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雞蛋」、誰是「高牆」?──馬來西亞兩大民族的以巴關係認知(下)

誰是「雞蛋」、誰是「高牆」?──馬來西亞兩大民族的以巴關係認知(下)

如上篇文章〈「本護照除以色列外於世界各國均可使用」:馬來西亞兩大民族的以巴關係認知(上)〉所述:基本上,馬來西亞的最大族群馬來人,對於以巴衝突的想法大多是「巴勒斯坦人=穆斯林=我們的弟兄」。

但另一方面,馬來西亞的第二大族群華人,對以色列和以巴關係的理解,卻往往出自截然相反的「伊斯蘭想像」。

其背後的原因十分複雜,筆者依據個人觀察與觀點,大致歸納為下列幾個主要因素:

一、將對「馬來人至上 / 伊斯蘭霸權」的負面觀感,投射至以巴衝突上

伊斯蘭是馬來西亞的「聯邦宗教」,具某種「準國教」地位──儘管只有馬來人必須信奉伊斯蘭,其他民族可自由奉行各種合法宗教,但其特殊地位仍明顯凌駕其他宗教之上。

加上 1980 年代大馬展開的「伊斯蘭化政策」,直接或間接干預到其他宗教的實踐自由以及空間──伊斯蘭又是馬來人身份認同的象徵之一,顯然伊斯蘭的地位與「馬來人至上」的意識形態互為表裡。故此伊斯蘭在半島地區(即西馬)非穆斯林的感覺裡,無異於霸權(註)

而伊斯蘭發展局(JAKIM)在前朝國陣政府的默許、放任之下,更陸續發佈一些極端的清真認定標準,例如要求連鎖餐廳 Auntie Anne's(台灣稱安蒂思蝴蝶餅專賣店)在申請清真認證時,把 " Pretzel Dog " 更名為 " Pretzel Sausage "(因多數伊斯蘭教法學派認為狗是不潔的動物)等,其官員更時常發表若干令人反感的反智爭議言論。

再者, 2018年大馬改朝換代以前,伊斯蘭黨(PAS)與當時在野政黨聯盟人民聯盟(Pakatan Rakyat)的「割袍斷義」、與巫統關係曖昧以及日趨毫不遮掩的保守伊斯蘭議程,間接強化許多非穆斯林對伊斯蘭的負面印象。

不難發現,許多大馬華人因此在理解以巴關係時,也明顯將自身對本地「伊斯蘭霸權」的負面觀感和情緒讀入其中。

伊斯蘭發展局要求連鎖餐廳 Auntie Anne's 在申請清真認證時,把 " Pretzel Dog " 更名為 " Pretzel Sausage "(因多數伊斯蘭教法學派認為狗是不潔的動物)等。圖/Wan Fahmy Redzuan@Shutterstock

二、對以巴衝突之脈絡,普遍缺乏深入理解

和多數馬來—穆斯林一樣,不少華人亦將巴勒斯坦人等同於穆斯林。不同的是,這些人大多更不清楚巴勒斯坦人遭受的苦難,以及為何要和以色列起衝突;更不瞭解以巴之間在過去 70 年間的歷史。

他們因此普遍將世界其他地區穆斯林發起的恐怖攻擊以及相關事件,任意與巴勒斯坦人的抵抗、抗爭串連在一起,因此誤以為這不過又是個「野蠻」、「暴力」的穆斯林國家在挑釁、攻擊一個文明、進步的民主國家。

殊不知巴勒斯坦人根本沒有完整的土地和主權,雙方不是對等的國與國關係,也不知道在原先劃給巴勒斯坦人的西岸地帶裡,而今存在由以色列完全控制的「 C 區」及軍事控制的「 B 區」(僅 A 區才是由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全權治理);同時以色列在又不斷擴張其屯墾區,導致許多巴人的房屋被強拆、土地被強佔。

這些人當中,甚至還有人不分涇渭地將「巴勒斯坦人」與「伊斯蘭國」(ISIS)連結起來,以為他們是同夥。有時,我們甚至還會在大馬的中文報章看到「巴勒斯坦」被誤植為「巴基斯坦」:在一個隨處可見巴基斯坦移工的國家會發生這種錯誤,實在令人匪夷所思──或許以個案來說只是單純誤植,然而從中我們亦不難看出,這反映出許多華人對於他者某種「同質性的認知」:「兩國的人都是穆斯林,沒有什麼差別。」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對以巴關係有較多認識的華人支持以色列,認為巴勒斯坦(尤以哈瑪斯為甚)是主動挑起戰端的一方。筆者尊重其立場,但仍須點出的是,從其公開言論中可看出,他們往往流露某種對伊斯蘭的主觀偏見,通常不脫「野蠻 vs. 文明」的二分法以及「東方主義」視野,意即「以色列代表文明的西方,巴勒斯坦代表野蠻的伊斯蘭世界」。

從某種程度來說,他們亦可能在有意無意間,將自己在本地與穆斯林相處的負面經驗,投射到對以巴關係的認識上。

三、民族優越感下的「選擇性認知」

在前述 2014 年加薩衝突以及 2017 年川普宣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之後引發連番的抗爭行動)的兩次事件中,我們均可以從大馬的社交媒體、華文新聞的留言討論中,看到幾近一面倒譴責巴勒斯坦的言論。(這不見得能充分代表大馬使用華語的華人所持立場,但至少反映了許多人的想法)

2014 年的加薩衝突,究竟由何方挑起?至今仍然人言人殊。惟許多華人由於普遍對巴人處境缺乏同理,只看到哈瑪斯向以色列發射火箭,卻鮮少有人嘗試去理解加薩巴人的困境、以及他們何以會支持哈瑪斯的原因,甚至單純將之歸咎於伊斯蘭的「暴力基因」。

而在 2017 年「美國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的事件裡,許多人亦不知在 1947 年聯合國的分治計畫裡,耶路撒冷是為「獨立個體」(Corpus separatum)──不屬以巴任何一方。現在以色列控制耶路撒冷,是靠戰爭和佔領而來。

要知耶路撒冷對巴勒斯坦人來說,在政治和宗教上同樣極為重要──除猶太教外,基督教和伊斯蘭的聖地也都在於此,而巴勒斯坦人基本上就是這兩大宗教的信徒。 2017 年川普宣布承認以色列首都為耶路撒冷後,隨之而來西岸和加薩的遊行與抗爭(加薩在邊境的抗爭持續至今),就是對「美以聯盟」再次傷害巴人主權做出的回應。但同樣地,少有華人願意去理解箇中起因。

這是何故?某個層面來說,是因許多華人對伊斯蘭的負面觀感,已成為看待這些事件時先入為主的視角,而這可能就是自身在地經驗的投射。

若說得更嚴肅些,這樣的「在地經驗投射」,很可能還反映出某種潛在的種族主義──部分大馬華人,總喜將自己類比為猶太人,將馬來—穆斯林類比為阿拉伯人或巴勒斯坦人。他們甚至認為華人和猶太人都是世界上最優秀的種族,卻被較為「低劣」的馬來人和阿拉伯人欺負,「而且他們又是穆斯林」。

問題是,歷來迫害猶太人最甚的是歐洲人,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並非世仇。況且退一千步說,「阿拉伯人」並非都是「穆斯林」。

四、宗教因素與「基督教錫安主義」

另有些大馬華人支持以色列,是基於「基督教錫安主義」(Christian Zionism)。大馬華人有 10% 人口為基督徒,雖不是所有人都持「基督教錫安主義」,但其影響力甚大,尤其是在福音派(包含所謂五旬節派和靈恩派)內部。

「基督教錫安主義」顧名思義,即是基督教版本的猶太復國主義,自十九世紀開始流行大西洋兩岸福音派圈子的「時代主義」(dispensationalism)是其主要的理論基礎。這是一套龐雜卻又容易引人入勝的普及神學:這套神學其中一部分的理念主張並預言猶太人將會回歸故土,聖經中的以色列將會重現,今日的以色列國就是神應許猶太人復國的結果。所以其信奉者認為基督徒必須無條件支持以色列維護其生存權利,至於那些與之發生衝突的都屬撒旦勢力,為的是要消滅神的百姓並奪去神的「應許之地」。

他們更相信,既然這塊土地是神所賜給以色列的,任何與土地權利相關的和談或協商非但不切實際,更違背神的旨意,因此任何以巴和談的努力都將徒勞無功。

「基督教錫安主義」從二十世紀開始以北美為主要溫床──這不只是宗教理念,還融入了美國的中東地緣政治理解,雙方的結盟亦使得支持以色列成為美國宗教和政治右翼的主流觀點。

如前所述,2017年川普宣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時,在馬來西亞可見截然不同的兩種反應(當然也有中立者)。多數福音派樂見其成,然而以傳統宗派為主體的馬來西亞基督教協進會(Council of Churches of Malaysia)領袖則公開譴責川普的決定,強調耶路撒冷乃由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共享,非單屬以色列──此番言論一出,讓當地保守基督徒大為吃驚——他們似乎從不知道有其他基督徒的信仰並非受時代主義形塑,因而不會有錫安主義的認知。

當大馬行政首都布城(Putrajaya),一群穆斯林聚眾抗議川普的宣言時,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竟然有一支基督教團體也加入抗議行動──當中有位主事者還是筆者的友人──但自此,他遭到若干教會領袖的責難、批評,甚至稱他是「假教師」。

這無非是根深蒂固的「基督教錫安主義」所致,讓這群保守派誤以為「無條件支持以色列」是基督徒唯一的立場。原先本地經驗對伊斯蘭的先入為主,加上「基督教錫安主義」反映出的以巴認知,也讓許多大馬華人基督徒很自然將巴勒斯坦人的抵抗,視為「一群穆斯林以及魔鬼的勢力在攻擊神的『選民』(chosen people)。」他們卻不知道以色列境內多數的基督徒正是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也有歷史悠久的基督教傳統,而兩邊的基督徒正因以色列的一些歧視政策以及在西岸、加薩的佔領和封鎖,逐漸外移。

綜上所述,造成許多大馬華人的想法,不外乎就是「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穆斯林=世界亂源」。

結語:我們是「高牆」、還是「雞蛋」?

馬來西亞是個「沙拉碗式」的多元國家,在某些特定議題上,更可能比許多國家都難達到全民共識。而這些意見上的差異,則可能與各自族群內部習慣的思考模式有關。

我們看到,大馬的許多馬來人慣於從與自己族群認同相應的穆斯林身份解讀以巴關係──他們認為以色列是在挑戰、冒犯整個伊斯蘭;而部分大馬華人慣於從本地伊斯蘭霸權的負面經驗出發,無視巴勒斯坦人抵抗的原因和脈絡,認為這些巴勒斯坦人純粹就是在滋事,而這就是伊斯蘭的本質──正如他們平常生活所經歷的。而世界各地部分伊斯蘭激進份子的所做所為,似乎又強化了他們的負面認知。

馬來西亞這個國家,看似對以巴關係有鮮明立場,在譴責以色列和支持巴勒斯坦方面不遺餘力,但這卻不是所有族群的共識,也不是所有族群都關注的事。從某個角度來說,這正是英國殖民馬來亞和沙巴、砂拉越時「分而治之」政策留下的遺緒,以致不同族群間共同關心或有共識的事相對不多,而且容易受限於族群內部的固有想法。

因此在以巴議題上,許多非穆斯林會認為這是馬來人或穆斯林的事,尤其「巴勒斯坦都是穆斯林」,非穆斯林沒有予以支持的必要,兼之以對本地穆斯林的負面觀感,自然難以試著去理解巴勒斯坦人的苦難,反而責難他們咎由自取,無故捋以色列的虎鬚。這些人寧願多花時間關注以色列,因它是個強盛的民主國家,且猶太人和華人咸被認為在一些地方有著相近之處。

回過頭來看看台灣,我們或許也可藉機反思,國人是否也有類似的投射呢?例如許多人喜歡將台灣直接類比為以色列,主張要從其學習「強權威脅下」小國的生存之道。但這簡直搞不清楚誰是強權,誰是受逼迫者?

難道巴勒斯坦算得上強權(有人甚至將巴勒斯坦類比為中國,令筆者有猶如白日撞鬼的驚嚇)?或者以為 2019 年的今日,鄰近的阿拉伯諸國還在「意圖圍攻以色列」?這種停留在 1967 年六日戰爭的過時理解,根本悖於今日現實。

台灣的國際處境其實與巴勒斯坦更為相似,卻愛自比以色列,這明顯反映一種崇優(認為台灣像以色列一樣先進,且以為自己和以色列一樣是美國的同盟)且接收美國右派視野的中東地緣政治理解的觀點(將巴勒斯坦人視為威脅以色列生存的恐怖份子)。

或許,我們不需要像村上春樹 2009 年在以色列領取耶路撒冷文學獎時一樣,表明「高牆和雞蛋,我永遠站在雞蛋的那方」。但我們的國際交流,若永遠只想站在高牆的一方,恐怕只會在無形中養成一種崇優鄙弱的菁英國際觀,且忽略了我們其實也是雞蛋,卻不屑與雞蛋為伍。

註:1963年沙巴(北婆羅洲)、砂拉越、新加坡與馬來亞聯合邦共組馬來西亞聯邦前,馬來亞聯合邦分別與沙巴和砂拉越簽署〈十八點協議〉和〈二十點協議〉,作為〈馬來西亞協議〉的附件。兩份協議的第一條均是「宗教」,都提及伊斯蘭雖是聯邦宗教,但相同條款不適用於沙巴和砂拉越,沙砂二州不應該被制定有任何官方宗教,且馬來亞憲法中有關伊斯蘭教的法規不應在沙巴和砂拉越實行。基本上,伊斯蘭在沙砂二州不具壓倒性的優勢,不同宗教之間的寬容與和諧程度明顯高於西馬,尤其是在砂拉越,當地基督徒人口還多過穆斯林。

執行編輯:賴冠穎
核稿編輯:張翔一

Photo Credit:Prasit Rodphan@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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