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人宰割,是小國「必然的宿命」嗎?──從美墨共構的「毒品經濟」說起

任人宰割,是小國「必然的宿命」嗎?──從美墨共構的「毒品經濟」說起

讀家選書:卡門・波露薩(Carmen Boullosa)、麥克・華萊士(Mike Wallace),《毒梟之國:墨西哥,由毒梟、毒品、黑道共同治理的國度,以及他們的「毒品戰爭」

「什麼樣的社會和政府,就會出現什麼樣的罪犯。」墨西哥黑幫米卻肯家族首腦莫雷諾‧岡薩雷斯(Moreno González)如是疾呼。

然而在這場百年交鋒的毒品關係裡,我們又怎能膚淺地將罪犯的標籤,理所當然地烙在毒梟的頭上,而不過問其背景緣由?

墨西哥的毒品經濟,追根究柢,是一個由美國消費者、軍火商、政府和墨西哥政府、軍警、毒販、媒體,以及無數生活於貧困的農民,基於龐大的金流與私人利益,以銀倆和子彈,從歷史、經濟、地理、政治、律法、社會等各面向,所共同堆砌起的彼此依賴、攻訐、亦敵亦友的曖昧網路──在這場以墨西哥上萬人生死為背景的悲劇裡,人人都是共犯。

而追根究柢,一如卡門波露薩(Carmen Boullosa)與麥可華萊士(Mike Wallace)在《毒梟之國》一書首章〈讓人成癮的巨大市場〉中所談到的,近百年來一切悲劇的起始,不過是初時美好的商機:

「因為美國的龐大需求,越來越多的墨西哥農民、中產階級以及富商加入毒品產業中,因為它的門檻很低,不需要什麼創業資本,也沒什麼顯著的危險。市場之大使得每個人都有充足的空間發揮,不需要透過暴力來爭奪搶食。」

書中沿歷史脈絡,分析美墨間百年的政治與經濟糾葛,是如何一步步將墨西哥由農業之國轉變為依賴美國經濟、成癮於毒品貿易,無法自拔、無可自救,只能不停地向下沉淪入腐敗漩渦,並終將自我毀滅的毒品王國。

在這場以墨西哥上萬人生死為背景的悲劇裡,人人都是共犯。圖/Shutterstock

哈里森法案:墨西哥由「農業之國」,轉變為「毒品之國」

毒品交易在美墨邊境由來有自,從 20 世紀初墨西哥北方金三角──西納羅亞州、杜蘭哥州以及奇瓦瓦州為獲取美金所生產的大麻、鴉片衍生物、海洛因,以致如今自哥倫比亞輾轉走私而來、再行加工的冰毒、可卡因,美墨毒品網路因地緣優勢、美國的龐大消費人口、消費能力以及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所優惠的通路管道,而成為每年可創造出幾十億美金流動的制度化商貿。

然而,龐大的非法金流亦造就了影響社會、動搖國本的無數武裝暴力事件,血流漂杵,卻難究是非。墨西哥政府和毒梟的關係,因歷史上層層的利益糾葛而難捨難分,貪腐與犯罪長年盤據於此,顯然已像移轉性癌症一樣病入膏肓。

在本書〈讓人成癮的巨大市場〉一章中,作者解釋道:「在美國,各種精神藥物的使用和銷售──特別是鴉片、大麻以及古柯鹼──在 19 世紀到 20 世紀初時是完全合法的。」巨大的市場由此而起,直至 1914 年美國禁毒令〈哈里森法案〉正式宣布,在此之前世界多數政府對精神藥物仍持相對開放的態度。突兀的禁令導致巨大的需求瞬時無法被滿足,價格飛漲,鄰近墨西哥裡較貧困的農民看準風頭,趁勢發展。

最初的毒販子們只是基於地理與氣候因素,在中低緯度、高海拔的西瑪德雷山脈地區適合種植大麻與鴉片一帶(即西納羅亞州、杜蘭戈州以即奇瓦瓦州交界),恰巧於對的時間、地點,生產了對的產品的農夫。

一開始只是針對大麻與鴉片衍生物的小農生產,後因高昂利潤而擴大規模,毒販們漸漸得以和地方政府互相合作,又因經貿能力增強而足以和中央政權分庭抗禮。

書中便提到:「他們可以為國家帶來固定的收入(而且遠不只是附加收益的程度),同時也為自己的腰包、總檢察長辦公室的長官添加利潤,作為升遷的踏階石,以更靠近政治當局,或踏上權力頂點。革命制度黨(墨西哥過去長期主政政黨)追求的不是根除毒品,而是制度化──創造『營利空間』。」

如其所言,政府當局無意採取實際行動打擊毒品,相反的,它們甚至私下支持,以創造全國性利潤,提升國家經濟,對美政策亦只是表面附和。時至今日,墨西哥毒品政策的操作面大抵如是。

儘管在 20 世紀中葉,墨西哥曾應美要求發起的一系列聯合打壓,但無論其真實立意為何,最後結果皆無異於在毒販間進行一次大範圍的「優化活動」,奠定了其制度化、專業化、集團化和當局之後合作明朗化的基石。

緊接著在〈警察與毒梟同在〉與〈當貪腐持續進行〉兩章,作者更明確地回應了掃毒活動後,警方、軍隊、政府,是如何自下而上一層又一層慢慢被毒販所侵蝕腐化,由正義的化身淪為罪犯的保護者,以至如今毒販當家,「屠夫掌握著莫大的權力」(語出維拉主教 Raul Vera)」的景象。

「內亂」與「外患」,促成這場「所有人對抗所有」的戰爭

當劇烈的全球經濟衰退,加上政府高層無止盡的貪婪慾望一同席捲而來,70 年代的墨西哥尚可以原油出口,硬是撐住即將崩毀的經濟基本盤;然而,80 年代的油價下跌,直接擊垮墨西哥整體局勢。

為避免墨國經濟如骨牌效應般拖垮整個拉丁美洲,進而更大範圍地影響美國本身,美國聯合了世界銀行與國際基金貨幣組織,共同祭出了非官方的延期還債計畫,以對墨西哥進行結構調整。

新自由主義穩住了墨西哥對美的償債能力,卻是以國內廣大的民生與農業經濟作為代價,加之 90 年代美墨間簽立的北美自由貿易協約,導致糧價暴跌,此舉無異是將當地農民們推出了母國市場,富者越富、窮者越窮──如作者所言「百萬富翁與歹徒同時誕生」

書中描述農民們在此環境下,不是迫於無奈直接落草為寇,進入前景興旺的毒品產業,便是進入獲益於北美自由貿易條約而生的邊境加工廠後,絕望地發現,這只是繞了一圈,以另一種形式進入了因湧入大量人口、薪資暴跌而產生的暴力環境之中,並受其迫,不得不走上販毒的絕路──販毒集團因此不斷擴張,並以「不拿錢,就得死」的強硬賄賂手段不斷深入漸趨衰弱的政府結構。

經濟的崩毀導致了道德的淪喪,最終,握有大把鈔票的毒梟們,在美國無意間促成的特殊背景下,以源源不絕的、來自美國的銀兩和子彈,成功換得了墨西哥大半領土的實際統治權,並將反對聲浪與對生意的可能威脅一併視作異己,大力打壓,各自雄據一方。

2006 年卡爾德龍(Felipe Calderon)政府正式向毒品宣戰:政府透過和相對易於管理的販毒集團合作,共同打擊另一販毒集團,以期可以再次將毒品貿易收歸掌控、將由黑幫與販毒集團所控管的領地再次劃入疆域;同時,透過形塑「國家敵人」,強化人民凝聚力,將人民的眼光自國內因大環境影響而嚴重劣化的經濟問題,轉向破壞社會和平的毒販集團。但這無異於是國家另一種層面上的自我分裂與毀滅,如〈災難的前奏〉一章所言:

「貧困的農民湧入毒品經濟,他們擔任種植者、槍手、包裝者、司機、警衛或小販,許多農村村莊因為毒品貿易的獲利而現代化,他們與毒品貿易唇齒相依,他們將為了保衛這一切而戰。」

毒販、警察、軍隊、政府,在層層長年累積的腐敗間,彼此混戰,這是一場「所有人對抗所有的人的戰爭」;另一方面,對毒販集團所執行的斬首活動,不僅導致了因群龍無首而各自分裂互鬥的混亂、毒梟間越演越烈的衝突暴力、社會的劇烈動盪、販毒集團因戰鬥不斷而大幅提升的武力裝備,更使得越來越多的青年和軍人投入了毒品經濟,釀成更多的街頭槍戰。

這場為期 6 年的毒品戰爭,最終以至少 10 萬人的死亡慘然收場,並間接促成毒販集團「去蕪存菁」的再次「優化」,更直接引起了公民的憤怒──公民們淪為另一種層次的罪犯,揭竿起義,以暴制暴,對毒販宣戰。

作者提到,人民的不滿以及對政府的不信任,使他們憤而成立武裝自衛隊,然而,武裝自衛隊顯然是對國家主權的蔑視,特別表現在對外的畫地為界上,可謂是「國中之國」

主權的崩毀、加劇的械鬥、國土的分裂,在在彰顯了墨西哥因毒品貿易所受之果,司法荒怠、無力維護其憲法對人民的基本保障,以及其對外完整形象。

販毒集團以「不拿錢,就得死」的強硬賄賂手段不斷深入漸趨衰弱的政府結構。圖/Shutterstock

美國的關鍵角色:右手兜售武器,左手打擊毒梟

那麼,販毒集團究竟是如何從綠林小農,壯大至如今這般猖獗跋扈的一方霸主?其中,美國的角色不容小覷。

《毒梟之國》認為:美國的禁毒令與龐大的藥物需求,催生了墨西哥的販毒產業,加之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所導致的墨西哥貧富差距巨幅擴大、更多人生活在貧困線下、糧價劇跌、邊境工業區湧入農村人口,而淪為聚集了黑暗與血腥的貧民窟。

政府的無力回天以及國際經濟局勢的波動,再再促使了更多的墨西哥貧民與農夫落草為寇,投入毒品產業,並催生因毒品貿易的獲利而「現代化」的毒品村莊,為維護其所僅有,這些販毒的農村與當局達成了某種形式上的獨立自治──向當局繳納外交式的特定獻金,由毒梟及黑幫統籌規範。

美國當局除卻因毒品所加劇的國內犯罪問題,亦不願見資金單方面地向外流出,於是右手兜售武器,左手打擊毒梟,試圖從中平衡其黑暗經濟。

新聞報導中,那些美國緝毒局在美洲各地發起的掃毒活動,只是治標不治本,每緝獲一處,販毒集團就會在另一處以更優化的商業模式、更多樣化的產品內容,和更先進的武器裝備再次崛起。

國際毒品產業主控者的地位,不只一次地在墨西哥、中美各國與哥倫比亞間轉移;只要有需求有利潤,便有無數貧困者願以身涉險,從中獲利。大量的需求、因禁毒而價高難求所導致的社會問題、對鄰國不公正的貿易條約所促使的鄰國經濟劣化、試圖控導國際局勢的野心的反噬⋯⋯美墨毒品問題是美國一手豢養出的巨獸,蠶食著光鮮亮麗的美國夢。

美國將大量走私入美國本土的禁藥,稱之為腐敗美國文化與人民身心的毒瘤,然而,對於墨西哥而言,美國作為麻醉藥物的最大消費國,對禁藥的廣大需求即因之而來、源源不絕的金流,又何嘗不是腐敗墨西哥律法、政治與社會的毒藥?

開放禁毒令,就「萬事太平」了嗎?

在《毒梟之國》末章〈沒有毒品的世界〉,作者以「我們試圖證明『墨西哥毒品戰爭』是個不當的用詞,事實上它應該是過去 100 多年由墨西哥和美國聯合建構而成的一個現象,而如果這個說法為真,也就意味著『戰爭』的結束可能需要邊界兩側的國家共同努力」,將問題癥結還原至兩個國家長久所建立的關係。

一個產業的發展,必然是由整個社會所共同形塑,毒品無非只是眾多產業之一,要反省毒品被後的問題,不是只要「打擊犯罪」那麼簡單,更重要的是找到問題的根源。

若毒品議題是浮在海平面上的冰山,海平面下,只怕更是長期以來的資源與財富分配不均,和小國依賴大國所必須承擔的經濟與政治風險。

當小國只能依賴大國,就必須承擔以小搏大的槓桿風險,儘管能獲得來自大國的好處,卻必須面臨經濟無法自主以及所有風險的轉嫁,緊密的經濟依存,最終成為民生的鐐銬,在美國強權的面前,墨西哥已然淪為喪失經濟與政治主權的魁儡國度,而美國亦因促長毒品經濟及其亂象而自食苦果。

「讓這些禁令支持者害怕的,與其說是藥物本身,不如說是他們對用藥族群的恐懼感。」研究美國麻醉品政策的著名歷史學者大衛‧馬斯托(David Musto)如是指出。

近年來,由於各項新研究對舊理論的反證,美國各州已逐步開放大麻合法化,對用藥族群的恐懼感,亦隨藥物使用的普遍性而漸減。然而,從長遠來看,半合法半違法的情況可能難以存續,終有一天得逐步廢除整體禁毒制度──即麻醉品除罪化。

若有一天毒品在全球合法、價格下降,透過對藥局與處方籤的適當管制,則可對消費人員加以監控,並可以配套措施,加強社會安全防治以減少犯罪,更可有效降低毒品交易所衍生之危險。

以毒品合法化終結毒品戰爭,乍看之下確實不失為一解決方法,然而實際操作上可行嗎?

社會動盪大多來自於一個國家的經濟不穩定,那麼,回到美墨的問題所在,就消費國美國而言,若突破保守團體攻勢,自然不成問題,惟須在經貿外交上,做更長遠且相對平等、通盤性、全面化而非純粹利己的考量。

而對於墨西哥而言,則更需要一個完整的結構性解決方案,針對通用教育、優惠醫療、產業結構、普遍性貧窮、青年高失業率、M 型化貧富差距、經濟不平等等各項議題加以改革並打造國內不依靠外援、足夠穩健且獨立的經濟基礎,以在失去強大的毒品外匯時,仍可以自身優勢挺過國際經濟波動,或者不隨之起舞。

不平等的經濟依存,同樣存在於兩岸關係

我想,跳脫出毒品問題,關於「自由市場裡,不平等的經濟依存」的狀況,不僅限於美墨之間,如今的兩岸關係,台灣很大程度仰賴中國的經濟與市場發展,並以其經濟政策馬首是瞻:台灣大多的對外投資以中國市場為主、人才大多也向中國流失,自稱為「科技小國」的台灣,在缺乏人才回流與乏資金投入的情況下,還可以在科技產業創下多少發展?

而當主要產品與投資皆以中國為主要市場的情況下,經濟結構嚴重傾斜,台灣不免隨時受中國環境波動所影響,而台灣卻沒有足夠的資本以承擔劇變和風險;最糟的狀況,或許便是淪為另一個墨西哥:經濟衰退、失業率攀升、公民落草為寇、社會暴力與械鬥事件屢見不鮮、政府與人民彼此不信任、國家喪失其主權地位,惡性循環直至國家崩毀;唯一的不同,大概是台灣還沒有毒品可以支撐經濟的「基本盤」。

執行編輯:賴冠穎
核稿編輯:林欣蘋

Photo Credit:Shutterstock

異鄉人的天堂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