維亞人不願意,對信奉伊斯蘭教的波士尼亞人發起戰爭,其間進行了種族屠殺。西方國家起初不願干預,直至種族屠殺證據確鑿始對塞爾維亞人大舉空襲。

近期的衝突顯示,這兩個變數只要其中之一有所改變,就會有大比例的穆斯林認為西方的行動是逆天悖理。

薩達姆·海珊(Saddam Hussein)是最佳例子:他是人人憎惡的世俗暴君,不過,當一支非穆斯林聯軍對他發起攻擊,伊斯蘭世界很多人都義憤填膺,視之為「外道」對「伊斯蘭土地」的侵略行為。

當然有許多明智的理由足以讓人反對伊拉克戰爭,但上述理由卻談不上明智。宗教這東西的一個麻煩處在於它會加強人對「我群」的忠誠和對「他群」的敵意,哪怕「我群」中某些成員的行為有時像瘋子(指蓋達組織和「伊斯蘭國」之類恐怖組織的作為)。還可補充的是,當西方最終純然基於人道理由起而干預波士尼亞內戰時,我們並未得到太多掌聲。

極端主義者往往受過高等教育

納瓦茲:

確實如此。我提波士尼亞只是為了指出,悲憤最是容易影響經歷嚴重身分定位危機的年輕人,讓他們受魅力型招募者蠱惑,接受某種意識形態信條。一旦接受了某種信條,你的世界觀就會被框住,成為你看待別人的透鏡,成為你吸收別人的工具。它會成為你的語言。

很重要和必須知道的一點是,悲憤永遠存在。它們從歷史開始便已存在,也會存在至歷史結束。其他社群也有他們的悲憤,但「伊斯蘭主義」這種特殊的意識形態現象,只能產生於某些脈絡。

例如,極端主義化常被說成是貧窮或缺乏教育導致,但早有專家指出,有高比例的恐怖份子受過高等教育(註三)。所以,十六歲那一年,我接受了一種意識形態世界觀,它冷凍了我的悲憤,把它轉化為一種信條。然後我開始為「解放黨」大量吸收信徒。在推進神權政體一事上,我居功不少。

註三:請參見 Marc Sageman, Leaderless Jihad(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8)

國際招募:我如何將「革命型伊斯蘭主義」輸往全球

哈里斯:你是在英國還是在全球推廣這些觀念?

納瓦茲:

全球。「解放黨」的勢力從耶路撒冷延伸至約旦,從約旦延伸至敘利亞和伊拉克,最終延伸至埃及。然後它又從中東延伸至西方,再從西方透過德國穆斯林延伸至土耳其,透過法國穆斯林延伸至北非,透過印度裔、巴基斯坦裔和孟加拉裔英國穆斯林延伸至南亞。

我變成一個國際性招募者。我把革命型伊斯蘭主義從英國輸往巴基斯坦和丹麥,最後是輸往埃及。

1999 年,在倫敦大學東方研究暨非洲研究學院攻讀法律和阿拉伯語學位時,我去了巴基斯坦一年,幫助成立「解放黨」的巴基斯坦分支。前一年,巴基斯坦才剛核子試爆成功,而我們組織的最高領導人立志要成為一個擁有核武的哈里發(指身兼教主與皇帝二職的伊斯蘭教最高領袖)。

不管去到哪裡為「解放黨」打基礎,我們都把軍官鎖定為主要吸收對象,好假借他們發動政變。2000 年從巴基斯坦返回英國後,我親自接觸了一批在桑德赫斯特皇家軍事學院(Sandhurst Royal Military Academy)念書的巴基斯坦學員。自那之後,巴基斯坦便一再發生由「解放黨」策劃的流產軍事政變,其中一些得到報章報導(註四)。

註四:2003 年 8 月,巴基斯坦軍方宣布,他們逮捕好些同情極端主義者的軍官。這次被逮捕的軍官都是滲透到武裝部隊的「解放黨」成員,有些還是我 2000 年時在倫敦協助吸收的。2006 年從埃及出獄回到英國後,我和一個英籍巴基斯坦裔「解放黨」成員見了面。他名叫奧馬·汗(Omar Khan),原是我們在巴基斯坦臥底的軍官團的領導人。他向我證實,當年我親自吸收的軍官全部被逮捕和盤問。他被遞解出境,其他軍官繼續監禁。當時,「解放黨」在巴基斯坦仍然是合法組織。(見 Pakistan army officers arrested in terror swoop

埃及當局的政治犯、國際特赦組織的「良心犯」

當時我已恢復在倫敦的學業,但每星期還是會去哥本哈根一趟,以建立「解放黨」在丹麥的巴基斯坦人分部。2001 年,出於課業需要,我前往埃及進修阿拉伯語。九一一恐怖攻擊發生在我到達的前一天。因為不充分明白這事件的嚴重性,我繼續為「解放黨」吸收成員。

2002 年 4 月,埃及國安局人員突擊搜查我在亞歷山卓的住處。我被矇上眼罩,雙手綁在背後,帶往開羅的國安局總部。在那裡,我目睹一些囚犯遭到電擊刑求。當時我 24 歲。

最後,我以政治犯身分被判在托拉監獄(Mazra Tora)服刑 5 年。

這期間,國際特赦組織採取了勇敢的一步,把我列名為「良心犯」──該組織不認同「解放黨」的信念,但仍然認為我們在埃及的行為不算犯法(這是事實),而且「解放黨」在英國是合法組織。

世界第一個反極端主義組織的誕生

我就是在坐牢時認識各式各樣的伊斯蘭主義者──從暗殺埃及前總統沙達特(Anwar Sadat)的刺客,到埃及穆斯林兄弟會的最高領導人巴迪亞(Muhammad Badie),不一而足。從這時起,我開始認真反思我從 16 歲起狂熱擁抱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大業。

跟其他囚犯的長談和國際特赦組織的關懷,開啟了我過渡至擁護自由主義和人權的漫長之旅。2006 年,我從監獄獲釋,回到倫敦。2008 年,在即將取得倫敦經濟學院政治理論碩士學位之際,我與夥伴共同創立了世界第一個反極端主義組織:奎利亞姆智庫(Quilliam)。

備註:本文摘自山姆.哈里斯(Sam Harris)和馬吉德.納瓦茲(Maajid Nawaz)合著《對話:伊斯蘭與寬容的未來》(Islam and the Future of Tolerance: A Dialogue)。由立緒出版社授權換日線原文轉載並增訂小標。惟圖、文經編輯,均與原作有部分出入,欲閱讀作者完整作品,歡迎參考原書。

 

執行編輯:HUI
核稿編輯:林欣蘋

Photo Credit:主圖/flickr@ramallah1222007 CC BY 2.0、附圖/立緒出版社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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