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販毒集團 2.0】(二):毒梟們的「產品創新」、「媒體公關」與「社會責任」

【墨西哥販毒集團 2.0】(二):毒梟們的「產品創新」、「媒體公關」與「社會責任」

系列前一篇文章所言,如今的墨西哥販毒集團,其營運核心與其說是「毒品販售」,不如說更在於其「物流」能力;同時,其商業管理的專業程度、經營手段和投資眼光,更早已不下於現代的大型跨國公司,甚至有過之無不及。

在當今的資訊時代,消息就是金錢。新一代的販毒集團更深明「資訊就是力量」的價值,並懂得如何善加利用、甚至主動創造資訊,以將其營運觸角延伸拓展到各個面向,極大化其整體利益。

水平整合──大規模掃毒的產物

墨西哥惡名昭彰的販毒集團,最初不過是在「毒品三角州」(墨西哥西納羅亞州、奇娃娃州與杜蘭戈州之間)非法種植大麻與鴉片的農夫。在歷經一次次的美墨聯合掃毒行動後,他們才逐漸團結起來,進而形成所謂的「卡特爾」(Cartel,原意即有企業聯合之意)集團。

始自二十世紀中葉,歷年來針對毒梟的大型掃蕩行動,包括 1948 年首次動員軍方的「大掃蕩行動」;橫跨 1960 年代美墨間的「合作作戰」,和 1977 年由美墨共同主導、最具毀滅性與破壞性,甚至間接促成瓜達拉哈拉毒販集團組成的「禿鷹作戰」⋯⋯等等。

但這一次次浩大的掃毒行動,也無異於一次次的「去蕪存菁」──僅那些掌握資訊、資源、金流與人脈者,可得到消息以提早逃遁、透過賄賂以免去稽查、透過資源以再次起家,因而在行動後存活下來。

這些有實力倖存下來的毒販,便能夠在排除多數競爭者的情況下,進一步招攬或合併其他「小農」與力量薄弱的「種植團體」,並加以整合、組構成集團。

這個過程,其實無異於每次經濟從衰退到復甦時,市場上普遍會出現的企業併購(merger and acquisition, M&A)潮──甚至更極端點說,這還是「由政府所間接導致的黑道合併」。

合併後的集團們,對內分享著彼此舊有的物流管道、人脈資源、街頭地盤、研發科技等;對外,則進一步用各種方式壯大其聲勢。

當中,最值得一提且較鮮為人知的,正是今日毒梟集團在「資訊戰」上的驚人影響力:

「資訊的價值」──非法科技與政府律法的競賽

在過去,毒梟們給予外界的傳統刻板印象,往往是殘忍、血腥暴力,同時生活豪奢,且有如「土豪」般與時代潮流脫節⋯⋯。

然而,如今的「販毒集團 2 .0 」早已不是如此:遊走在黑白之間,它們不僅商業經營手段高超,資訊掌握靈活,其「資訊科技」與「研發能力」,更是不容小覷。

其實,販毒集團們很早就明白「資訊」的價值與力量,畢竟作為穿梭在巷弄間各角落進行非法交易的販子,消息、靈敏度和反應力,就是他們最大的求生武器──當「資訊」的力量進一步擴大,毒販們更懂得掌握先機,將資訊做適當的應用,將其效益直接或間接地表現在各個層面上。

例如,為符合「顧客需求」和規避政府律法與蒐緝,當今來自墨西哥販毒集團的毒品日新月異──甚至每天都有不同的產品推出。從最初也最「經典」的第一代傳統毒品如大麻、鴉片、海洛因、古柯鹼;到「第二代」以冰毒、搖頭丸為主的合成毒品;再到當今族繁不及備載,隨處可見,基於合成毒品改良的「新精神活性物質」(即第三代毒品,詳見後文)⋯⋯。

市面上各種一再推陳出新的產品、其百變的流通管道,和如雨後春筍般紛紛隱藏在城鎮中的實驗室⋯⋯不僅顯示出販毒集團的「強大競爭力」、不凡的「科技研發能力」,更彰顯出販毒集團對政府法律的「資訊管理和應變」能力──

如今「販毒集團 2 .0 」的資訊科技與研發能力,更是不容小覷。圖/ShutterstockProfessional@Shutterstock

「第三代毒品」的成因

所謂的「第三代毒品」,指的是當前化學合成類毒品(精神活性物質)的「變種」,又稱為「新精神活性物質」(NPS):2013 年聯合國禁毒署的《世界毒品報告》,對新精神活性物質有明確的說明:「新精神活性物質,是尚未被聯合國國際公約管制,但存在濫用可能,並會對公共健康造成危害的單一物質或混合物質。

隨後,聯合國禁毒署認為「新精神活性物質」將成為全球流行的第三代毒品──這些實驗室毒品正是販毒集團為逃避官方追究,因而對現有管制毒品如冰毒、搖頭丸等「第二代毒品」進行化學結構改變,而得到相似效用的新型毒品。它們多具有與管制毒品類似,甚至更強烈的迷幻、興奮、麻醉等效果,其品項更是繁多(至少在 800 種以上)。

許多國家政府機關,因不清楚這些新興毒品的功效、內含物、危害性、成癮性⋯⋯等,因而未能或尚未對每一個新產品進行個別立法規範。這便使得販毒集團,有許多法律漏洞可鑽。

此外,當販毒集團的毒品實驗室剛研發出「新產品」,並向市場推廣時,由於該產品很可能仍未被法律所禁止,因此可以在市場上自由流通,並以相對低價出售──此時正是產品的「推廣期」和「試用期」,販毒集團們可以藉機試探市場,並為新產品做一評斷;而當新產品被明確限令後,排山倒海而來的政府修法動作和相關媒體報導,更某種程度上像是免費的曝光與再行銷。

今日的販毒集團們,早已習慣化被動為主動地操縱這些資訊:一方面以此作為行銷手段,並藉機哄抬價格;另一方面,它們早已再投入更新產品的研發,以持續獲利。

從「犯法」到「玩法」:盤根錯節的政商網絡

毒販集團們對政策與律法的「善加利用」不僅表現在新產品的推廣上,亦表現在地盤之爭與物流管道的建立上。

例如在 1994 年,當墨西哥簽訂北美自由貿易條約(NAFTA)時,不僅墨西哥產品可以大舉進入美國,販毒集團 2.0 亦趁機擴大其金流與物流路線:

它們一方面設立與收購各類具有可將(合法)商品銷往美國的公司,藉此將合法產品混雜毒品運往美國推展其物流路線、侵略各大關卡,並堂而皇之地在美國設立其穩定據點;另一方面,毒梟們也將這些公司作為洗錢管道,以穩固其毒品帝國。

而始自 2006 年,殘酷絕倫的墨西哥「毒品戰爭」(Drug War),則再次證明販毒集團對政府資訊的高度掌握能力,甚至往往能「化危機為轉機」:毒品戰爭從表面上看來,是墨西哥政府對販毒集團們的宣戰;但事實上,卻是各大販毒集團和不同階層、派系的政府官員勾結,彼此攻擊以趁機擴大勢力的活動。

最終,這場戰役非但以政府的難堪慘澹收場,更再次為販毒集團進行了一場去蕪存菁的「水平整合」。

「毒品戰爭」揭露出的現狀是,面對政府所發起的掃蕩活動,大型販毒集團們早已佈下綿密的網絡因應,甚至能奪回主導權,將其勢力做進一步的延伸;面對新的法律與政策,他們更懂得善加利用、反客為主。

在這個資訊的年代,如今的「販毒集團 2.0」 的野心直接表現在各個層面上,他們不僅能掌握資訊、利用資訊,甚至能主動創造資訊──

毒梟們的「社會責任」與「公眾形象」

放眼各大企業,大家多知道「媒體關係」和「公眾形象」的重要,甚至不惜萬金地打造其關注社會責任的姿態。

「販毒集團 2.0 」們,自然也明白「外界觀感」的重要性:它們向來熟知如何利用媒體達到目標,如今甚至自己創造媒體:

過去,中南美洲大多數的毒梟們皆出身貧困,在「功成名就」後,也多願為其鄉里付出,例如許多墨西哥販毒集團皆頗關注「企業社會責任」──他們蓋學校、蓋醫院、蓋教堂、提供各項政府所無法給予的福利,甚至據地為王,直接對當地進行統治。而這些「仁義形象」,亦被國際媒體繪聲繪影地捕捉下來,引發各界關注。

毒販子們的「公共關係策略」,確實與眾不同──除卻恐嚇資訊外,其廣告方式亦包含「傳統毒梟式布條宣告」,例如:

「敬告全體民眾:我想透過這種媒介來澄清一點,就是我沒有命令手下殺害兒童和婦女。我絕不寬恕勒索或綁架。⋯⋯我的原則很清楚:不殺小孩、不殺婦女、不殺無辜的人、不會勒索、不會綁架⋯⋯」

這是 2010 年,在毒品戰爭期間,「矮子」古茲曼(Joaquin Guzman)因與華雷斯毒販集團間的血腥衝突越演越烈,引起當地恐慌與動亂,而親自簽署的巨幅布條廣告。

毒販們非常重視行銷,也經常使用這類型的「仁義廣告」──畢竟若想躲避警方追緝、避免被密報行蹤,就必須爭取某種程度的公眾支持。

墨西哥另一個大型販毒集團—齊塔斯集團(Los Zetas),亦推出其專屬的「布條徵才廣告」:

「無論你是現役士兵或已經退役,我們要你加入齊塔斯集團。待遇優渥、提供伙食、家人也能享受福利。我們不會虐待你,也不會讓你挨餓,更不會餵你吃 " maruchan " 泡麵。」

軟硬兼施控制輿論,甚至自行創造媒體

而對於媒體、記者的控制,墨西哥販毒集團們更熟稔其操作手法:

一種是「銀彈」,如付錢要求記者撰寫相對良善的「形象原生廣告」,或是直接買斷記者的報導;另一種,即是「子彈」──墨西哥發生過多起毒梟直接謀殺記者的慘案,甚至會在現場留下字條,作為對其他記者的恐嚇。

這導致了在「毒品戰爭」期間,共有高達 5 家墨西哥報紙,公開宣稱將不再報導任何毒品戰爭相關新聞。

記者撰寫的新聞,不僅可以影響普羅大眾的思想和輿論,也可以左右政府的作為與否。例如若某地被報導有劇烈血腥衝突,政府須派遣軍警前往駐紮,而這將直接導致毒品交易的下滑──因而,販毒集團偶爾也會刻意操作,買通記者大肆渲染街頭暴力,導致對手的地盤「白熱化」、生意下跌,以從中獲益。

如今,當資訊從傳統報業轉移到媒體網路,販毒集團更進一步「自己成為媒體」:除了自行操作網路新聞、甚至還有「毒梟民謠」以為毒梟歌功頌德外,它們更積極地投入影視娛樂產業,以為毒梟添染正義形象。

影視劇集中,我們往往可以看到毒梟們的「有血有肉」、「有情有義」,這直接地投射出我們對非傳統犯罪分子的同情,甚而有某種羅賓漢式的嚮往與崇拜⋯⋯

但在熱血澎湃之外,或許我們也需要靜下心來,探究更深層的是與非。

執行編輯:賴冠穎
核稿編輯:張翔一

Photo Credit:HTWE@Shutterstock

回家,回台灣做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