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讓你傷心的新聞學,不值得從事(下):一個職場菜鳥,對所有「網路讀者們」的提問

不讓你傷心的新聞學,不值得從事(下):一個職場菜鳥,對所有「網路讀者們」的提問

資訊數位化以後,將面臨市場削價競爭

在我們正式揮別傳統報業,進入數位媒體的新紀元時,所謂知識產製的「菁英」們已然自資訊傳播的金字塔頂端跌落,被迫交出知識的權杖。

資深媒體人、《端》茶敘的與談嘉賓黃哲斌回憶:在台灣每人年均收入約 6,000 美元的七零年代,其父母便願意每個月花台幣 500 元訂閱三份報紙(《中國時報》、《聯合報》、《國語日報》),外加一本《王子》雜誌。

然而,今日資訊流通的管道,早已不再侷限於三大報,而是放諸一個更廣大的市場。

知識的市場化,促使內容跟著有了客製化的趨向。而所謂客製化,在其他行業裡,多少都和專業化掛勾。比如運動產業的客製化,是為個人量身打造一對一訓練課的健身教練,這種服務的定價通常比團體課程更高,主打的就是個人化兼專業化。又比如觀光產業的客製化,是由旅遊體驗師為客戶獨家規畫的套裝行程,追求的同樣是將原有專業,包裝成更精緻、符合個別需求的產品。

人們願意償付更高代價,獲取更專業的服務。但是新聞呢?在這個免費資訊爆炸的時代,新聞的客製化,真的能與專業相呼應嗎?當新聞業者能競逐的資本是點閱流量,而不是直接的金錢交易(甚至連擁有流量都不足以生存)時,所謂新聞專業,是否將被迫在市場中削價競爭?

閱讀習慣的翻轉,已相當程度的否定媒體專業

筆者經常讀到許多讀者留言,反駁或否認資訊/知識的市場化,其論調大抵是:「你不要告訴我產出內容的標準是基於觀眾愛看」,因為「媒體身為第四權,具有公正、客觀傳播資訊的社會責任」。

事實上,媒體從業者們各有面孔與追求,並不天生全是「長著犄角的妖魔」,相信許多同業都在心裡吶喊過:「神啊,給我足夠的資本,我要做出台灣最好的新聞」。進入職場,多數人都理解理想與現實間的差距,為何唯獨談到新聞業,卻有許多人抱持雙重標準,認定新聞環境的惡劣,來自從業人員不夠有熱情、理想,唯利是圖?

現實是,這是一個(無論有意或無意)不尊重新聞專業的時代。

此處談的「不尊重」,並不盡然是壞事:因為權力結構的翻轉,自媒體當道、網路投書百花齊放,議題的詮釋權不再由極少數的媒體人壟斷,過去的言論弱勢者心聲得以被擴音,意見多元化不失為美事一樁。只是於此同時,人們的閱讀習慣,也從過往攤開報紙的逐條式閱讀,轉為接受臉書推播。

推播的缺陷是,多數的讀者並不會進入媒體網站翻閱新聞,而是被動接受社群媒體演算法的推薦,如此,當一篇文章無法在短期內獲得足夠關注,其被觀看的可能就會大幅減低。沒有媒體有資格告訴讀者「你應該看什麼」,反而是讀者被賦權,向媒體反饋「我期待看到什麼」,而那期待的基準,又難免被演算法左右──這是一個難以打破且不太理想的資訊供需循環。

那麼,我們該怎麼做,才能產生正向循環呢?私以為,正向循環的前提,是雙方對「好」的標準有基本共識,但我們真的有共識嗎?

即使是那些擁有高度評價的媒體,都仍在點閱率等實質反饋不如預期的環境中掙扎求生,我們要怎麼相信,當我們煞費苦心的做出自認的好內容時,讀者願意點開讀完,甚至付費購買,而不只停留於口頭讚美,或轉而追求免費訊息?

媒體要兼具服務業的性格、公務員的道德指標?

供需雙方的距離,因為中間多了平台,而漸行漸遠,且無法相互信賴,是問題的第一層。

問題的第二層,則是讀者在享有更多篩選甚至製造資訊之權力、行為上否定媒體具絕對專業的同時,卻又要求媒體「拿出專業」,擔任守門員的角色──這樣的要求,在現有的客觀條件下,真的可能被實踐嗎?

在筆者工作的日常裡,讀者們將編輯普遍指認為幫忙贈獎、在臉書上貼連結的「小編」,其新聞編輯的專業幾乎被忽略,而記者也沒好到哪去,往往是網民鍵盤下的「妓者」。總之,在許多人的意識形態中,「新聞」似乎是不需複雜技術的服務業,但又對其有「公務員」般的道德標準,彷彿我們享盡了國家資源,卻普遍浪擲公帑。

另一個筆者不能理解的現象是,許多同時在各大媒體平台開專欄供稿,並借平台之力成為「自媒體」的寫手,經常一面使用新聞平台資源,一面譁眾取寵的大罵當今媒體亂象,彷彿自己在媒體上直紓胸臆時,還能與媒體切割得毫無干係。

此處所言,並非認為媒體本身不當接受公評,筆者介意的是,當所有人都只談批判,甚至利用批判博得喝采,而無誠意討論與解決問題時,社會上的每一個人都將淪為惡劣環境下的輸家。

在充分理解現實後,你想要一個怎樣的媒體?

本文企圖指出的,多半是環境變動所產生的現象,而非責任的單一歸屬。如今我們逐漸明白:媒體工作者固守在同業裡取暖是無用的、抒情敘事的效果十分有限,「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情懷,亦無法成為商業模式。據此,歸咎於誰都沒有意義,筆者期待的,還是編者、作者與讀者之間,能建立起通暢的溝通渠道,逐漸向彼此靠近。

與前文〈不讓你傷心的新聞學,不值得從事(上)──一個職場菜鳥,對所有「新媒體從業者」的提問〉的提問對象相反,本文的目的,是向廣大的讀者朋友們提問:你仍相信一個菁英領導的世界嗎?如果現實已經不允許菁英獨霸一方,你希望由誰決定新聞標準?

又,如果決定權在你手上,你願意透過閱讀習慣、新聞想像的主動調適,鼓勵新聞品質的提升嗎?或者,如果你有更好的處方籤,需要媒體的主動配合,那麼具體為何?

不讓你傷心的新聞學,不值得從事

本文標題「不讓你傷心的新聞學,不值得從事」,事實上是刻意仿照人類學家 Ruth Behar在其 1996 年出版的著作《傷心人類學》(The Vulnerable Observer,直譯應為「易受傷的觀察者」)中得出的結論:「不讓你傷心的人類學,不值得從事」。

這本書正是她嘗試在人類學裡,另闢研究蹊徑的嘗試──允許研究者以個人經驗介入到其研究對象,與之產生共感及連結。自此,人類學家不再只是一個(自詡)客觀、中立的旁觀者,而是一個被容許心碎的參與者。該方法回應了她在第一章節提及的狀態:

「希望進入你周圍的世界卻不知所措,害怕太過冷靜、煩亂或粗糙地觀察,怯懦的憤怒,永遠遲來的洞見(如同遲來的後見之明),覺得寫下什麼都毫無用處又熱切地想寫點什麼。」(註一)

不只是人類學家,身為媒體工作者,我有同樣的徬徨與感慨。然而,除卻那些工作中天天面臨的慌亂與懷疑、憤怒與傷心,壓低自尊直達塵埃底,我的心裡,也時常充滿與人為伍的歡欣。就像讀研究所時,會在史料間被一個時代的不公義震撼,卻也會被那些抵抗的、堅持的、歌唱的聲音感動。那些不曾抵達心底的,將永遠不會產生深沉的震盪。

因此,我依舊相信:一個不能使人因為心有所感而滿懷傷心、力求超越的學科/職業/領域,不值得投入。

註一:露思‧貝哈(Ruth Behar),《傷心人類學》(台北:群學,2010),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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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編輯:Vincent
核稿編輯:張翔一

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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