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的台灣人為何年齡「M型化」?給新世代的建議:挑戰大城市,要來要趁早

在上海的台灣人為何年齡「M型化」?給新世代的建議:挑戰大城市,要來要趁早

2016 年的秋天,上海台大校友聚會來了 150 個校友,當中我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在上海的台灣人年齡呈明顯的兩極分布。

一群人是年過 50 歲的老學長老學姊,他們在市場開放的初期來大陸發展,擁有了自己的事業或成為企業的高管;另一群人則是 25 歲左右的年輕人,甚至有許多是剛畢業就來上海找工作的。為什麼上海沉寂一段時間後,又成為台灣年輕人紛紛湧入的地方呢?

我的觀察是:在 1980 到 2000 年,是台灣電子產業的黃金年代。業績蒸蒸日上的科技公司們,提供了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一份體面的收入,與(職位、身分)向上流動的機會,因此這段期間出國留學和打工的高學歷年輕人,都明顯減少。

但好景不常,台灣接下來的產業轉型失敗。由於資本追逐收益的天性,會流動到全球高收益地區,而資本的流動又比人的流動還快,因此當台灣只剩下低附加價值產業,即使教育系統仍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才,但他們卻只能夠忍受相對低薪的壓迫。

不甘受壓迫的年輕人,只好隨著資本流動去追求更好的收益。

去大城市!不可逆的超大城市化現象

在當今的世界發生了人口朝著超大型城市集中的現象,如美國的紐約、灣區,英國的倫敦、中國的北京、上海等。

在過去,經濟的發展取決於當地有什麼資源(煤礦、石油、鐵礦、河運、鐵路)等。然而,在互聯網年代的今天,最關鍵的生產要素其實是腦力密度,是一個城市是否聚集了高密度的各領域人才,讓他們彼此協作,服務彼此。

人才聚集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拉力,讓超大城市像是吸塵器一般,把周邊區域的年輕勞動力源源不絕的吸引過來,聚集的人才又會推動進一步的產業革新,創造良性循環。

反觀一線城市周邊經濟較為不發達的城市,就算政府大力補貼以期許達到城鄉平衡,人才還是很自然的朝著一線城市流動,作為幫一線城市提供廉價勞動力的輸血地區。就算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一樣面臨著人口老化、勞動力縮減的問題。像上海這樣的城市,還是可以源源不絕地從華中華南的相對貧窮地區,補充年輕的血液。

上海的快速發展,就是這個正面循環的一個縮影,如果你想要來中國工作,請來超大城市吧!

褪色的海歸履歷,要來請早

在過去二十年,還可以陸續聽到「海歸派」在中國的風光故事。情節大致上是這樣的:某某到美國留學,留在美國外商工作個幾年,然後被以空降主管的身分派回中國,隨著中國的經濟快速發展,很快被提拔到高位,作為亞洲區的高管。

然而,這樣的故事,現在在越來越少見了。第一個原因是跨國企業在中國的成長遲緩甚至衰退。傳統的外商日化(編按:Everyday chemicals,指日常生活中消費的化學用品如化妝品、清潔用品等等)、食品龍頭,如寶潔、聯合利華、雀巢等,在中國都面臨著失去消費者喜愛的危機。更多的小眾品牌則隨著消費升級,逐漸得到中國消費者的喜愛。

跨國企業的衰退,導致了職場上升空間的萎縮,作為空降部隊能夠迅速成為高管的道路,基本上越來越窄了。

其次,中國本土的互聯網公司(阿里、百度、騰訊、滴滴、攜程等),也相繼打敗了試圖在中國複製美國經驗的競爭對手。這其中當然有中國政府的網路長城管制等「非戰之罪」,但矽谷公司本身不夠「接地氣」、抓不到中國消費者獨特的痛點等問題,也是確切的。直白一點說,中國如今能夠從西方學到的東西越來越少,兩地的消費習慣和使用者特質也日益分化。這讓中國的 HR 在找人時,對於海外的學歷和工作經驗都會打折扣。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中國本土高知識人才的爆發性增長。在過去二十年,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創造了大量的管理職空缺,也帶動了高等教育系統去填補這個空缺。目前中國一線高等院校培育出來的大量優秀人才進入市場,更進一步地削弱了海歸人才的競爭力。

給有志挑戰中國市場的年輕朋友實際建議:如果你想著先在海外累積個幾年經驗,再以主管身分調來、或換工作來中國,這條路可能還不如你現在就來累積「中國經驗」,對你的職業發展會更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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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編輯:Vincent
核稿編輯:張翔一

Photo Credit:A. Aleksandravicius@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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