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愛刷存在感的官員,毀了英國汽車工業──台灣人,你確定還要政府帶頭「拚創新」?

太愛刷存在感的官員,毀了英國汽車工業──台灣人,你確定還要政府帶頭「拚創新」?

不知道你有沒有疑惑過,英國作為工業革命的先驅,為什麼沒有引領內燃機革命帶來的汽車工業呢?為什麼現在的汽車大國是美國、德國、日本,而不是英國呢?

汽車剛發明的時候,英國在 1865 年通過了一部交通法案,其中規定一輛汽車要三個人開,其中一個人必須步行在車子前舉著紅旗,為汽車開道,車子不能超過紅旗,並且速度不能夠超過每小時 4 英里,相當於人類慢跑的速度。

這部今天看來非常愚蠢的法案,被後人譏笑為《紅旗法案》,是為了保護當年的養馬、馬車、馬伕等產業。要知道,當年的馬伕可是體面的白領行業,當他們看到汽車要取代馬車的時候,第一個反應就是排斥加抗拒,施壓政府要求管制。(有沒有讓你回想起計程車司機對 Uber 的抗議?)

當年的政府官員看到哄哄作響的汽車,認為這個新科技是洪水猛獸,不好管制,極其危險,也不覺得它有什麼發展潛力,就用《紅旗法案》限制了它的發展。

後來的事情我們也看到了,紅旗法案耽擱了英國汽車工業整整 30 年,到 1895 年的時候才被廢除,這期間英國對汽車的研製幾乎處於停滯狀態,扼殺了英國在當年成為汽車大國的機會,讓美國和德國的汽車工業得以崛起。

科技的演進和社會的變化,不是靠著管制能夠停止的。

在台灣,我們看到多少的《紅旗法案》正在扼殺產業的創新?

被「大政府主義」洗腦的台灣人,仍然「向閻王拿藥單」

台灣人,或甚至說整個東亞儒家文化圈,從小都被大政府主義給洗腦,認為政府要「大有為」,要「有遠見」,要「保護人民」,要「做好產業規劃」。

簡而言之,人民期待政府要「解決問題」。

這種計畫經濟的作法,在半個世紀之前可能還是管用的。菁英官僚認準了一個方向,用舉國主義往前衝,台灣的出口加工和半導體行業就是這樣被扶持起來的。

然而,這作法只適用於當年世界還比較單純,市場和科技變動還沒這麼快的時候。我們看到台灣後來的經濟計畫,無論是兩兆雙星還是四大產業,全都死得一塌糊塗。原因很簡單,全球市場的變化速度,已經遠超政府官僚能夠預測和規劃的視野。

看倌們想想,就連最聰明最利益相關的創業家和風險投資機構,在判斷未來產業趨勢的時候都會押錯,只有 1% 的創業公司能夠成功崛起成為全球贏家。何況是整天做在辦公室裡,企業死活都不干己事的政府官僚?政府官僚其實是沒有眼界、沒有動機、更沒有能力去「規劃產業」的。

說到底,這其實要怪我們人民,我們交付了一項任務給無力完成的政府官僚,要求他們去解決問題。殊不知,在現在這個年代,政府的存在本身有時候就是問題。

講個例子,最近有個學生跟我說金管會辦了一個金融科技創新的比賽。我一聽腦袋就脹了,長期以來作為管制機構的金管會,最擅長的就是兩個不行:「這個不行、那個也不行」。說穿了就是遏止創新的絆腳石。今天台灣的金融制度會如此落後,跟金管會絕對脫不了關係。要金管會推金融創新,跟找閻王拿藥單沒什麼兩樣。

果然,2017 年 1 月金管會提了個「金融科技創新實驗條例」的草案,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自己找來看。我幫大家提煉一下關鍵字,就是「審核」。這個也要審核,那個也要審核,所有的創新都需要審核。

看懂了嗎?照道理說,創新應該是商業出於逐利的動機,瞄準市場未被滿足的需求,提出新的產品和服務,創新應該是要來自民間,來自企業的。出自於政府的「創新」,說到底還是審核。

但這已經是政府官員能夠做的全部了,你還能期待什麼呢?你要政府提方案出來,他們能夠做的就是管制、審核、補貼。

「學術研究拿補助」的扭曲風氣

再舉個例子,我在台灣大學念書的時候,台大有個非常扭曲的風氣。一個教授往往要向國科會(科技部前身)、中研院、工研院、中科院申請數個研究計畫,手上拿了五個案子,只有一個是要認真做的,其他全都是隨便敷衍拿錢來買實驗材料和養研究生的,許多碩士生的工作就是幫教授們寫報告來搪塞國科會搞錢。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說到底還是因為政府的干預。台灣頂尖大學的教授薪資被壓得極低,創新結果還不能夠自己開公司商業化,只能靠著拿研究項目養活自己和研究團隊。而研究經費的分配權,又被掌握在一群搞不清楚狀況的官僚手裡。

那些分配科研預算的官員,搞得清楚科技趨勢和人類文明前進的方向嗎?講句實在話,他們要是有這麼厲害,就不會窩在那裏當官了。那怎辦呢?那就蛋糕一人切一塊分散風險吧,每個項目都只給一點錢,以至於真正需要科研資源的前瞻項目拿不到足夠的資源。教授們只好把研究項目都擰碎了到處弄錢。

更糟的是,只要補貼的權力握在官僚手裡,就會滋生腐敗,造成學閥。要知道,決定誰能吃到蛋糕是有講究的。

舉例來說,以台大校長楊泮池為核心的學閥,把持了生醫研究經費分配,縱容了郭明良學術造假,還沒有人敢吭聲。而楊泮池從 1993 年到 2017 年掌握了 11 億元台幣的研究經費,每個案子拿到的錢是其他台大醫學院教授的五倍。口口聲聲說要投入「做新藥」、「創造下一個兆元產業」,但楊泮池的計劃主要成果的 10 個新藥,沒有任何國內外藥廠願意承接,與市場的脫節可想而知。

燒錢還做不出成果,如果只是因為腐敗和能力不足也就算了,最慘的是明知故犯。教授們為了要拿補貼,會故意挑冷門的領域,甚至錯誤的方向做研究。因為大路上人多競爭激烈,冷門領域容易出成果、上期刊、拿點數、拼升等。許多教授明明知道自己做的研究是完全沒有應用價值的一條死路,還是為了拿國家的錢繼續硬著頭皮一路走到黑。

頂尖大學的科研人員應該是台灣科學工程的大腦,是科技創新的引擎。而他們的心思卻老花在怎麼跟政府搞錢上。說到底,這是創造出這套體制的政府的錯。

政府帶頭拚創新?不,還是什麼都別做吧

回到重點:要拼產業創新,政府能夠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什麼都不要做。要真的推動金融創新,最簡單的方法不是金管會搞什麼創新實驗條例,直接把金管會砍掉就成。同樣的,要推動科技創新,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把科技部砍掉;要推動文化創新,就是把文化部砍掉。

看倌們想想,每年政府花了一大堆的錢在補貼「創新企業」,實際上拿到錢的是誰呢?只要有政策傾斜,有補貼,就有權力尋租的空間。拿到錢的是政府關係好的,企劃書寫得漂亮的。真正的認真搞創新的企業家是拿不到錢的。劣幣驅逐良幣,真正的創新者反而被搞死了。

大家還記不記得2012年的時候,政府燒了兩億元搞了個音樂劇「夢想家」,來「推動文創產業」,結果這齣音樂劇只演了兩天,創造的商業價值是零。這兩億元如果直接退稅給人民,劇作家兜裡多了幾百塊,少為日常瑣事操點心,多不定就誕生了一齣商業成功的好劇。

做為人民,我們能夠做的事情,就是停止對政府不合理的期待。政府不能解決問題,政府本身就是問題。要拯救台灣的經濟,政府能夠做出最好的事情,就是把這些過時的管制和補貼刪一刪,把錢退給人民,把沒路用只會刷存在感幫倒忙的官僚部會砍一砍,然後退到一邊去,讓自由市場的力量發揮效果!

後記:

寫完這篇後我重讀了一次,我猜會有讀者跳出來質疑我說,很多事情是只有政府能做,企業沒辦法做的。

的確,自由市場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國防、外交、治安、社會救助、環境保護這些事情還是要由政府來做,企業不會去做對自身無利可圖的事情。然而,台灣政府已經在干預市場經濟這條路上走得太遠太遠,不懂還愛瞎折騰,真是名符其實的攪屎棍。

我們人民只想對政府說,拜託你們放手吧。你們少折騰些,台灣經濟說不定還有救。俗話說得好,不怕神一樣的對手,只怕豬一樣的隊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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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編輯:Vincent
核稿編輯:張翔一

Photo Credit:Latte Art@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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