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寬鬆世代會亡國」?──JAPI 創辦人大村貴康,用全球青年行動告訴「唱衰的大人」:「我們比你強!」

「寬鬆世代會亡國」?──JAPI 創辦人大村貴康,用全球青年行動告訴「唱衰的大人」:「我們比你強!」

「日本文部科學省(相當台灣教育部)每年編列 200─250 億日幣的預算,用在招攬海外留學生來日留學,但中央政府卻沒有對這些留日外國學生建檔追蹤,這不是很荒謬嗎?」

嗯,措辭這麼激烈的句子,卻來自笑起來陽光燦爛、說話語調溫和還天生自帶親和力的大村,的確有點突兀。

大村接著吐出來的這個句子,若把時空抽換來台灣批踢踢政黑板,似乎也沒有違和感:

「的確,強化在東南亞各大學宣揚日語教育、招攬優秀外國人來日本深造,有助於推動政府的東南亞政策,但是政府究竟有沒有做好後續規劃、好好把握外籍生資源?」

「難道各政府部門把錢撒下去、拍幾張官員在東南亞一流學府的交流照,就可以對兩百億預算交差了?」

「政府沒做到的,我們來做。」

突破盲點:政府廣招外籍生赴日深造,卻從未建立資料庫

時間回推到 2013 年左右,時值安倍宣布「三支箭拼經濟」(三支箭即:大膽的貨幣政策、靈活的財政政策以及喚起民間投資的成長戰略),政府時不時透過媒體宣揚「未來日本企業的投資重心在東南亞」、「引進外籍人才是對抗人口老化的解藥」。同時,各級政府單位各自祭出新策,諸如開放引進外勞、放寬外籍人才工作簽證申請標準等,回應安倍首相的號召。

其中,文省部的政宣吸引了大村的目光:「廣招外籍學生來日深造」。

日本政府的邏輯是:為了呼應政府推廣日本企業全球化的目標,我們需要吸引更多優秀外國人來日本唸大學碩博,因為他們在日本唸完書以後,無論留在日本或者回到母國,都將是對日溝通的橋樑。舉凡未來企業的國際發展策略,或者政府的外交政策等諸多方面,都可以倚重這群留日外籍校友,總之好處多多。

媒體還列舉出像三星創辦人李秉喆、台灣前總統李登輝為典型的優秀留日人才。

「呃,這邏輯是沒錯,但問題是政府知道這些橋樑現在在哪裡?有他們的 email 或者電話、知道該怎麼跟他們聯絡嗎?」大村突破盲點。

大學時代自己開學生廣告公司,並在大四那年獨立募資環遊世界 27 國的大村,內心提出質疑。隨手調查後,愕然發現政府從未針對留日學生建立資料庫,甚至沒有出資幫留學生辦過大型交誼會,只有各國留學生在各校零星組成的同鄉會。

「如果政府無法掌握這群留日學生的聯絡方式,他們畢業後的動向就無從得知;不知道如何聯絡、也不知道他們的動向,那『倚重留日畢業生擔任企業國際戰略、外交政策的窗口』豈不成空話?」

「那可是兩百億預算耶!」

於是,2013 年,大村貴康從軟銀辭職,創辦「日本國際化推進協會」,簡稱 JAPI,旨在強化日語學習者與日本的交流。

在日本境內,JAPI 希望建立起留日學生的資料庫與社群,以追蹤留日學生的動向;在海外,目標協助日商招聘、輔導日語學習者來日就業。

寬鬆世代的逆襲:「世界一周友」計畫

大村對外籍留學生的熱情與同理心,始於自己大四那年獨立執行的「世界一周友」專案:環遊世界 27 國、訪問 52 間大學在學生。

有趣的是,這個壯遊專案的初衷,其實是對世代標籤的反動:「2010 年左右,有天報紙的頭版是『寬鬆世代一出社會就業,日本就毀了』(ゆとり”が社会に出てくる。日本は終わりだ)。」

「拜託,我還在唸大學耶!如果日本會脆弱到因為我們這個世代一出社會就被毀了,那上個世代難道沒有責任嗎?搞出泡沫經濟的那個世代,就可以理所當然地斥責我們嗎?」

平成元年(西元 1989 年)出生的大村,屬於被信仰奉公滅私的老一輩日本人視為洪水猛獸的「寬鬆世代」(ゆとり世代,類台灣草莓族,是日本媒體對 1987 年後出生、教改後年輕世代的封號)。

自稱「寬鬆世代二期生」的大村,對世代標籤的不滿其來有自:寬鬆世代就業前所面對的,是泡沫經濟後、持續性通貨緊縮長達 20 年的日本。雪上加霜的是缺乏延貫性的國策,「大學四年間,日本換了五任首相」;更悲慘的是,寬鬆世代二期生們密集找工作的 2011 年,還發生了 311 大地震。

「我想證明,我們這個世代並不比別人差!我們一樣可以承擔帶領這個國家的責任、甚至做得更好。」

於是,「世界一週友」的構想開始在大村腦海中醞釀:

大村與另一名大學同學,計畫在大四那年,花七個半月周遊世界 27 國、實地拜訪 52 所當地頂尖大學,並訪問這些大學的在學生、白紙黑字紀錄同世代世界頂尖學子們未來的夢想,以及畢業後的計畫。篤信「從夢想可以窺探出格局與邏輯」的大村,準備用這份資料來打臉「唱衰現代年輕人的大人們」,用世界標準證明「日本寬鬆世代的我們,不比別人差」。

為了完成這份壯舉,大學時代就開學生模特兒廣告公司的大村賣掉公司,並回頭向包含原有客戶在內共 100 間日本企業提案,探詢在環遊世界旅程中,可以「順道」完成的合作機會。

「例如,幫本田汽車在 27 國的指定停車場,統計一共有多少台本田汽車,紀錄下時間、拍照存證。」

結果,一共 22 間企業買單,其中包含軟銀、電通、本田汽車等一流企業。包含賣掉公司的收入,共集資四百萬日幣。

「軟銀資助最多,感恩戴德之下,畢業後就進軟銀工作了。」大村半開玩笑地說。

與日文系學生交談,忽感愧對外國日語學習者的憧憬

讓大村意想不到的是,原本想打臉大人們的「世界一周友」,卻為自己帶來滿滿一世界的朋友。

大村環遊世界 27 國的壯舉始於南韓,依照原本計劃,在首爾大學隨處攔截 15 名學生,用英語做抽樣訪問,但是到了第二站中國,這個計畫變得窒礙難行了:「主要問題是我英文不夠好,還有我在北大四處攔截學生做夢想訪問,大概看起來很可疑吧!?」

一邊做訪談,一邊奔波於各種贊助企業的小型委託案。

漸漸地,大村發覺自己「為了訪問而訪問」,每段訪談都像是草草交差了事;交流不夠深入,學生們講得也大同小異,問不出什麼有深度的東西,「我感覺背離了自己的初衷。」他說。

到第三站越南之前,大村一度沮喪地想縮短旅程。

為了解決語言問題,到越南的大村回歸 Google 領土後,開始查詢東南亞各地哪些大學有日語系時,他驚訝地發現「幾乎所有一流學府都有日文系。」不但如此,全球共有 356 萬日語學習人口,其中八成以上集中在亞太地區。

「第一個反應是:維基百科搞錯了吧?」他不敢相信,光是官方統計得出來的學習人口,就有這麼多。

「他們為什麼想學日語呢?日語系畢業後,他們在做什麼呢?」

大村一邊思考,一邊試圖調整戰略:把訪問目標限縮到一流大學的日文系學生,並先拜訪系辦、取得互信後,透過日語系學生的協助,盡量貼近當地大學生的生活。

改變策略後,大村受到了空前絕後的歡迎。

「從越南開始,好多日文系的學生興奮地跟我說,他在大學讀了快四年的日文,我卻是老師以外,第一個和他說話的日本人。」更多當地日語系學生問他,「如果畢業後想到日本留學,該去哪邊蒐集獎學金資料?」、「畢業後想做跟日本有關的工作,有日本企業的工作機會嗎?」

為了報答「鄉親們的熱情」,身屬大和民族的大村,開始動手幫旅程中訪問的學生搜尋獎學金資料、工作機會,結果卻令人汗顏。

在 2010 年代初期,特別是剛經歷過 311 東日本大地震、奧運主辦權又尚未明朗化時,產學官民各單位針對「在日外國人」的生活就業與留學等資訊,是非常不完整的。不但英語標示不清,日語也是零碎夾雜在網頁各處,連日本母語人士的大村查找起來都很吃力。

另一方面,經歷泡沫經濟後的 20 年經濟衰退期,政策搖擺不定,到了 2010 年代初期,日商企業的海外佈局漸趨保守、新創勢力又尚未成氣候,日資人才招募公司對日文系畢業生的就業宣導自然也力不從心。

「如果一個外國年輕人對這個國家沒有興趣或者憧憬,他幹嘛花 4 年來學這個國家的語言?」

「可是在當時我們的企業、甚至政府,有好好回應人家的嚮往嗎?當時,身為日本人,我覺得我們如果沒有好好創造機會,讓這些外國學生學以致用,那就是浪費人才、也揮霍了世界年輕人對日本這個國家的憧憬。

接著看下去:
「外國留學生是日本與世界的橋樑」──JAPI創辦人大村貴康「做政府忘記做的」,感動兩代日本首相

執行編輯:HUI
核稿編輯:林欣蘋

Photo Credit:大村貴康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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