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國的理所當然,我們的好不容易──那些為台灣接軌世界,默默奮鬥的一群

他國的理所當然,我們的好不容易──那些為台灣接軌世界,默默奮鬥的一群

相比很多其他的法學領域,稅法是一個很特殊的細科。雖然交稅的個體是國家內的個人和公司,但隨著跨國企業的發展,稅法規制,還有不同國家在租稅協定(註一)中對於徵稅權的劃分,都說明了稅制對於國際貿易影響。

在這樣的背景下,稅務這個領域的從業者,一半為民營的事務所,協助公司和個人做稅務安排和報稅;而另外一半,則是國稅局和財政部的公務員(多為稅務員),負責和國別及國際機構協商、談判租稅協定。

什麼是「國際稅法」?與台灣有何關係?

我就讀碩士的大學,是國際稅法研究前沿的學校。一年的碩士學習,絕大部分都是著重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歷年來出版的租稅協定範例,也是當今世界上許多國家之間起草租稅協定的基礎。

OECD 發表的許多稅務建議和規範,雖然沒有國際法般的約束力,卻是國際間地位舉足輕重的文件。OECD 的成員國,也有一定的義務需要制定符合該建議的政策,其最終目的,自然是希望成員國能夠為彼此提供一個穩定、相對統一及公平的大環境,以促進商業貿易。 

而台灣,因為政治狀態和外交困境,自然不是 OECD 的成員國。但作為亞太地區重要的生產鏈,我們地位接近「觀察員」──是積極參與對話,且定期被考察的對象。

另一方面,許多國家為了培養本國稅務人員對國際稅務的了解,和學校會有一定的協議,每年公派幾位稅官出國留學。在這樣的背景下,班上當時的組成很有趣──一半是國稅局的稅官,剩下一半則由律師和會計師組成。台灣,也是其中願意公派的國家之一;我對台灣公務員最初的印象,就是來自於碩士時候認識的稅官同學──T 和 J。

OPEC。圖/Slavko Sereda@Shutterstock

不一樣的留學生:我的台灣稅務官同學

和沒有稅務實戰經驗的我不同,T 和 J 作為具有多年經驗的老手,對於在台灣的外國企業,和在外國的台灣企業的稅務環境,均十分了解。在職涯前期,他們都花了很多精力,由內而外地檢視國內法和海外制度的聯結;而這一年,則是從海外的角度,回看台灣制度。

在課業繁忙之餘,他們時常和班上其他公務員討論財稅政策對於本土經濟的利弊、政策開放和收緊對於海外貿易的影響;更有很多時候,他們熬夜和人在台灣的同事分享心得,隔日再和教授討論台灣的現況與可能的解方。

租稅協定的簽訂,宏觀上是要調控交易時涉及的兩個國家的徵稅權利;但微觀來說,則是需要避免自家的公民和企業,需要因為一筆交易而在兩個國家被雙重徵稅。

本來因為涉及徵稅權劃分,無論對哪個國家來說,租稅協定都需經過長時而複雜的談判,但受制於我們的外交狀態,繁複的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一份協定從開始洽談到最後簽訂,時常需要經過 5 到 10 年。更別提他國看我們簽訂之心迫切,從中壓迫的也不在少數。財政部的稅務人員,在這之中不僅要保持不卑不亢的態度,又需衡量簽訂談判週期帶來的最終效益,困難程度可想而知。

但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們固然偶爾會因為台灣艱難的政治處境而歎息,但更多的時候,他們潛心研究如何在困境中調整政策,促進台灣和外面的對話、接軌。討論的話題大至如何開放稅收政策、配合台灣本土高科技發展的優勢,成為亞洲的智慧財產權中心;細緻的則有如何培訓地方稅局的徵稅觀念,以便和國際制度接軌。

工作後才體會,台灣稅務人員的堅持與辛酸

畢業之後這兩年,T 和 J 分別回到原來的部門繼續任職。而我則在這行的另外一邊──事務所內,輾轉於荷蘭、日本,和現在的美國辦公室間輪調。 

不像許多貿易大國(如中國、英國、美國等),在不同國家辦公室裡皆有派駐人員,從台灣專門被外派到世界各地的同事少之又少,多數辦公室都缺少了解台灣稅務的雇員;也因此,長年在異鄉求學、工作,而宛若「偽」台灣人的我,在這三個辦公室就職時,很自然的都是對應台灣業務的窗口。透過這些經歷,我漸漸開始懂了 T 和 J 難以言喻的痛,和迫切希望學成回國的心情。

許多客戶的亞太重組,即便有台灣的業務,很多時候有想要增加台灣市場的份額之心,經稅組內部討論,分析結果都是負面的。對許海外投資者來說,台灣在大環境下,租稅協定數量的稀少(註二)、被隔絕在國際組織之外,不受這些公訂條件的約束,都是台灣不及鄰國的地方;甚至可能上升成無法忽視的致命缺點。

我經常在許多亞太項目總會上,看著台灣因為地緣關係、產業結構、勞動力等原因,而被選為候選國家;但卻一次又一次因外交困境而被摘下,苦澀的心情難以言喻。而當製作國家間的租稅協定稅率表時,每每看著所有其他國家都填上了約定後的低稅率、唯獨台灣欄位裡會出現突兀的「N/A - 沒有租稅協定」,總是深深刺痛我的心。

被排除在外的狀況,這兩年來越演越烈:隨著「反避稅」的風潮席捲全國,OECD 也提出了許多稅務政策。其中一項就是建立多邊公約(註三)──一個固定的公約,只要國家願意參與,則自動對其有約束力。多邊公約最核心的目的,就是希望通過邀請國家參加,一次性的在許多關鍵性稅務問題上,達成統一的結論。

而台灣,再次因為我們的政治處境,不要說表態了,連參與的選擇都沒有。隨著多邊公約的起草,各個國家的簽訂,到現在已經要正式實施。我時常被所內相關的同事詢問台灣跟公約的關係──你們會簽嗎?你們如果不能簽,往後跟台灣互動涉及到公約相關內容時,又要如何處置?

無法參加國際協定,乾脆「土法煉鋼」

我在 3 個辦公室,都曾因為不同的案子,憂心忡忡的打電話給 T 和 J,詢問他們對這些議題的看法。究竟,台灣作為一個無法參與的國家,我們國家的立場是什麼?統計國家發展的同事想要聽台灣的立場,我也需要知道我們在這樣艱難的夾縫中,財政部和稅務人員的心情,又當如何?

出乎意料地,如今討論到這個問題,T 和 J 都非常平靜:「無法被邀請參加這些國際協定,我們能做的就是努力修改我們本國法,讓它能夠跟上國際軌道;無法參與多國訊息交換協定,我們就不怕累的一個國家、一個國家去談,土法煉鋼──雖然總是比別人慢了一些,但一步一腳印,總算跟得上。」

為什麼我們的稅務人員需要每年出國進修,去了解國際準則?就是因為在別的國家自然而然的地方,我們都需要長期努力的自己跟上別人。出國的同仁從出去到回來,都有非常明確的使命。出國在外努力學習,回國後則要負責推動國內相關立法。我們的共同願景是設法克服外交困境,讓國內稅制跟上國際腳步。」

這樣美好的遠景,從落實到實際的推動,談何容易?我曾經覺得我在事務所的工時已經非常長,而相較於在私人企業任職,我總覺得「公務員」這個角色應該是朝九晚五,想要固定生活的最終歸宿。但是這兩年,時常我在荷蘭,美國已經到了日中、台灣迎接半夜了,T 和 J 都還在辦公室裡加班。此時我有什麼問題,他們基本上都能「及時回應」。要時時跟進最新的準則,又要準備本國法的修訂,工作量之大令人難以想象。

圖/Shutterstock

在一個國家的政治和其他經濟的發展中,稅務只占很邊緣的一塊;因為業務的內容,許多時候也不為人知,但在我心中,在這塊努力耕耘的台灣稅務人員,是我心目中最愛台灣、也最願意為台灣付出的一群人。 

他們讓我體會到,愛台灣的形式有很多種,很多是你我看不到的細膩之處。這些稅務人員們無論是堅守自己的崗位,還是在海外「為家鄉進修」,都是用如此熱烈的心在守護著台灣。在一旁看著的我,真心為台灣的稅務人員喝彩,也為台灣存在著如此堅韌的一群人而感動──而這僅僅是我看到的一小部分,相信在其他地方,肯定還有許多不為人知的動人故事正在上演。

轉轉於異鄉工作的我,又能為家鄉做些什麼?

其實,我並不是一開始就在稅法領域工作,早期做的是一般公司法,在做訴訟時,很難看到台灣的蹤跡。在一個涉及 40 個國家的重組中,台灣只會是一系列名單中,一個第二檔、甚至第三檔的國家。

對於年輕沒有經驗、稜角沒有磨平又血氣方剛的小律師來說,台灣的市場太小了,每每面試時,當中國合夥人問我:「有沒有考慮回台灣?」,我的「市場論」總是讓我很輕巧的就可以說出合理又討好的標準答案。

後來掉進了稅法,認識了 T 和 J,也認識許多在國稅局工作的學長姐,在一次又一次調轉於不同國家的辦公室之間,每一次搬家前,我都想過要不要回台灣。看到周圍許多人回台灣工作,我曾掙扎過。尤其是輾轉於外,已經如此深切看到這領域中台灣的困境──公家機關也好,事務所也好,稅務人才的匱乏,是兩邊都面對到的共同問題。

但是牆裡牆外,到底身在何處,才是真的在看顧台灣?仔細一想不免覺得,現在我所處的位置,雖然不在島內,但作為業務的窗口,於此時此刻的機遇來說──剛剛好。因為站在外面, 更能迫切的感受到台灣在大環境下的處境,進而指出問題,也更能夠看到其他人為之做出的努力,並且替他們在此記上一筆。 

註一:租稅協定:是指跨國交易時,避免在兩個國家或地區都被課稅(雙重課稅),或是減少雙重課稅的額度。
註二:台灣當前租稅協定的數量為 32 個,對比鄰國日本的 126 個和新加坡的 96 個,十分稀少。
註三:Multilaterial INstrument,為稅基侵蝕與利潤移轉(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簡稱BEPS)行動計畫 15 的內容。
註四:重組交易通常會依市場大小和重要性,將國家分成第一檔,第二檔,或者第三檔等。台灣一般位於二和三。

執行、核稿編輯:林欣蘋

Photo Credit: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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