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族精神之死──當社會菁英們都成了「精緻的利己主義者」

貴族精神之死──當社會菁英們都成了「精緻的利己主義者」

當說到「社會菁英」的時候,你腦中的畫面是怎樣的呢?

讓我猜猜看,是不是一個個貪婪自私、自命不凡,甚至奸詐冷血、裙帶勾結、違法亂紀的壞蛋呢?

在 21 世紀的今天,我們平民百姓對社會菁英普遍已經沒有什麼道德期待了──所謂「菁英」,不過是比較有權有錢的普通人;一個底層的老百姓,甚至往往比菁英還要來得更善良、更正直。

然而,時間往回倒推個一兩百年,社會菁英可還是有所謂的「貴族精神」和「道德義務」的。「菁英」不只是一種權力,更是一種責任。

舉個例子。在中國先秦時代,每個貴族生下來就是軍人,都有當兵打仗的義務。「執干戈以為社稷」甚至是貴族的專利,普通老百姓與奴隸階級,是上不了戰場的。而作為一個貴族菁英,為國家犧牲是一件非常光榮的事情。

中古世紀的歐洲也是如此:騎士在被領主冊封後,雖然可以享受封地的稅收,但也有為領主作戰的義務,必須自備武器與馬匹上戰場。「騎士精神」非常強調忠誠守諾和幫助弱小,對於歐洲的貴族而言,身為菁英不只享受權力,更要具備高尚的道德人格。

時至今日,貴族精神還殘存在英國。雖然階級制度把英國人分成了三六九等,但英國貴族並不只會奢侈享樂,而是推崇正直、勇敢、犧牲、奉獻、愛國等精神,要作為平民的道德表率,當國家處於戰亂的時候,更要首先上戰場。英國王室至今,仍有「王子從軍」的不成文傳統。

有很多亞洲父母,刻意把孩子送到英國的寄宿學校,就是希望孩子能培養出高尚的「貴族精神」。

那麼,為什麼到了現代社會,社會菁英不再認為自己必須具備高尚的道德,不再認為自己對平民有什麼義務了呢?

「騎士精神」強調忠誠守諾和幫助弱小。圖/nanrana@Shutterstock

我們先談談「菁英」的起源:

所謂社會菁英(Elite),在社會學或政治學上的定義,是指「在一社會之中,享有優越能力、財富或特權的相對少數」。而傳統社會對於菁英的道德期待,要從歷史上的「貴族階級」說起──

無論是東方或西方,在工業化來臨之前,都有一段長期的封建制度歷史。以中國為例:中國最早的貴族封建制度出現在周朝,周王代商之後,將土地和人民分給了自己的親戚和臣子,這也是我們在歷史課本上面讀到的「武裝移民」──這些帶著軍隊來到封地上的周王親信,於是成為了「貴族」,而封地上的居民就成為了「平民」。

貴族之間彼此是由血緣關係構成的利益共同體,為了要維繫統治,就必須把自己和平民劃分開來。而劃分貴族和平民的工具,就是「禮法」

上面我們說到,在早期的封建社會,打仗是貴族的權力。《左傳》有云:「國之大事,為祀與戎」。意思是國家只有祭祀和戰爭兩種大事,而平民是沒有資格參加大事的。

春秋早期的戰爭,也不是以殺人多寡、佔城多少為目的。貴族之間比拼的,是誰更符合「禮法」。這種戰爭與其說是廝殺,還不如說是禮儀比賽。看誰的車陣、秩序、戰法更符合貴族禮儀,就能夠給所有人排出上下尊卑的秩序。

春秋早期,地廣人稀,土地的單位生產力也低。各個貴族能夠有效統治的疆域有限,各國之間也有大量無人開墾的荒地。因此,當時一個諸侯要滅國奪城搶地盤的動機並不高。

這就是為什麼在春秋早期,戰爭往往是某諸侯「奉周天子命」討伐另一諸侯。打贏打服了之後,也不佔領土地城池,沿原路退兵。

然而,到了春秋末期,原來這套統治邏輯就不適用了,主要的原因是技術革新。

首先是農業技術的革新(鐵製農具、獸耕、水利建設),使得單位土地的生產量逐漸上升,能養活更多的人口。人口激增的同時,土地就從公有制度走向了私有制度。大封君可以跳過小封君直接跟平民收稅,並提供保護。而更多的人口、更多的土地,也就意味著更多的生產力。

各諸侯國就此走向了兼併他國、搶奪人口、拓展土地的征伐道路。

因此,到了戰國時代,戰爭就從貴族之間的禮儀比賽,變成傾舉國之力的廝殺。而日漸專業的內政和軍事,更不能再只依靠血緣親近的貴族,而需要有真材實料的知識分子。

這時候就要說到春秋戰國的另外一個技術革新:竹簡的發明。在周朝以前,文化是只有頂層貴族才能夠擁有的,文字是刻在祭祀用的銅器上的。而到了戰國時期,由於竹簡的普及,使得知識傳播的成本大為下降,讓平民百姓也讀得起書了。

而人口增長,也使得一些低階貴族失去了土地。讀書學藝、為封建君王服務,就變成了低階貴族和平民百姓,換取功名的上升通道。

這些知識分子被政府吸收,變成介於貴族與平民間的中間層,充作統治百姓的官僚、帶兵作戰的將領。而憑藉他們的功勞,也享受到了相對應的榮華富貴。

幾千年下來,農業帝國的歷史,就是軍隊和官僚逐漸平民化的過程。

這些靠著科舉制度改變門第,翻轉階級的,就是平民百姓眼中的「菁英」。菁英來自於平民家庭,但又脫離了平民。菁英們在平民之上,但又沒辦法打進靠血緣關係鞏固的貴族圈層理。

由此,菁英成為了君王與底層老百姓之間的黏合劑。他們享受特權,但也背負著責任。幾千年來的儒家體系設置了一套道德規範,來約束菁英們的行為。

這套道德規範,其實講白了,就是貴族禮儀。儒家始祖孔子說:「克己復禮以為仁」。意思是說官僚們必須要克制私慾,使言行舉止合乎禮儀,才能夠歸服仁德。

「克己復禮」強調的「禮」,就是貴族禮儀。儒家強調讓這些靠著科舉脫離平民階級的菁英官僚,實踐春秋時代的貴族精神,承擔相對應的道德責任。

也因為儒家禮法的約束,古代菁英在享受特權的同時,也承擔了道德責任。社會菁英要盡孝、要愛民、要慎獨、要奉獻。

北京孔廟孔子像。圖/Wikipedia@Mr. Tickle CC BY-SA 3.0

把視角轉到西方,歐洲同樣也經歷過從血親封建到菁英官僚的轉變,而雖然歐洲沒有儒家思想,但基督教也同樣發揮著約束社會菁英的作用。基督教精神約束菁英們的世俗慾望,要求菁英們要有貴族精神,必須勤政節儉、體恤百姓、扶助貧困。

終歸一句:無論是東方或是西方,古代的社會菁英在享受權力的同時,也必須負擔起相對應的責任。

公民社會──貴族精神的終結

隨著時代的演進,「貴族—平民」的二元化社會逐漸走向終結。17 世紀的工業革命讓人類生產方式徹底改變,機器取代人力和獸力,人口逐漸從農村走向了城市,大工廠生產取代了家庭手工業。

由於生產方式的改變,擁有土地的貴族勢力逐漸削弱,平民的自我意識和權力都逐漸上漲。經歷一百多年混亂的權力交接(英國君主立憲、法國大革命、美國獨立等),貴族制度最終在西方世界首先崩解了。

逐漸取代「貴族─平民」二元社會的,是「人人皆為公民」的一元社會。新世界的思想是人人皆平等,每個平民都是公民,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的人生負責、為社會的共同利益負責。

這股「人人平等」的思想,也伴隨著工業革命的浪潮,從西方傳到了東方。日本明治維新的政治家福澤諭吉在引進西學時寫道:「天未造人上之人,亦未造人下之人」。人人平等的思想在受封建桎梏束縛的日本,引起強烈的反響。一時之間,人人平等變成了文明開化、追上西方的關鍵思想。

於是乎,無論在東方或是西方,無論變革的徹底與否,封建階級的社會終究走向了終結。每個人(至少在憲法規定上)都變成平等的公民。

「人人平等」的思潮,確實解除了貴族對於平民的壓迫,甚至推動了奴隸制度的終結,絕對是時代的進步。然而,平等思潮也有其陰暗面:

因為每個公民都為自己負責,而且也只需為自己負責。所以「成功」的公民,在經濟上成為中上階級的「菁英」後,對弱勢貧困的公民,也就沒有什麼道德義務了。

「我的成功是靠我自己努力和才華換得來的,或者是我的家族累積來的。我又不是什麼貴族,也沒啥特權,憑什麼要我犧牲奉獻?」──政治家、企業家、演藝明星這些成功菁英,在面對社會大眾要求他們奉獻時,不免這樣憤恨。

然而,社會價值觀的轉變並不是一朝一夕的。在菁英拋下他們的貴族義務時,傳統社會對他們的期待卻尚未消散。

優秀的綿羊,精緻的利己主義者

耶魯大學的教授威廉.德雷西維茲(William Deresiewicz)在 2016 年出版了一本暢銷書《優秀的綿羊》──他在常春藤盟校待了 24 年之後,辭去自己的終身教職。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他感覺美國的菁英教育已經陷入了誤區,這套系統下培養出來的學生大都聰明、有天分、鬥志昂揚,但同時又充滿焦慮、膽小怕事,對未來一片茫然,極度缺乏目標感。

威廉.德雷西維茲稱這些菁英們叫做「優秀的綿羊」,對國家社會沒什麼遠大的志向,只顧著衝刺高分,豐富自己的課外活動和實習履歷,畢業後才能擠進高薪的對沖基金、投資銀行、諮詢公司裡。

這本書在美國造成轟動,大家紛紛問他美國的高等教育到底出了什麼問題,為什麼常春藤培養出來的高材生,會變得如此「市儈」?

但其實「菁英世俗化」是平等精神之下的必然結果:因為人人平等,所以我也不需要憂國憂民,全人類福祉干我何事?我只需要為我自己的福祉奮鬥就好了。

不只是西方,菁英世俗化在東方也造成了反思。北京大學教授錢理群幾年前曾經批評過:「我們的一些大學正在培養一些『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他們高智商,世俗,老道,善於表演,懂得配合,更善於利用體制達到自己的目的。這種人一旦掌握權力,比一般的貪官污吏危害更大。」

一時之間,「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在中國大陸變成了熱門字眼,被拿來形容缺乏淑世理想,只忙著賺錢的知識分子。

但無論是東方或是西方,無論是「優秀的綿羊」還是「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又有什麼錯誤呢?不是人人平等了嗎?我也是普通人啊!好學校也是自己努力考上的啊!賺得多也是自己努力奮鬥的啊!憑什麼要多付出多奉獻呢?

時至今日,菁英憑什麼還要負擔傳統的貴族對平民義務呢?

圖/Shutterstock

「被拋棄的平民」

當代菁英把古時貴族的擔子給撩下了,但平民對他們的期待還沒有消失;菁英們雖然不再肩負責任,但仍然享受著或多或少的特權。

最著名的例子是印度。現在美國西岸的科技公司裡,出現了許多印度裔的高管。網路上也時不時有文章在頌揚印度裔比華裔更能適應矽谷文化,團結作戰,在科技公司出人頭地的故事。

但我們也別忘了,能夠移民美國的印度裔,通常來自傳統上高種姓階級的家庭,才有錢送子弟出國讀書。而當菁英階層紛紛離開自己國家的時候,印度仍處在普遍的貧窮和文盲之中。但許多離開的菁英們,對於留在老家的「同胞」,早已自認沒有什麼道德責任和義務了。

這讓原本就被種性制度分裂的印度,產生了更嚴重的階級對立。

再舉另一個例子,美國有一群所謂的 WASP 菁英階級意指「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白人」(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這個詞彙於 1964年 E. Digby Baltzell 在其書《新教當權者:美國的貴族和社會等級》中使用後,便在美國社會被普遍使用。

WASP 菁英們自從 19 世紀起,便佔據著美國的「上流社會」:子女從私立中學直接升入常春藤學校,學習上流社會的習俗、禮儀、舉止,與其他名門建立關係,掌控著美國的財經、文化、政治等領域。

一直到今天,WASP 菁英群體仍然擁有龐大的勢力,構成美國中上階層的絕大部分。雖然說美國是個建立在工業化後,沒有貴族歷史的新國家。但 WASP 菁英其實就是隱隱然的貴族。

但要特別注意的是,這些「隱性貴族」是不需要具備「貴族精神」,負擔「道德責任」的。

由於政府不斷的鼓吹「美國夢」,美國人普遍相信一個人靠努力和才華就能夠成功。而從另外一個角度解讀,WASP 菁英同樣也可以否認自己的貴族特權,聲稱自己的成功都是靠奮鬥得來的。

被菁英們拋下的平民們,因此產生了強烈的憤怒和挫敗感。

在過去,菁英擁有特權,卻也有照顧平民、引導平民、為平民的福祉打算之義務;但如今,菁英們兩手一攤說:「我也是普通人,我也要賺錢養家,我的成功也是靠自己的。你們自求多福吧!如果你過得很差,那是你自己的問題。」

平民被菁英拋棄的憤怒,也反應在這幾年的國際情勢中:英國脫歐、美國的草根總統、德國的新納粹崛起背後,都可以視做為憤怒平民的反撲。

然而,要求菁英重新拾起貴族精神是違抗歷史潮流的,唯有培養真正的「公民意識」才是唯一解。

《優秀的綿羊》作者在書中提出的方案,是利用博雅教育與人文經典,重新將常春藤的菁英塑造成有道德和責任的人。

理想是挺漂亮的,但漂亮話通常沒什麼用。現實是,此書出版至今,多數的常春藤菁英們仍然汲汲營營的美化履歷,以賺大錢、居高位為人生目標。而「改變世界」往往只是漂亮的口號,只在申請學校的作文裡出現。

當然,仍有少數的社會菁英,然而抱持著老派的貴族精神,願意犧牲自己的榮華富貴,將人生奉獻在改善社會和幫助弱勢上。這種人的高尚道德值得讚揚,但道德標準沒辦法驅動所有人。

「公民社會」的本質,就是誰也不比誰高,每個人都只為自己的福祉奮鬥。而出於自利,每個人都為社會盡一份力,每個人都在為自己爭取最大福利的過程中,整個社會就能達到最大的利益。

從「貴族-平民」的二元社會走向「人人平等」的公民社會,過程是痛苦的,但卻是不可逆的。優秀的綿羊也好,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也好,都是時代演進下再正常也不過的現象。

在我們感慨「貴族精神已死」、「社會哪有真平等」的同時,也只能期許自己能夠不再將菁英視做「父母官」、「領導者」、「照顧者」,從而培養出真正的「公民意識」,自己為自己爭取權益。

畢竟,「法治」是現代社會中,平民們的最後一道防線。

面對所謂「精緻的利己主義者」的社會菁英們,相對弱勢的平民百姓只能夠團結起來,用選票、用法律、用公眾輿論,監督與壓制菁英的特權,保障弱勢的權益,社會也才能離真正「人人平等」的理想目標更近。

如果平民百姓放棄爭取自己的權益、被動期待菁英們的「善念」或「施捨」,那也就只能任菁英們予取予求,再不會有人替我們打抱不平了。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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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樣子,我們下週三見。

執行編輯:HUI
核稿編輯:張翔一

Photo Credit: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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