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博士生被老闆狠批「沒國際觀」,乾脆把全家都帶到「戰後日本」──一待 50 年,見證「新中產階級」的誕生

哈佛博士生被老闆狠批「沒國際觀」,乾脆把全家都帶到「戰後日本」──一待 50 年,見證「新中產階級」的誕生

在 50 年前,有位社會學博士生被老闆狠批「(眼界)太狹隘了⋯⋯你從未在別的國家生活過,又何從了解美國呢?」,換言之,老闆認為這位博士生一點國際觀也沒有。

50 年前沒有《換日線》可以刷,於是這位可憐的博士生帶著老婆小孩,飄過太平洋來到了一個語言不通、膚色不同、剛被原子彈轟炸過的神秘國度,開始著為期兩年的田野調查。

這位年輕白人把家安頓於千葉縣內一個不起眼的小鎮,像個臥底密探般,一邊想辦法透過小孩的玩伴、妻子間的三姑六婆聚會,滲透當地人的家庭生活,一邊記錄這段吉光片羽。

這個人是傅高義(Ezra Feivel Vogel),費正清之後,哈佛最具代表性的東亞通。

精通中日語,「代表作」是把「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奇蹟發揚光大、更是少數與戰後東亞各國領袖有第一線接觸的西方學者。

圖/shutterstock

「上班族」的出現,究竟意味著什麼?

日本新中產階級》中所記錄的,是年輕的傅高義學術生涯的起點,也顯露出一代宗師的研究潛力。50 年前的傅高義從小鎮的柴米生活中,敏銳地觀察到一個即將翻轉東亞社會文化的結構性變化:「上班族」的出現。

當大量識字人口變成領薪水的上班族,這件事究竟意味著什麼呢?

首先,上班族的生活是照表操課的。

月底發薪、朝九晚五、人事制度、特定休假,這些現代人的生活常識在 50 年前的東亞並非理所當然。不然大家可以試圖問問家裡長輩,他們小時候家裡是做什麼的?對於出嫁前在台南海線幫忙家裡顧魚塭的我阿媽、經營米店的王永慶、或者在京都暖簾後顧店的小老闆娘來說,這些現代企業制度,應該像是天方夜譚。

暖簾後精明幹練的小老闆娘尚能管理 40 人的吃喝薪資提領借貸等瑣事,但日本航空規模的上千名社員,卻需要導入企業制度後、一整個部門的人資才能應付。社會開始從農業轉向工商、家庭式小型商鋪開始邁入企業制度化經營:

大型組織裡,每個從業員的職掌被細細分化後,即便個人表現不明顯,但是配合經驗與年紀累積,組織仍然需要管理層來帶領相對年輕的後進;因此出現了大家耳熟能詳的年資、升遷與調薪文化。

由此可知,一旦一個人進入大型企業組織後,(只要公司不倒、自己不離職)從現在到未來的生活節奏,都變得相對可預期。

相較過去,上班族高度相似又可預期的生活節奏,逐漸勾勒出「大眾文化」中的「大眾」、「主流價值」中「主流」的輪廓。另一方面,對商人來說,上班族們超穩定又可預期的生活方式,簡直是史上最好催生消費欲望的族群:夏天盂蘭盆節假期差不多碰到上班族發放夏季獎金,正好加緊促銷遊樂園家庭套票;冬季新年就是要加強溝通滑雪用品的帥氣,反正又會遇上年終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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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對於主流價值的信仰:升學主義

上班族規律又可以預期的生活,不但助長廣告與娛樂產業對這個族群的溝通強度、形成信仰一般的消費文化,又進一步鞏固「大眾」對「主流」價值的信仰。主流價值的形成除了事關一個民族的「三觀定義」外,對個人最直接的影響就是關鍵決定,其中一兩項你我大概都經歷過,那就是升學主義。

對於介紹升學主義這個社會現象,傅高義沒有任何貶低,卻帶著同理心試圖理解,並努力表達「個人思考模式」與「身處社會結構」中互為因果的化學效應:

企業組織擴大,需要更有效率的選材標準,「學歷」就成為最方便的篩選門檻。「大企業上班族」階級代表著相對可預期的未來、受到肯定的社會價值,因此成為一種「理想的生活藍圖」,於是出現「一流大學畢業=大企業入場券=理想生活」的價值等式,那升學主義掛帥下的各種荒謬現象,似乎也可以理解了。

除了把出時代的大動脈之外,在《新日本中產階級》中傅高義體現出的另一個亮點,是「平視觀點」。

身為「來自西方先進國家的哈佛學者」,面對當代戰後滿目瘡痍的日本、加上諸多神秘又荒謬的社會現象,傅高義在全書中沒有一句優越性的批判,字裡行間,體現的盡是各種試圖理解的努力(包括為了打破女性不習慣在陌生男性面前表達自我的瓶頸,出動老婆去跟附近鄰居太太聊天交換食物)、與深厚的人文情懷。

「西化」與「現代化」的連結

另一個例子是當代日本中產階級對西方文化的憧憬:

傅高義發現在 1959 年最「夯」的上班族話題之一,竟然是「如何讓日本在奧運中令西方人(特別是美國人)刮目相看」。當時日本人對於奧運──一個在傅高義認知中屬於西方的運動會、於遙遠的東方國度沒啥關係──的熱衷程度,遠遠超越小鎮居民對投下原子彈的西方同盟國的悲憤感。

傅高義由此切入,試圖釐清當代日本中產階級的國家意識與國際觀(畢竟他是個才剛在美國被老闆狠批缺乏國際視野的可憐傢伙)。他發現,當時日本中產階級看似崇洋的行為,背後隱藏的是戰敗後被迫面對價值觀重建的現實:天皇從神變人;軍國主義從愛國情操變成侵略罪孽;少年時懷抱著富國強兵的夢想吶喊著口號、成年後卻得面對富有又趾高氣昂的美軍。

於是,這個世代的日本人普遍把「西化」視為「現代化」的同義詞、認為努力做到「西方認同的標準」似乎就得以洗刷戰敗的罪與罰,才是個愛國好國民的應有表現。

半個世紀前,「平視觀點」的可貴

「如得其情,則哀矜勿喜」,即便平視觀點幾乎已經成為人文社會研究中的基本守則、在 2018 年的今天做得到是理所當然、做不到簡直大逆不道天打雷劈,但是如果回想一下傅高義在寫這本書時的時空背景,會被他的努力與堅持給感動:

當時的日本,全民背負著戰敗國的道德理虧、以及 1951 年被 GHQ 勒令解散財閥的屈辱;1960 年的當時,美國的種族隔離政策依舊廣泛存在、歧視異膚色人種還被視為理所當然;當時,美國的人均 GDP 是日本的 6.3 倍(註一),這個差距約莫等於 2017 年的台灣對比莫三比克或中非共和國之間⋯⋯。

這個類比,並無對任何國家的貶抑,只是想說明傅高義在書裡體現的高度理解與同理,並回頭去向當年的他致敬:

在 1960 年寫下這篇田野論文的當下,擁有「平視觀點」的同理心,是一個多麼難得又高貴的情操。若不是對「人身而為人」的價值充滿尊重、對文化發自內心的尊重,又怎會如此不厭其煩地透過一次又一次不間斷的訪談,小心翼翼地爬梳一個個社會現象背後的意識形態、意識形態背後的社會結構、社會結構下每個個人的價值主張?而說到底,傅高義的貢獻不正彰顯著人文社會研究的價值與光輝嗎?

田野舉證,傅妻功不可沒

時光荏苒,50 年的光陰過去。

50 年的時光裡,傅高義從一個不起眼的年輕博士生、變成名震東西的學者,經歷與髮妻離異、學術地位逐日登峰造極,更在 20 世紀末頻繁穿梭於鄧小平、李光耀等東亞政要的身邊;另一方面,日本小鎮的人民們逐步達成了少年的夢想:擁抱富足的生活、讓日本受到世界肯定。不變的是,這段小鎮時光竟成為傅高義與夫人蘇珊·霍爾·沃格爾(註二)一輩子探究不盡的田野。

從 2015 年版《新日本中產階級》的多篇後記中可確知,在這 50 年間、傅高義即便與當時共赴小鎮的妻子離異,兩人仍然各自與當時結識的小鎮家庭們保持聯繫、甚至各自分別於不同時空重返小鎮,與故人敘舊。

其中一份由傅妻於 1989 年記錄下來的文字最引人發噱:在 1959 年,小鎮的物價對這對美國學者夫婦的錢包來說微不足道,不但可以從容應付日常開銷、還能僱請女傭翻譯與養活研究助理,但是到了 1989 年,傅妻卻是靠著日產汽車的經費返日研究的美國「窮」學者。

有趣的是,整本《新日本中產階級》雖然以「上班族」的出現為骨幹,透過分析這個族群的國家觀、家庭觀、道德感等面向,討論這種新興階級與各種社會現象的因果關係,傅高義對於實際日本上班族的辦公室生活隻字未提、卻有大量的訪談資料明顯取材自家庭聚會與手帕交之間的閨蜜對話。

綜觀全書,這份田野之所以條理分明,尚能舉證可貴地「接地氣」,同樣身為學者的傅妻功不可沒。在 1959 年的當時,男女平等尚未深入人心。終於分別在 2013 年新版的序與跋中,傅高義用了合理的篇幅,推崇妻子對這份田野一生不懈的執著與貢獻,卻已與髮妻天人永隔。

台灣社會的 50 年,同樣得來不易

比起充滿一千零一夜敘事風格的史景遷,傅高義這本《新日本中產階級》未必好讀,畢竟它的前身是本扎實的學術論文。然而反覆閱讀,卻每每都會有不同的感悟:日本戰後重建至今的 50 年,何嘗不是台灣披荊斬棘的 50 年?50 年間我們從封建走向民主,從極權解放、擁抱自由。如今,我們享有在換日線上大鳴大放,不用擔心明天就從破曉的日光中被逮補槍斃的自由,女性擁有相對公平的待遇與社會認同,或者身為外勞的我們,可以大聲譴責任何職場歧視⋯⋯。

這一切不是理所當然,而是如此求之不易。

註一:根據 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updated in April, 2018):
GDP per capita of U.S. in 1960: USD 3,019; of Japan in 1960: USD 479
GDP per capita of Taiwan in 2017: USD 24,576.67; of Central African: USD 386.81
註二:Suzanne Hall Vogel,日本文化研究學者,曾出版 The Japanese Family in Transition: From the Professional Housewife Ideal to the Dilemmas of Choice 一書

執行編輯:張詠晴
核稿編輯:林欣蘋

Photo Credit:換日線編輯部 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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