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學的課堂上,卻沒人想要出來「領導」?──其實Leadership沒有這麼深奧,從自願當「倒楣鬼」開始吧!

領導學的課堂上,卻沒人想要出來「領導」?──其實Leadership沒有這麼深奧,從自願當「倒楣鬼」開始吧!

領導學的課堂上,沒人想要出來「領導」

在台灣讀研究所的時候,我擔任「領導學導論」的助教,這堂課是領導學學程的必修課,修課的同學都是對「領導」有興趣而來。然而,分組時,我發現願意出來「領導」的同學卻少之又少。
 
為了降低同學對擔任組長的恐懼,我提議小組每一個月換一次組長,並選出副組長協助減輕組長的負擔。儘管這樣的安排,已經大大地降低同學擔任組長的心理障礙,但每個月初,我仍然得使出渾身解數,軟硬兼施、強迫利誘同學「自願」擔任組長。
 
有一次,當我們的組長又快要難產的時候,全組唯一的外國同學──一個中文說得不太好的法國男生──舉手自願擔任組長。

雖然身為助教的我,知道自己應該對學生一視同仁,但看到他自願,卻難免暗暗地擔心:他的中文口語能力仍然有待加強,要如何帶領全組呢?於是我又「自願」了一個看起來相當負責任的同學擔任副組長,默默地祈禱這個月的副組長,能夠充當實質的組長。
 
結果事實上,這位法國同學當組長當得並不差。雖然嚴格來說並沒有什麼特別突出的表現,然而他身為一個初來乍到的交換學生,在眾多台灣人之間,有勇氣自願擔任組長,讓我印象深刻。
 
在他身上,我看到一種「願意站出來承擔的勇氣」,而這就是培養「領導力」(leadership)的先決條件。這也是我當時在其他的台灣學生身上,一直希望能夠激發出來的特質。

「領導力」,其實沒有這麼深奧
 
到了美國之後,在哈佛法學院和甘迺迪政府學院的課堂上,我發現組長永遠都是搶著當的──當眼前有任何一項需要團體協作完成的任務時,大家不見得會需要選出一個「形式上的組長」,卻一定會有至少一個人,跳出來當那個「實質上的組長」,自願統籌規劃、分配任務、紀錄進度等等。而且跳出來的,時常都不只是一個人。
 
然而,當回到哈佛的台灣人圈子裡時,我又再次遇到我在台灣當助教時的挑戰:很多台灣同學非常樂於幫忙同學會的活動,但卻「堅持不願意當幹部」。

說實話,對身為會長的我而言,只要找到足夠的人力,我並不在意同學是當有頭銜的「幹部」或沒有頭銜的「義工」。只是,當「幹部」和當「義工」,所做的事情基本上是完全一樣的,我搞不太懂,大家怎麼就覺得自己足以勝任義工,卻當不來幹部呢?
 
我發現,原來是大家似乎都把「領導力」,想像得太複雜、太深奧,或者,感覺到太多無形的壓力了。
 
雖然台灣傳統的教育和文化,不見得鼓勵學生培養領導力,甚至是「壓抑」學生的領導力(例如老師要學生不要「愛出鋒頭」,或學生批評主動領導的人「想紅」等)。但現實是,我們終其一生,仍然有許多需要「領導」的機會:

你不用是縣市首長或公司執行長,才來煩惱領導的問題。你可能是公司的小主管,要領導一個三個人的部門;你可能是學校的老師,要領導一個三十人的班級;你甚至可能只是想要召開小學同學會,需要振臂一呼的勇氣,以及組織與溝通協調失聯已久的老同學們的能力。

「絕佳機會」變成「抓交替」?別將「服務」錯認為「想紅」,勇敢站出來吧!
 
然而,在前述種種缺乏鼓勵甚至壓抑的環境下,對許多人來說,領導力總是「到了用時方恨少」──因為它必須從日常生活中的各式大小團體經驗裡,慢慢磨練而來。唯有一而再、再而三的練習,你取得了自信,磨練了技巧之後,才能精進

回到一開始的故事:學生時代的分組作業和社團活動,其實正是培養領導力的絕佳機會。

但對很多台灣人而言,這些「絕佳機會」卻往往被視為一種「抓交替」的概念:學長姐在新生入學時,就開始物色那個要接下一任幹部的「倒楣鬼」──而那個「被自願」的社長,在學長姊「三顧茅廬」之後,又一定要先「嚴正推辭」一番,最後在「萬念俱灰下」才「慷慨悲壯地從容就義」⋯⋯。
 
當個「領導」,怎麼會搞得如此轟轟烈烈呢?
 
在此,想給在學校中的同學們一個誠心的建議:在一個團體裡擔任社長、會長、組長和幹部,其實是一種「服務」的概念。你的付出可以讓團體的運作更加順暢,讓團體的存在達成「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

同時,你又可以從中習得許多進退應對、處理大小事的第一手經驗。即使真的偶有差錯,在這類相對「安全」的團體裡,也不是什麼天塌下來的大事。如此一魚兩吃,何樂而不為呢?

為什麼我們總是這麼習慣把它當成是苦差事?或甚至是「想紅」的人才會去做的事呢?
 
轉換一下想法吧!下一次,當大家又在痛苦地找「倒楣鬼」當組長、班長、會長、社長的時候,你願不願意給自己一次機會,自願當當看那個「倒楣鬼」,站出來承擔呢?

相信將來的你,一定不會後悔此刻這個決定。

領導學程上課照。圖/臺灣大學領導學程

執行編輯:HUI
核稿編輯:張翔一

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畢業就出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