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討論ISIS、聖戰、伊斯蘭之前,我們都忘了談「民族主義」── 一個阿拉伯,各自表述(上)

在討論ISIS、聖戰、伊斯蘭之前,我們都忘了談「民族主義」── 一個阿拉伯,各自表述(上)

伊斯蘭國、遜尼派、什葉派、聖戰等等,這些具宗教色彩的詞彙,今天頻頻出現在敘述阿拉伯世界衝突的文本上,然而阿拉伯世界本身獨特的民族特性,卻顯得黯然無光──這現象是歷史使然。

與其他殖民地一樣,近代阿拉伯世界,是一部「挑戰與回應」的歷史。面對帝國主義的衝擊,在意識形態上出現百家爭嗚:有共產主義、伊斯蘭主義、民族主義,它們相互競爭,有起有落,周而復始。而到今天已窮途末路的民族主義,其實曾在 1950 至 1960 年代,佔據著阿拉伯世界思潮的重要位置。

何謂阿拉伯民族主義?這個問題一直都眾說紛紜。不同角色,有不同答案。肯定的是,當年民族主義的重大推手中,復興黨(Ba'ath Party)──亦即今天敘利亞阿薩德政權,和伊拉克在海珊時代的執政黨,可說是不可或缺,惟其性質已不能與當年相提並論。另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就是埃及前領導人納賽爾(Gamal Nasser)。

埃及抗議中,有人高舉前領導人納賽爾的照片。圖/Mohamed Elsayyed@Shutterstock

阿拉伯民族主義的興衰,大致可分成兩個時期:1940 年代至 1958 年為「大一統」的漲潮;1959 年至 1967 年為「大一統」之退潮。此後,則為阿拉伯民族主義的衰落期。在這民族主義高低起伏的歷史過程中,阿拉伯民族主義者最終如何由本同走到末異呢?

「民族」概念,是否必然帶來政治的「大一統」?

我們該如何定義「民族」?誰來定義民族?對這些問題的討論,在 19 世紀歐洲統一運動時,已如火如荼。然而在 20 世紀的解殖時期仍不絕於耳。主流認為民族主義是基於同一歷史、文化習俗的群體,在交流過程中,產生「榮辱與共、生死與共」的集體情緒;亦有由 19 世紀法國哲學家勒南(Ernest Renan)提出:「一個民族的存在,是每日進行的公民投票」,突出民族主義建立於「社會契約」及「身份認同」的特性。

當然,何謂「民族」,始終沒有客觀的定義。

眾多理論中,無社科學生不曉的著名民族主義學者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之理論,形容 20 世紀解殖時代的民族主義現象最為貼切──包括阿拉伯民族主義在內。簡而言之,他認為民族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是社會建構出來的產物。當人認知自己為共同體的一分子時,民族便應運而生。即使大家素未謀面,仍會彼此連結在心中。縱使這民族共同體可能普遍存在著不平等與剝削,民族總是被想像為深厚、平等的情誼。重要的是,語言是民族的媒介,因為人們往往會透過文字敘事來想像。

在安德森之前,一些阿拉伯民族主義者也以相似邏輯作論證,例如「阿拉伯民族主義之父」胡蘇里 (Sati'al-Husri)強調,「所有說同一語言(阿拉伯語)的人,都有著共同靈魂,所以他們必須有一個統一的國家」。

再者,透過想像,當時阿拉伯世界亦普遍存在著一種歷史宿命感,如在 1956 年蘇伊士運河危機中,英國法國軍隊入侵埃及,激起了普遍的民族情緒。他們受列強侵略,大家仿佛連成一個命運共同體,團結起來,共抵外敵,這就是民族中的情誼。

關於阿拉伯民族主義的終極目標,被廣泛討論的是「民族主義是否必然帶來政治統一」這命題,而且亦有學者引用安德森對此的看法。安德森也認為,「民族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被想像為本質上有限和享有主權的共同體」。著名中東學者路易斯(Bernard Lewis)也認同,民族除了文化相近,亦會追尋主權獨立。

回歸到 1950 年代,火紅火熱的民族主義高峰期,無論是哪一類阿拉伯民族主義者,「大一統」基本上成為了他們的共識。

二戰之前,只有狹義的「阿拉伯民族觀」

事實上,早在鄂圖曼帝國瓦解以前,民族主義的概念已經在阿拉伯世界中萌生。先是 19 世紀,埃及赫迪夫穆罕默特‧阿里(Muhammad'Ali),率先在埃及推行現代化改革,使埃及在鄂圖曼帝國內一支獨秀,並把自己從鄂圖曼之「突厥人」中區別出來。

到了 20 世紀初,埃及前總理扎格盧勒(Saad Zaghlul Pasha)更創立瓦夫德黨(Hizb al-Wafd),推動埃及民族主義。另一方面,在鄂圖曼帝國崩潰前夕,英國軍官「阿拉伯的勞倫斯」(T. E. Lawrence)更協助哈希姆家族(Hashemite)建立漢志王國,後來又被沙烏地家族(House of Saud)領導的內志王國吞併,成為現今的沙烏地阿拉伯。

雖然早在二戰以前,阿拉伯世界的民族主義已有跡可尋,但這一切只是狹義、地方主導的阿拉伯民族主義。埃及的瓦夫德黨強調「以埃及為本位」的民族主義,多於提倡廣義的阿拉伯民族觀;而沙烏地阿拉伯所抱持的阿拉伯民族主義,只以沙烏地家族為依歸,並與後來遷往伊拉克及約旦、同樣是阿拉伯民族的哈希姆王朝分庭抗禮。

所以在二戰前,無論在民間或在官方,廣義的阿拉伯民族主義並不入流,故於這些阿拉伯政權各自詮釋自己民族主義,沒有阿拉伯民族「大一統」的觀念。

推動阿拉伯「大一統」思想的濫觴:復興黨(Ba'ath Party)

復興黨的創辦人阿弗拉克(左)與比塔爾(右)。圖/Wikipedia@Basch, Fritz CC BY-SA 3.0

到了 1940 年代,廣義的阿拉伯民族觀遂漸浮現,這可歸功於復興黨的推動。

出身希臘正教家庭的阿弗拉克(Michel 'Aflaq),與其信奉伊斯蘭遜尼派的搭擋比塔爾(Salah al-Din Bitar)在早年求學時,受到泛阿拉伯民族主義薰陶;其後決定投身推動民族主義運動,亦大受當時背景影響:

1920 至 30 年代,阿拉伯統治者如欲獨立,多數也要巴結法國及英國等外國勢力才能成功。而在獨立後,英法仍在當地保留影響力,左右這些阿拉伯國家的國策,本土統治精英,也繼續與他們過從甚密,例如伊拉克哈希姆王朝的親英傾向,人所共知。

而對阿弗拉克和比塔爾來說,若要擺脫外國的影響力,必先要團結民族。

1942 年,他們毅然放棄教鞭,走上推動民族主義的道路。雖然當時他們申請成立政黨,但被法國託管的敘國政府拒絕。幾經波折,在二戰後,法國軍隊離開敘利亞後的 1947 年,他們終於成立了復興黨。

復興黨是當時推動廣義阿拉伯民族主義的濫觴,該黨的口號是「團結、自由、社會主義」(Unity, Freedom, Socialism) :「團結」意思可想而知;「自由」是指把阿拉伯民族從帝國主義中解放;「社會主義」是指對農村低下階層,展現人道關懷的左翼思想。這種思想,亦被稱為復興主義(Ba'athism)。

雖然阿弗拉克與比塔爾來自不同的宗教背景,加上他們亦認同復興黨與伊斯蘭教之間的親密淵源,但一來他們各自的宗教背景,對自身影響有限;二來對復興黨來說,援引伊斯蘭教,只是推動民族主義運動的工具──所以,復興黨依然是一個世俗色彩濃厚的民族主義政黨。

最值得留意的是,復興黨把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結合起來,是具革命性而相當前衛的做法。這除了受到當時共產主義左翼思潮的影響外,亦受到黨內其他成員及敘利亞國情的影響。最初在黨內,分成了兩派意見:阿弗拉克與比塔爾比較強調阿拉伯民族主義與推動統一;加尼姆(Dr. Wahib al-Ghanim)比較關注農村的貧困情況,冀推動社會主義的經濟改革,如把重要產業國有化,工人參與企業管理等等──故此,在 1953 年,復興黨正式與阿胡拉尼(Akram al-Hawrani)創立的阿拉伯社會主義黨合併,奠定了該黨之後的政治路線。

在復興黨成立之後的數十年,可謂阿拉伯民族主義蓬勃的年代。當時除了由下而上的復興主義之外,還有由上而下的納賽爾主義(Nasserism)──顧名思義,即是由 1952 年上台的埃及前總統納賽爾所推動的阿拉伯民族主義。

這與復興主義基本上分別不大,同樣是支持阿拉伯「大一統」、強調社會主義,惟兩者主要的相異之處,在於領導地位等政治問題。其實兩者本身情投意合,後來卻不歡而散,歸根究底,是大家對現實政治的期望落差。

到底他們如何逐步走上分裂之路呢?

執行編輯:HUI
核稿編輯:林欣蘋

Photo Credit:David Steele@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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