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台灣學生變裝納粹,看四代德國人心中永遠的痛

從台灣學生變裝納粹,看四代德國人心中永遠的痛

德國柏林的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碑(Memorial to the Murdered Jews of Europe)。圖/Kiev.Victor@Shutterstock

12 月 24 日,聖誕夜,當德國人正聽著巴哈著名的「聖誕節清唱劇」(Das Weihnachtsoratorium/BWV 248)、享受內心最「平安」的時刻時,在台灣的一群學子,卻因為一場玩笑性質的聖誕變裝,遭到德國駐台代表處最嚴厲的抗議和社會輿論的撻伐。

「納粹」在歐美,是邪惡的代名詞

納粹 NAZI, 是德文 Nationalsozialismus 的縮寫,中文直譯是「國家社會主義」。原本納粹黨只是在一次世界大戰後,在德國興起的極端意識形態小黨;但後來納粹黨在希特勒等人的領導下,透過多次民主選舉和暴力抗爭,取得越來越大的影響力,最後甚至在德國變成執政黨。

執政後,納粹黨展開了侵略周邊歐洲國家的行動,直接引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更開始屠殺猶太人和其他某些特定社會族群,造成千百萬生命的喪失──納粹自此成為「邪惡」的同義詞。

二次大戰,德國戰敗,曾是歐洲一等強國的她,不但再也無法與世敵法國平起平坐,更自此成為砧板上的魚肉,任憑戰勝國美、蘇、英、法宰割。

戰後德國,除了受到所有參戰國的譴責、付出割地賠款的慘痛代價外;同時,她也因為美蘇對抗而分裂成東德與西德,直到 1989 年才總算統一。

NAZI 一詞對歐美人而言,是邪惡帝國的符號;對德國人而言,卻是近代引起國家民族災難的罪魁禍首,是一個難以擺脫的夢靨、永遠的民族恥辱。

今日的德國,早已變身為歐盟的龍頭大哥,執掌著歐盟 27 國的政治經濟發展走向;然而,只要一提到「納粹」二字,再意氣風發的德國人也如洩了氣的皮球,了無生氣,臉上頓時黯然無光。

無論你想跟德國哪一個世代「討論」納粹這個話題,對他們來說都是一種高難度的心理挑戰;如果你的措辭不夠婉轉、態度不夠誠懇,甚至可能會成為對他們民族人格的一種挑釁。

四代德國人,對納粹的看法──第一代:複雜的「合成體」

我的老公老聶是德國人,而且還是東西德「混血」,對我在認識和探索德國歷史的道路上,他和他家人提供了相當中肯和全面的看法。

老聶的祖嬸母瑪麗莎如果今年還在世,應該超過 100 歲了。

在納粹德國期間擔任老師的她,住在柏林市郊;她的先生是政府當時倚重的藝術家,說白了,就是納粹御用。

我永遠記得我第一次向瑪麗莎問起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她的生活和當時的德國的情景。

她先是兩眼發直的看著我,在沉默了將近一分鐘後,用卡在喉嚨裡沙啞的聲音說道:

「一次大戰後,德國人的日子過得真的很苦,妳無法想像,當時的我們是喪家之犬,被法國和其他歐洲國家欺負。那時的(納粹)政府給了我們希望,雖然物資貧乏,但我並不感覺苦。我真的不知道他們做了那麼過分的事,我以為鄰居只是不喜歡德國的新政府,所以搬走了,如此而已......」

那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瑪麗莎向我描述她的親身經歷。

之後無論我的德語水平變得比以前多好,直到她離開人世,她都不願再談論和納粹相關的任何話題。然而,她苦澀的表情、痛苦和羞辱的眼神,如今還刻印在我的腦海裡。

對瑪麗莎這一代人而言,納粹是個複雜的「合成體」。

一度,納粹振興了一次大戰後面臨破產的德國經濟;甚至佔據了大半個法國,替德國人報了前仇,恢復了德國人的自信心。

然而,納粹滅絕人性的殘忍、和希特勒最後的瘋狂與失敗,卻替二十世紀的德國人帶來更巨大的災難、更深刻的恥辱,讓德國人只能對外一再的磕頭賠罪、道歉贖罪,在歐美國家面前長年抬不起頭來。

四代德國人,對納粹的看法──第二代:令人厭惡的戰爭發動者

老聶的父母,我的公婆,邁入 70 歲後半。這代在納粹政權下長大的孩子,對於納粹,只有厭惡。

因為納粹發動的戰爭,公婆的爸爸分別走入戰場。

一個瘸了腿回來,一個卻音信不明,永遠沒回家,沒有人知道他的身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婆婆記得小時候因為英軍轟炸,沒有農作物可以吃,只能找野草根充飢。

二戰後,德國物資缺乏,沒有辦法養活青少年,幸好瑞士和法國的人道組織願意救濟,大批和婆婆一樣年紀的 17 歲少女,被送到法國或瑞士的中產家庭幫傭(註一)

即使是「僕人」的身分,婆婆還是慶幸自己能夠前往。因為,留在當時的德國就意味著可能會餓死;在法國,雖然語言不通、文化隔閡,但至少能填飽肚子活下去。

直到今天,婆婆還常常會提起自己回到德國後,如何把留法期間長的 10 公斤贅肉甩掉的英雌事蹟。

對公婆而言,納粹政權是罪無可逭的。

不但殘害了許多外國人,更剝奪了本國人原來可享的天倫之樂、童年之趣,甚至受教育的機會。而歐美其他國家在戰後對德國孩子伸出援手的行動,讓他們無限感激,也讓他們打從心眼裡願意為納粹德國的作為認錯、贖罪,沒有任何質疑。

四代德國人,對納粹的看法──第三代,教科書上的「國恥」

老聶是德國戰後嬰兒潮的一員,也是二戰後首批能過上「正常」日子的一代。

生長在不富裕但也不匱乏的物質生活環境、相對安全穩定的民主德國社會中,老聶這一代人接受了德國(美扶西德)既定國策下的思想教育、德國教科書的「洗禮」(在我來看,甚至是一種集體洗腦)。包括:

納粹=邪惡,納粹思想必須從社會中徹底剷除。
(所以直到今日,德國仍嚴格禁止宣傳納粹主義的相關標誌,法律更明文禁止使用納粹萬字旗與希特勒式敬禮,違反的人會以煽動種族仇恨的罪名起訴。)

納粹屠殺了 600 萬猶太人和其他人,罪大惡極。
(我問:難道非洲、美洲、中南美洲被白人殖民期間、或者族群內戰、或者軍政府鎮壓異己,不也死了許多人?日本軍隊在中國台灣亞洲不也殺了許多人?老聶白我一眼:這不一樣!)

納粹是德國歷史的恥辱,我們對不起猶太人和其他被德國侵略過的國家。
(所以,德國要道歉、要付錢贖罪、要替猶太人蓋博物館。)

無論是社會菁英還是勞動者,老聶這代人根深蒂固的想法,無法改變。

他們不會迴避納粹議題,但卻不喜歡別人提起,即使他們和納粹的所作所為並無直接關係。

嚴格來說,他們甚至是納粹的犧牲者。
他們為納粹罪刑背上的十字架,至今仍無法卸下。
他們所有的,只有對納粹的鄙視和憎恨。

四代德國人,對納粹的看法──第四代:不熟悉的負擔

茱莉亞,老聶漂亮的姪女,荳蔻年華,今年剛上大學。

等同於台灣的草莓族世代,茱莉亞是茶來伸手、飯來張口的嬌嬌女,沒有吃過苦。

問起她對納粹的看法──「呃,其實我也沒什麼看法。納粹做了壞事、殺了很多人,很殘酷,這是不對的。」

教科書的標準答案。

再問下去,她也說不出個所以然。

不能怪她,畢竟,二次大戰結束至今早已過了五十年。

即使教科書再如何描述、博物館(德國境內有好幾個紀念猶太人被屠殺的博物館)再如何陳列歷史文件,沒有親身經歷過的事件,那就像聽童話故事一般,遙遠而不真實。

更何況,德國早已是歐盟經濟的擎天一柱;沒有德國納稅人繳的錢,希臘和義大利這些國家都要破產。

德國的重量級地位,只差一席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背書。

因此,還在念醫學院的約克就說:「德國的納粹,已經是歷史。我們該道歉的都道歉了,該賠償的都賠償了,該做的也都做了,這真的已經不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問題了。」

對約克這樣的優等生而言,納粹不應該還是新一代德國人的恥辱,因為德國早已超越這段不光榮的歷史。現代德國人要做的是:鍛鍊自己、讓自己更強大。

民粹思想,與歷史教育斷裂的隱憂

即使如此,納粹始終是絕大多數德國人心中難以抹滅的痛(註二)

直到今日,在民主德國的土地上,除了在少數幾個特殊的圖書館文獻室中,找不到希特勒所寫的「我的奮鬥」(Mein Kampf)一書。

它雖然不是法律上的「禁書」,但卻因為出版權掌握在德國巴伐利亞邦政府的手中,除了黑市、或是私人收藏的舊書殘本外,沒有人有權力再版,自然也就沒有新書。

今年年初德國政府召集一群權威歷史學家,展開了註解「我的奮鬥」一書的跨時代計畫。目的無非是希望能藉著歷史學家的「專業」註解,讓年輕的德國人了解此書的中心思想,以及它對個人社會國家所造成的影響。

這個計畫背後其實透露了德國有識之士的憂慮:民粹主義風潮橫掃歐洲,新納粹份子與民粹思想的結合,對於畢業即面臨失業的德國年輕人,有著無比的吸引力。與其迴避歷史、不如勇敢面對,讓無知的年輕人了解到納粹主義的危險,才是化解激進民粹主義的有效法門。

回頭看看新竹光復中學的學生們,我個人狠不下心來苛責他們。畢竟,他們受的不是德國教育,在國內時數短暫的世界「壓縮」史課堂中,他們如何能理解到納粹主義對德國人的真實意義?

就連我的一個美國好友每次碰到老聶時,都還模仿希特勒式敬禮,大喊"Heil Hitler",老聶對此也只是淡淡苦笑。

對現今的許多老美而言,納粹也只是一個歷史名詞;德國人甚至猶太人都無法要求其他國家人民,和他們一般如此嚴肅的看待這段歷史。

然而,此次學生變裝事件或許也有值得我們反思的一面:

是台灣的歷史教育出了問題?
是台灣的學生太過天真?
亦或是「台灣式」的民主自由,已經超越歐美標準、連歐美人也看不下去?!

先別談「國際觀」了,當藍綠以及附和他們的學者為了一己私利、爭相詮釋台灣歷史正統的同時,或許台灣人的「歷史觀」也早就錯亂了;或許有些人甚至早就喪失了所謂的歷史觀。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我們又怎能單方面責怪學生們,不理解納粹在德國所扮演的角色呢?

註一:這個青少女到他國幫傭的制度叫做"au pair",中文維基百科翻成「互惠生」,可惜的是中文網頁並沒有介紹這個制度的成立初衷和時代背景。舒舒建議大家參考英文或法文維基。

註二:此次台灣學生的變裝遊行,竟然連從不刊登嘉年華會的德國權威雜誌《明鏡周刊》,都破例刊載,可見納粹話題對於德國人的敏感性和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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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編輯:Vincent
核稿編輯:張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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