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天」了,嚴重外流的大馬青年「不計代價」想返鄉——台灣的海外遊子們,看得到回家的希望嗎?

「變天」了,嚴重外流的大馬青年「不計代價」想返鄉——台灣的海外遊子們,看得到回家的希望嗎?

筆者自 15 歲離開台灣出國求學、工作後,在東南亞各國和澳洲等地,認識了許多來自馬來西亞的朋友。開始於國際工程顧問業的工作後,亦長年外派馬來西亞,更成為大馬的女婿──我的太太,也是馬來西亞人。

這一次的選舉結果,讓我周遭絕大多數的大馬朋友們,都感到無比興奮,並充滿樂觀和歡欣鼓舞的情緒。

在文章正式開始之前,更要先恭喜馬來西亞的民主進程推進一步,完成了首次的「政黨(聯盟)輪替」。也祝福大馬能夠以此為契機,改革體制沉痾、加速經濟發展,成為更富強的東協國家。

但接下來,筆者想討論一些比較「嚴肅」,甚至有點「沈重」的議題:

那些「回不去的」大馬人才

近年,「人才外流」的議題在台灣受到廣泛的討論。但其實,由於經濟發展與東南亞鄰國(主要是新加坡)的落差,和對政治、社會、教育體制的失望等種種因素,馬來西亞長年以來,早就有著「本土人才外流」的問題與挑戰:

根據 2013 年 6 月聯合國的「國際人口移動」普查報告,馬來西亞共有近 145 萬人(1,445,890人)長年定居於海外,佔當時全國人口的 4.9 %。而其中單是常駐新加坡者就有 104.4 萬人,其次為澳洲的 14 餘萬人。

這還不算上「每日通勤往返新加坡」的大馬移工──保守估計每日超過 15 萬人次,詳見《一橋之隔,二個國度,三倍以上的物價與「薪情」──來自檳城的男孩,在新加坡執著地打拼》──以及近年有增無減的海外留學、求職人口。

根據英國人力仲介公司海斯(HAYS)調查,更有高達 93% 的大馬商務人士「希望在海外尋找工作機會」。此外綜合近年由馬國議員陸續披露的資料也顯示,目前大馬「外流」移民海外的總人數已破 200 萬人,相當於總人口( 3,119 萬)的近 7 %──而其中,更有 40% 是大專以上學歷, 1/3 以上被定義為「專業高技術人才」。

事實上,根據筆者周遭朋友們的分享,大馬的家長們和許多「望子女早歸」的台灣家長或有不同,常囑咐、叮嚀海外遊子們的反而是:「能留在海外就不要回來」、「你們在馬來西亞沒有未來」、「我們希望有一天能『變天』,到時候你們再回來」。

而經過大選之後,作者身旁的大馬朋友們紛紛樂觀、興奮地表態:「終於能驕傲地回家」、「變天後,馬來西亞看到了希望」、「想要帶進海外所學與視野,協助馬來西亞建設」⋯⋯。

為什麼選前選後,會有這麼大的落差?

一個沉痾已久、問題重重的體制,對「人才返鄉」有多傷

答案,主要還是得從「社會制度」和「政府施政」兩個體制層面來討論──馬來西亞的政治在「變天」之後,還充滿著許多變數,選後大馬海外人才紛紛「昭告回國」的樂觀浪潮,本身也不見得會持續。

但這樣的「落差」,無疑已經反應出大馬海外遊子(甚至包括其國內親友)們,對過去種種體制沉痾的失望,與如今相較之下的高度期待。

「不是我不愛馬來西亞才要『出走』,而是過去的環境,我實在回不去啊!」筆者許多大馬朋友的心聲,不知道如今讀著這篇文章的你,聽起來是不是有點熟悉?

馬來西亞在過去執政長達 60 年以上的「國民陣線」領導下,自前首相納吉上任後,「開倒車」實施的種種措施,均不利於本地和外國人才的匯集與發展,可能正是造成人才加速外流的主因。

首先,最為人詬病的當然是政府的貪腐問題:從前首相納吉本人涉入的「一馬公司」醜聞,到其夫人羅斯瑪(Rosmah Mansor)的豪奢行徑惹議,「上行下效,讓「錢 / 權不分」儼然成為官場常態。而 2009 年起仿香港「廉政公署」設立的「反貪污委員會」,也很快被指淪為政治上、選舉中打壓異己的工具,成效不彰。

其次,國陣長期以來為鞏固選票,強調「馬來人(土著)優先」的政策,也造成國內不同族群(包括華人和印度裔等等)在受教權、就業權、進入公務體系任職乃至日常投資置產等權利上,均受到了「差別待遇」。

更嚴重的,是納吉在近年深陷貪腐風暴後,反而為了鞏固個人權力,運作修改《國家機密法》、《內部安全法》等,不但以「打擊假新聞」為理由,限制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更動輒對「舉報貪腐」的民眾反過來進行偵訊。

而在經濟、產業發展層面上:馬來西亞擁有 33 萬平方公里的領土面積(近台灣10 倍),和極為豐富的天然資源(包括石油與全球最大的錫礦、橡膠與棕梠油產量),更佔地利之便,西與阿拉伯世界交流,擁有龐大的伊斯蘭商機——若單論天然條件,不知比鄰國新加坡好上多少倍。

然而,長期以來產業缺乏轉型規劃與執行力,加上近年政府財政過度擴張,並以開徵消費稅(GST)支應赤字,也造成近年大馬不只出口停滯,內需消費也受衝擊,經濟成長的腳步大不若以往。

借鏡大馬:再好的天然條件,也需要成熟開明的體制環境

因此,對於大馬年輕一代人才來說,長期掌政超過 60 年、缺乏改革的政黨,如今終於「轉移政權」,讓他們看到的,是一個「重新開始」的契機與希望:

許多遊子們長期在海外見證著新加坡和世界列強的進步,如今紛紛充滿「熱血」,期待著自己終於有機會回到家鄉,協助「打破舊政權的弊端」,重塑一個更公平、進步,充滿希望與未來的國家——許多人甚至告訴我,他們不計較(大馬國內外)薪水的差異,只要能「回鄉貢獻」就好。

這樣的樂觀情緒與愛國情操,不管是不是「過於天真」,總是令人動容——而對同樣面臨「人才外流」問題的台灣來說,更是一個很好的借鏡:

一個天然條件極佳、地廣人不稠、區域(東協)前景看好的國家,政府若不好好經營,尚且留不住人才。何況是地狹人稠,國際地位險峻,礦產等天然資源亦不算豐饒的海島國家?

此外,沉痾已久的體制,「改變」從來不是一朝一夕或「換個政府」即可,畢竟貪腐與失能,往往是從「新政府」掌權之後才開始──真正重要的,更是一國之中的公民們,尤其是年輕一代公民們,真正具有民主素養、公民意識,與持續不斷的監督當權者。

馬來西亞的政治體制、族群議題,經濟發展軌跡與目前面對的難題,與台灣都大不相同,不能一概而論──

然而,同樣面臨本土人才流失的困境,同樣面臨經濟轉型的遲緩,同樣面臨分配上的「不正義」,我們或許可以利用此機會,回過頭來看看台灣如今面臨的狀況:

台灣留不住人才的關鍵,是「年輕專才沒有發展空間」

相對馬來西亞許多年輕人才(以筆者認識的人來說,多屬於華人族群),老實說多是基於其「族裔身份」受到的相對不公待遇,轉而自學生時期,就開始尋找向外發展的機會。(例如自 1961 年《教育法令》後,政府不承認以方言教學、未改制的「獨立中學」學歷)

但在台灣,如今「阻止」遊子回家貢獻、甚至造成本土人才加速流失的原因,則可以歸咎於「低薪」、「勞權不彰」與背後透露出更重要的警訊:年輕專才面對未來,在台灣多半看不到足夠的發展空間與希望──

政府、大企業中惡質的「官場文化」、「職場文化」,和由於產業長期未能轉型、資源高度集中資深世代造就的「世代對立」,正深深地危害著台灣社會的年輕人:

相較於年輕族群的低薪過勞,我們「國家未來的主人翁」,好像一直都是把持諸多資源的「企業大老」們,和政府內的「五府千歲」們。在不論黨派的「選前討好、選後收割」下,關係國家未來的政策討論,以及大型企業中的要職,年輕人更幾乎從未有過主導機會。

舉作者去年,代表外資機構參加的一場台灣商務見面會為例:與會的台灣某企業高齡執行長,用「威嚴滿滿」與「自以為洞悉國際世局」的態度,讓整個會面氣氛超級尷尬。

執行長身旁的主管目測已 40 餘歲,卻手腳緊繃、且非常規矩地坐著當兵時才會看到的「 1 / 3 板凳」姿態,從頭到尾記錄著毫不需記錄的簡易談話,並口口聲聲附應著:「是的!執行長,您說的是!」

位子高了,就什麼都對了的「文化」

簡略寒暄後,執行長開口詢問,是否可以提供海外國際專家們來台「免費」為其企業授課。因為這不可能是外資機構會答應提供的,所以我禮貌婉拒了。此時,執行長卻當面說了重話:「我們在台灣是業界最大的,出得起錢!」 (既然如此,為何一開始要「凹」免費呢?)

尷尬的氣氛下,會面也就草草結束。回到飯店後,忍不住一直回想那個執行長身旁的「特助」為何要表現得如此卑微,完全看不出在國際職場上,該年紀應有的專業與自信;另一方面,我深深覺得在會面時,執行長已經因為我太年輕,與他「尊榮」的身分並不對等,而先入為主地覺得自己受到冒犯。

這完全讓作者回憶起 14 歲出國前,在台灣接受的教育制度:老師永遠是教育的權威者,是不容質疑的,是「就算講錯也是對的」。我在台灣所受的教育,從來不注重個人的思想和才能,永遠教導你要「尊重體制」,要「服從權威」,要無聲地、歡喜地接受「上對下的指導」。

相對比,出國後的第一堂澳洲中學課程,印象非常深刻:全部學生們把桌椅移至教室角落,老師學生全部席地而坐、圍圈討論。當時的我完全感受不到教育現場的壓迫,反而第一次感受到被老師尊重的感覺。每個小朋友爭相發表著自己意見,自在地融入討論。

而這樣「講求實際能力而非輩份」的文化,也重現在日後筆者投入的國際職場中,一直讓我深有所感。

表面功夫、缺乏競爭,造就「三流人才管理一流人才」的奇景

時空再回到今日台灣:筆者一位同樣久居海外的朋友,因家庭因素回到台灣後,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須「服替代役」。而他在「結訓典禮」時,仍(與當兵一樣)需全體排練數十小時的「團體表演」,練歌練舞,只為了取悅幾名前來觀禮的長官、官員、公務員。

或許在海外求學、工作已久,他告訴我,自己實在很不適應再度回到這種崇尚表面功夫、假面虛應、與實際專業無關之事充斥的「職場」文化與環境。

就算在階級分明、封閉且缺乏競爭的官僚體制中,難免出現「討好上級、壓榨下級」的官僚文化好了,但更嚴重的是,在台灣的許多企業中,同樣的文化也屢見不鮮。

這背後的主要原因,其實有如「蛋雞邏輯」:

因為台灣長期「鎖國」,在諸多產業上,政府受到產業大老的影響,動輒以補助、特許或減稅等優惠,竭盡「排除外來競爭」之能事──這造成了今日眾多產業中「大者恆大」(僅止於台灣市場)、缺乏競爭下亦轉型緩慢,但只要一出了國門競爭,就能看到這些「毛三到四」的廠商,早已無法與國際上的後起之秀匹敵。

而也正因為長期在國內坐穩「老大」地位,這些大企業的層峰、高階主管,自然認為「自己最有經驗」、「想的做的都是對的」,極不容易給予年輕、有新想法的人才舞台與機會──而這也自然就反過來,造成有創意、有雄心施展抱負的年輕人才捨去國內的「安穩工作」,向外尋求發展機會,台灣的產業因此缺乏創新動能。

加上政府在「口號拼經濟」時,總是與「既有的」資本家靠攏,而非真心鼓勵創新、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自然形成了長年以來的惡性循環。年輕人才也因看不到機會與舞台,加速離開。

如今,台灣還是處處充滿著許多虛偽的制度,只求你做「尊重體制」(體制好壞不論)的人,不求你做「對的事」。業界長輩、大老們也始終深信著只有「上對下」的管理體制、「資歷等於能力」的考核機制,才能訓練出「衷心不貳」、「經驗豐富」的幹部──這一個沉痾已久的「職場文化」,可以說是如今年輕人普遍低薪,背後真正的「意識形態」關鍵,也完全忽略了需要被尊重的人性,和年輕人所擁有的創意與可能性。

這也是為什麼,儘管明明有著在亞洲相對民主、開放、自由的社會環境,台灣的年輕人才還是不斷「向外找出路」──因為缺乏競爭與隨之而來的創新動能,如今在我們的公務與產業體制中,早已漸漸淪為「用三流人才來管理一流人才」的窘境。並具體反映在年輕人才現實的生計(薪資與勞權)和舞台(升遷機會與工作內容)限制上。

捫心自問,這樣的台灣有人想進來嗎?有人不出走嗎?

執行編輯:張詠晴
核稿編輯:張翔一

photo credit:ASDF_MEDIA@shutterstock

異鄉人的天堂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