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職紐約一年後,我辭職了!放棄世俗定義的「成功」,這一次我選擇「自己」

調職紐約一年後,我辭職了!放棄世俗定義的「成功」,這一次我選擇「自己」

在阿姆斯特丹等行李的時候,收到了收錄《換日線》紙本季刊的通知。看到篇名很意外,是我在離開荷蘭前,投稿《換日線》的第一篇讀者投書。在降落的下午被選錄,有種將一路的旅途「點畫成線」、變成圓的味道。

「我現在回頭看你第一篇文章,竟然發現,無論是你,或是換日線,都變了好多。現在重編,覺得我們都走的好遠,有種說不出的觸動。」編輯說。

我也很觸動。

那是碩士結束後,短暫在荷蘭工作的幾個月,第一次見識到荷蘭現實的一面。比起之前幾年學生時代的朦朧美好,多了點維度,也少了點溫度。

在那之後的兩年,生活月月翻篇的向前。依工作約去了東京,轉了一圈,又出乎意料的調職到紐約。而一年後,我又要離開。生活每個點滴都是被自己一個又一個的決定堆砌,帶著越來越重的砝碼,一次比一次更用力提醒自己:岔路口總是要二選一,康莊大道和清幽小徑無法兩全。

而每一次艱難的選擇,都是測試自己原則的機會。大部分情況下,原則與原則之間,是並行不悖的。只有必須取捨時,我們的原則才會受到考驗。

在紐約會計師事務所,從事「跨時區」工作的日常

在律師或會計師事務所內的職涯是直接的──兩者都屬於需要靠時間去磨練, 除了初期得先累積本身的技能(techinical skill),到了中期,更需進一步掌握項目的進程與業務的拓展。每個階段性任務均有不同,耗費的時間與工作量和擔負的責任成正比。 

在紐約的一年,我的團隊負責國際交易在亞太國家相關的規劃和執行,具體任務是居中協調,確保交易內容符合美國總部和亞洲子公司的利益需求,以及各方(客戶、律師、會計師)都能即時溝通,順利執行,在預定時間內完成交易。

和時差相差 12 個小時的亞洲分部工作,必然狀態就是紐約這邊全時的戰鬥。早上和亞洲討論內容,白天針對討論的內容進行分析並準備相關文件,傍晚到深夜時,再和亞洲的對應窗口進行下一步的分析。即便從晚上關電腦到隔日開電腦之間,可能有時才相隔不到七八個小時,但一宿就是隔著海洋的一個工作日。隔天早上起來,信箱裡就多出 50 乃至 100 封的 email,且信件內容往往讓你明白前日的討論如今俱已「風雲變色」(可能還不只一次)。

高交易額的項目涉及(國家)層面廣,人情壓力也大。在日復一日的交易步驟和電話會議中,即便有工作上的一些摩擦,也不一定有心力一直放在「心上」,而多是在潛意識中不輕不重的刺痛著。越是鄰近交易日,一天的行程有如生產線,一環扣一環。在一行行的待辦事項中,並沒有空間滋養許多心情或者感想。

圖/Shutterstock

現在的生活,是我想要的嗎?

撇開體力和精力上的消耗,工作內容是有趣的:稅務的許多分析,在抽絲剝繭琢磨如何平衡各方利益的過程,就和拆解邏輯習題一樣。同時,觀察不同背景、年齡、經歷的同事,加入這個團隊後,從一開始還不上手,到幾個月後的熟稔與變通,也帶給我不同的學習與體會。 

不過觀察了一陣子後,結論其實有些駭然:不同的同事中確實有能力上的差距,但從長遠來看,差距其實非常小。即便是天才合夥人,也是將一生的經歷都投注在這行中,加上其他機會和緣分,才慢慢爬上去。我們所有人手中最珍貴又沒辦法改變定量的資源,是時間。

我第一次那麼深刻的意識到時間的重量。從小的教育,或者說社會灌輸給 20 歲時代的主流價值觀,一直都是 " as long as you try, you can have it all "(只要你試著去做,你可以全拿)。我也秉持著這樣的信念,一直以來都很小心謹慎,所有的選擇都是建立在前一個選擇上。每一個點(決定)畫下去前,我都已想像好它可以連成線的幾個畫面(生涯想像)。我小心翼翼的維護我 have it all(全拿)的願景,只希望可以留給自己最大的可能性,刻意不去想心中隱約存在的那個問題:「萬一人生不能全拿呢?」。

然而,現實是:即便你擁有天賦與機會在生命中「全拿」,終究在某個節點,你需要需要依照生活的優先順序,選擇要將時間投注在哪裡。在紐約工作的這一年,生平第一次,我的時間被如此大幅度的壓榨──當不能全拿的時候,我終於被迫開始思考:主導我人生的核心價值是什麼 ? 我願意給予自己的生活空間和平衡多高的價碼?

我「跋山涉水」從荷蘭搬到東京,再從東京搬到紐約,一步一步走到這行的中心,和前輩們做著「不會有比這個更困難(或者台語說的「搞剛) 」的客戶。我從工作過程中獲得樂趣,也從漫長的壓榨中感到苦痛。而懸在這一切之上的,一直是一個巨大的問句:這是現在 27 歲的我想要的嗎?這是我想投注時間的地方嗎?當生活的空間和平衡被無限壓縮時,我願意用什麼樣的價碼去承擔?

「世俗期待」與「內心渴望」,孰輕孰重?

猶記得 17 歲時,因為無法和同學一起出國讀書、大學落榜,心情從自卑變成不甘心。雖然仍然愛花花草草讀書咖啡,但我也是功利的。在對人生的眾多渴望中 ,有很大一項是將事件中所有的空白處都貼滿「成功者」的標籤。

於是,我在那時設立的目標,除了夾雜著對生活的期待,還有對過往的不甘,我期許自己能創造一個「能讓父母揚眉吐氣、為自己過去的不順掙回面子的,所謂成功者的未來」。10 年來,我一直向著目標前進,卻忘了今非昔比。

其實,在荷蘭的後期(碩士結束開始在事務所實習時),我對於自己職涯的追求和在社會上的定位,就已開始有了變化。曾經嚮往雲頂上的風光,卻在爬山到一半的時候,開始看到世俗定位中的「成功者」的枷鎖和代價。儘管還在摸索生命中的優先順序,沒有定論,但可以確定的是:既有的順序已開始重新洗牌。

如果說原則會隨著核心價值觀的建立和發展,一起變化,那生活的走向應該也會順應這改變,順著心的方向流動。然而,長久的執念和動力一樣,不會馬上煞車回轉。與內在價值觀對應的,還有社會期待。這兩者時而並行,時而相逆。每一段生活經歷,都是兩者不斷拉扯的過程。

我想我來紐約的時候就是這樣的,掙扎的時間頗久,不確定該如何選擇──紐約背後象徵的繁華、機會與長官的抬舉,說不令人垂涎是騙人的;於是,即便心中隱約感覺到自己對生命有不同於世俗的追求和期待,依舊隨著過去的習慣和動力做決定,選擇了調職。

而在紐約這一年,也真的接觸到了很多曾經的幻想,一邊抬頭仰望,一邊在潛意識中持續的組建新的價值。小心的磨合,一次又一次。

終於選擇接納自我,辭去人人稱羨的好機會

當在紐約就職一年後,終於確認自己的心意,且不得不「二選一」時,我清楚明白:這並非我想要的。

拿定主意離開前,愛惜後輩(嗯,或者說覺得我年輕不懂事?)的老闆,給了我一個週末,考慮去留之外的第三個選擇、辭職之外的斡旋空間──另外一個工作機會,被我在心中稱為「魔鬼的試煉」。那份邀約代表(可能)的功成名就、錦衣還鄉,是很多年前在年少時就曾經嚮往的東西。

最後,我拒絕了。不願意接受不只是略過一個機會,更是內心層面上選擇放下。

那個週末我正好在荷蘭,也回了母校一趟。在萊頓大風車前,兩個選擇對應著 3 年前畢業的心情,如此鮮明。在我視為原點的母校前,心中的決定很清晰。

這次拒絕得快,並非真的在心中完全的水過無痕。選擇追逐這些標籤的時候覺得惴惴不安,周圍的人都一片叫好,我總難免覺得不對勁;現在選擇放下時內心坦然了一些,但還沒有穩健到可以完全抗衡社會的期待,毫無頓點的行走。

狼性積極奪取的動力維持不容易,但是要放下這份衝動、真心的 walk away,是另外一個課題。價值和原則的建立,乃至到轉移,其實並不是像我想的一樣如同開關,而是非常循序漸進。在揣摩自己想像中的日子時,即便對藍圖越來越清晰,卻總還是難免會被外界的聲音干擾。會猶豫,會回頭,會嚮往,會嫉妒──「別人想要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是一句當你願意給他重量時,才能入心的幾個字。

辭職之後,接下來呢?無論再怎麼想要突破自我,也難以改掉謹慎的本質。只是比上一次的決定,更多的拋開了一些枷鎖。回到亞洲從事新工作,雖然有興趣,但是某種程度上必須要「砍掉重練」──這樣「雜亂的下點,眼前根本看不到線」的決定,於 3 年前的我,應該很難想像吧 。

只是人生終究不能全拿,或者說企圖全拿的背後有別的代價,這是個時間滌慮後的決定,對我來說,剛剛好。 

圖/Shutterstock

執行編輯:陳慈晏
核稿編輯:林欣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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