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利益 vs. 宗教理想──當穆斯林聖地落入異教徒手中,阿拉伯大國為何綁手綁腳,不敢大聲抗議?

國家利益 vs. 宗教理想──當穆斯林聖地落入異教徒手中,阿拉伯大國為何綁手綁腳,不敢大聲抗議?


12 月 8 日,土耳其民眾抗議美國認定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


年近尾聲,「狂人」再創政績,為以巴衝突燃點火藥引。12 月 6 日,美國總統川普於白宮正式宣布「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預計把位於臺拉維夫的大使館遷至耶路撒冷。如今國內民望低下、受困於「通俄門」事件的川普,選擇在此時兌現承諾,此決定似乎是受國內政治影響,多於對中東戰略的考量。

此一石,激起穆斯林世界的千重浪。耶路撒冷被視為基督教、猶太教、伊斯蘭教三大宗教的聖城,因此主權屬猶太教的以色列,或是屬伊斯蘭教的巴勒斯坦,乃為以巴衝突的問題核心。被視為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升天的地方,如今正式落入異教徒手中,使穆斯林世界怒火中燒。

一直被視為美國在中東在地阿拉伯盟友,如沙地阿拉伯、阿聯酋、埃及(下稱以沙國聯盟)在此事上的態度,十分關鍵。美國著名智庫布魯金斯學院研究員 Shadi Hamid 認為,他們並不太重視「耶城事件」,因為他們認為得到以色列與美國支持以對抗伊朗更為重要。

筆者認為,這個觀點有一半是對的。現實主義(Realism)一直都主宰著伊斯蘭大國從政者的外交思維:若純粹從宗教角度看,與穆斯林民眾不同,「耶城事件」對從政者來說未必很重要。但從政治現實分析,「耶城事件」的確對這沙國聯盟帶來了重大挑戰:

第一、川普此舉損害了他們作為穆斯林大國的「合法性」;

第二、對沙國聯盟在中東地緣政治的勢力產生負面影響。

由此,筆者希望向讀者提供不同視角,思考「耶城事件」為他們所帶來的問題。

中東的國際關係──不同教派的國家,有合作的可能嗎?

現實主義一直是國際關係的主流學派(註),此學派視國際社會如無政府狀態,生存之道在於自救及追逐權力,因此追求國家利益才是理性行為,並對意識形態、宗教理念、道德規範(如民主自由)嗤之以鼻。由此,國家若要生存,除了追求相對所得(Relative Gains)以提升國家實力之外,就是與面對共同威脅的國家組成聯盟,達至我方與敵方之間的勢力平衝。

沙國與伊朗在地緣政治上的博奕,應用了現實主義的思維。兩國的衝突,是源於「修昔底德陷阱」:自從 2003 年伊拉克前總統海珊被推翻後,中東的勢力均衡被打破。沙國視明顯日益壯大、成為區內第二強的伊朗為地緣政治威脅,且必然引起衝突。自從阿拉伯之春以後,兩大伊斯蘭國度在中東發動的「代理人戰爭」(葉門內戰、敘利亞內戰及在黎巴嫩的明爭暗鬥),成為了互相爭奪相對所得的大棋局。

近日,沙國與無正式邦交的以色列分享有關伊朗的戰略情報,是因為以色列在鄰近黎巴嫩及巴勒斯坦處,與沙國同樣面臨到伊朗的威脅;相對的,伊朗願意和俄羅斯在敘利亞問題上一同支持阿薩德政府,並與遜尼派大國土耳其在庫德問題上一唱一和。

由此可見,無論是遜尼派、什葉派、伊斯蘭教或是猶太教的國家,都有結盟的可能,證明國家利益才是外交政策的主要推動力。

美國國內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議民眾。圖/ Sheila Fitzgerald@Shutterstock


現實主義的盲點:外交政策的「合法性」

然而,在今次「耶城事件」中,只側重國際政治的現實主義思維卻暴露了嚴重的盲點。

以巴衝突本身是一件國際政治與國內政治互相影響、緊密相扣的政治事件:在國際政治層面上,川普「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是對其盟友以色列的肯定與承諾,其決定的後果是令「兩國方案」付諸流水;此一結果又與國內層面互相交織:穆斯林世界群聲譴責美國與以色列的暴行。

在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組織(下稱哈瑪斯)揚言要掀起「第三次大起義」;在埃及,記者聯盟及反對黨 Egyptian Popular Current 領袖 Hamdeen Sabahi 在反美示威中怒斥塞西政府為「錫安主義者」,向以色列及美國獻媚等等。

在廣大穆斯林眼中,穆斯林各國應有捍衛耶路撒冷聖城的責任,及在以巴衝突上站在巴勒斯坦的立場。而這些宗教與道德規範,就是穆斯林各國在外交政策的「合法性」泉源之一。

「合法性」一直是現實主義的盲點。國際關係中與現實主義並駕齊驅的自由主義(Liberalism)對此有一番見解,其一代表約瑟夫. 奈(Joseph Nye)提出了軟實力(Soft Power)一詞:只要外交政策具有「合法性」才能服眾,而提升「合法性」的其一方法是提升文化、政治理念、道德的吸引力。若放在穆斯林諸國的脈絡中,就是遵從宗教與道德規範,才能使穆斯林世界的群眾順服。

可惜,沙國、阿聯酋與埃及等穆斯林大國正陷入以上兩難之境:在「耶城事件」中,應該要繼續遵從現實主義思維,避免損害與以色列和美國的關係,而放棄實踐保衛聖城的責任,還是要捍衛在穆斯林世界的「合法性」,齊聲譴責美以,並用實際行動表態?

到現在,這些穆斯林大國仍然始料不及,無所適從,奔波於在這兩方面取得平衡。這是由於川普突然作出如此決定,超出了他們預期。即使他們需要美國及以色列作戰略盟友,但亦不期望有「耶城事件」這類令他們尷尬的事件發生。

12 月 9 日,阿拉伯國家聯盟在埃及首都開羅召開緊急會議,催促川普收回這個違反國際法的決定。而沙國外交大臣朱拜爾(Adel al-Jubeir)更重申要根據 2002 年由沙國提出的和平方案來化解衝突,亦即,「以色列必須撤出至 1967 年六日戰爭前的領土,並歸還東耶路撤冷給巴勒斯坦」;但另一方面,會議中亦無提及會作出進一步的實際行動。

雖然只是純粹擺出政治姿態,虛張聲勢,但這代表他們不得不審慎安撫國內穆斯林的情緒,特別是經歷過阿拉伯之春以後,在中東以至馬格里布地區(非洲西北,後代指摩洛哥、阿爾及利亞和突尼斯三國)所有的伊斯蘭從政者均十分擔心國內外發生任何「黑天鵝」事件,動搖內政。

縱使「以巴衝突」的重要性在中東伊斯蘭從政者眼中已大不如前,但在民眾眼中仍然發揮無比的影響力。如何平衡「合法性」與「現實政治」,是他們今日外交政策上最大的兩難。

哈瑪斯重新取得話語權:以巴衝突如何影響沙國陣營的戰略部署?

如上所述,以巴衝突這議題本身是國際與本土互動、互相交織的產物。因此在「耶城事件」中,除了對二元的以巴和平造成衝擊,更對立體的地緣政治格局產生影響。

於 10 月初,由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所領導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下稱法塔赫),以及和控制加薩走廊的哈瑪斯,在埃及首都開羅簽署和解協議(詳見前文)。而看似國內發生的事件,可以說是中東列強在巴勒斯坦這戰場上互相角力而促成的結果。

眾所周知,伊朗是哈瑪斯最大的支持國與金主,雖然雙方因在敘利亞內戰上的立場迴異,曾一度斷絕來往,但今年 5 月伊朗已經對其恢復支助;此外,今年 6 月,沙國聯盟公開與卡達斷絕外交關係,其後伊朗與土耳其公開表態站在後者的一方,從此兩大陣營逐漸成形。

事實上,卡達在傳統上也是哈瑪斯的支持國,例如在過去 5 年,卡達一直積極支助加薩走廊重建,而哈瑪斯政治局領導人瑪夏爾(Khaled Meshaal)更自 2012 年起在卡達接受政治庇護。因此,在哈瑪斯妥協、接受法塔赫的和議以前,伊朗為首的陣營的確在加薩地帶發揮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然而,其後埃及作為東道主,介入並主持兩派的和議。沙國聯盟欲令哈瑪斯解除武裝,成為無牙老虎。如果哈瑪斯正式解除武裝,較親沙國及埃及的法塔赫收回其在加薩地帶的行政權力,就意味著伊朗陣營在該區的影響力將「壽終正寢」。

值此之際,「耶城事件」的出現,改變了以上地緣政治鬥爭的結果。哈瑪斯一改過往數個月的頹風,斥責川普開啟地獄之門,除了帶領群眾發動「憤怒之日」,更揚言組織「第三次巴勒斯坦大起義」。除了哈瑪斯外,在加薩地帶第三大勢力「民眾抵抗委員會」轄下的統一旅(Al-Tawheed Brigades)更在 12 月 8 日發射了至少 3 枚火箭炮到以色列境內,以色列則以空襲「回敬」──暴力進一步升級,一發不可收拾。

面對憤怒的巴勒斯坦人,法塔赫主席阿巴斯沒有任何選擇,只有順著民意,齊聲譴責美國的決定。原因有二:第一,阿巴斯是自治政府的主席,如果面對大事大仍然保持沉默,就等同政治自殺;第二,阿巴斯與美國及其他阿拉伯國家正進行和平談判,如不在此時堅定立場,可能會惹上賣國之嫌。

最重要的是,法塔赫對哈瑪斯的議價能力旋即大大降低。哈瑪斯挾著「耶城事件」,在巴人心目中重振聲威。所以,當初兩派和談的條件──法塔赫要求哈瑪斯解除武裝、負擔自 2007 年加薩地帶政府官員的薪酬及歸還其在加薩地帶的行政權力等,如今恐怕難再堅持。

如果哈瑪斯與法塔赫的和談面臨破裂,就直接地影響上述沙國聯盟在巴勒斯坦的戰略部署,並反而給予伊朗與卡達一個黃金機會,與哈瑪斯建立更緊密的戰略聯繫,恢復過往在加薩地帶的政治影響力。

12 月 11 日,伊朗總統魯哈尼(Hassan Rouhani)與哈瑪斯領袖哈尼亞(Ismail Haniyeh)通電話,指出伊朗誓言支持哈瑪斯對抗以色列。伊朗是自「耶城事件」發生以來,首個公開支持哈瑪斯抗爭的國家。對伊朗來說,這是重返巴勒斯坦的一個重要契機。這就是國內事件延伸至改變國際地緣政治面貌的典型例子。

哈瑪斯領袖哈尼亞。 圖/Sadik Gulec@Shutterstock


伊朗乘勢而上,搶佔道德光環

在「耶城事件」中,其實伊朗、卡達,甚至是土耳其在反對美國及以色列上,更顯得擲地有聲,毫無包袱地站在道德高地。大部分與伊朗關係友好的什葉派國家,在這次事件中除了高調反美反以色列之外,更會用十分強硬的措辭譴責以色列,或呼籲穆斯林世界作出實際行動,推翻川普的決定,這與在上星期六缺少火藥味的阿拉伯國家聯盟緊急會議相映成趣。

例如,伊朗總統魯哈尼斥責沙國應停止向以色列鞠躬獻媚,並穩回立場,依靠區內其他穆斯林國家一起合作抗議;與沙國鬧翻的卡達埃米爾阿勒薩尼(Tamim bin Hamad Al Thani),也提出穆斯林世界應作出實際行動,推翻美國的遷大使館決定;與什葉派真主黨同為「3 月 8 日聯盟」的黎巴嫩外交部長巴希爾(Gebran Bassil), 表示阿拉伯國家應該考量對美國祭出經濟制裁;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Tayyip Erdogan)更稱以色列為「恐怖主義國家」。

值得注意的是,「耶城事件」發生後,約旦國王第一時間到土耳其與埃爾多安商討如何回應川普的決定,而且又直接與卡達埃米爾阿勒薩尼通電話,希冀一起協調阿拉伯世界對應危機。在整個過程中,約旦不是和沙國聯盟商討對策,而是主動聯絡卡達、土耳其這些與伊朗親密的國家。另外,今次土耳其亦取代了沙國過往的領導角色,主動召開伊斯蘭合作組織的緊急會議,商討「耶城事件」。

這突顯了「阿拉伯國家」在以巴衝突的影響力漸漸減低。以巴衝突一直是「阿拉伯國家」的核心政治議程,可是今次「土耳其—伊朗」為首的「非阿拉伯國家」卻取代了前者,在以巴衝突上扮演了領導穆斯林世界、真正表達人民聲音的角色並「乘勢而上」;相對上,沙地阿拉伯表現得像奴才哀求主子收回成命般,失去作為一個穆斯林大國應有的形象──長遠而言,若這環境持續下去,將有助伊朗在日後擴張在中東區域的影響力。

「耶城事件」的兩大挑戰:外交政策的失敗、地緣政治的挫折

經歷「耶城事件」一役,沙國聯盟無論在外交政策上或是在中東大棋局的爭奪戰上,均是失敗的。

和其他世俗國家不同,在伊斯蘭教的脈落中,宗教與道德規範是穆斯林國家在制定政策時的包袱,亦即外交政策中「合法性」的來源。當現代國家的本質是以國家利益作為主導外交的思想時,無可避免地,與期望大國實踐宗教與道德規範的穆斯林社會產生衝突。當穆斯林社會與國家主政者之間產生矛盾,又會必然波及國際政治層面,釀成大國政治的悲劇。而以巴衝突,正伴隨著以上的規律,重蹈覆轍,無限輪迴。

穆斯林國家之間最需要的是團結與互信,然而,距離這個理想,似乎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耶路撒冷被視為基督教、猶太教、伊斯蘭教三大宗教的聖城,因此主權屬猶太教的以色列,或是屬伊斯蘭教的巴勒斯坦,乃為以巴衝突的問題核心。圖/shutterstock


註:近代的代表人物包括華爾茲(Kenneth Waltz)、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及沃爾特(Stephen Walt)。

執行編輯:HUI
核稿編輯:林欣蘋

Photo Credit:thomas koch@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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