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的哈佛故事】聯合國總部擔任友邦代表,讓她決定重回哈佛校園──專訪甘迺迪政府學院、台灣哈佛同學會會長謝佩芬(上)

【台灣人的哈佛故事】聯合國總部擔任友邦代表,讓她決定重回哈佛校園──專訪甘迺迪政府學院、台灣哈佛同學會會長謝佩芬(上)

那是 2012 年的秋天,一個臺灣女孩走入聯合國大樓,她是謝佩芬,同時她也肩負著另一個身份:吐瓦魯駐聯合國代表。這天,是她第一天在聯合國上班的日子,滿懷緊張不安,但也對全新的旅程充滿期待。

結束夏天在紐約州的律師考試,剛從哈佛法學院畢業的佩芬,不同於同儕走上律師的道路,毅然選擇投入公共事務領域的她,深吸一口氣,推開聯合國辦公大樓的門,這段 3 年的成長之旅就此展開,也成為她如今重回哈佛校園,進入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Harvard Kennedy School, HKS)的契機。

哈佛甘迺迪政府學院(Harvard Kennedy School, HKS)一直是政府研究領域的 Dream School,這兩年,整個學院共超過一千多位的學生中,僅僅錄取了這一位萬中選一的臺灣女孩。

以同校同學的身分觀察,身為哈佛臺灣學生會會長的佩芬,總是讓人折服於她清晰理性的談吐,與集卓越領袖魅力於一身的特殊氣質,令人不禁好奇,究竟是什麼樣的背景和動機,讓佩芬來到 HKS 呢?

10 月的波士頓天氣漸漸轉涼,在 Harvard Square 新開的 tatte bakery and cafe 點上一杯拿鐵,美好的下午,就該花時間聽佩芬訴說她一段段精彩的人生故事:

問:可以先簡單談談妳的背景嗎?

「我是台大法律系雙主修台大政治系,在 5 年內同時也輔修外文系,和修完一個性別學程。雖然是學法律的背景,但我一直以來都對公共事務很有興趣。有時候在看待特定議題時,雖然學法律的常覺得法律是唯一依歸,學政治卻覺得政治才是關鍵,但我覺得兩者其實是可以互補的。在我的法律專業下有了政治領域的薰陶,更能夠讓我從不同的角度分析,是非常好的訓練。

台大畢業之後我就申請了哈佛法學院的法學碩士(Master of Laws),在 LLM 一年的期間,我專攻國際法,也特別對於台灣的國際地位做了深刻的研究,畢業後順利地考到美國律師的執照,但是我內心仍然想要從事和公共事務相關的領域,所以畢業之後,先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吐瓦魯的代表團實習,之後正職也繼續在吐瓦魯擔任代表的角色。」

問:在吐瓦魯代表團工作的時候,有發生什麼印象深刻的事嗎?

吐瓦魯是台灣的少數友邦之一,一個在太平洋島上的小國家。我記得剛開始到聯合國工作的時候,甚至連廁所在哪裡都不知道,代表團也因為人力的配置,所以基本上沒有任何人來教我。關於吐瓦魯的種種背景資料,我都是靠著自己的觀察和學習才漸漸跟上的。

聯合國的工作環境也比較特殊,你每天打交道的都是其他國家的外交人員,對話談吐都需要特別小心,也因為身處這樣的環境,我訓練自己要能夠有非常快的察言觀色和應對能力。

聯合國底下有大大小小各種委員會,所以每天都有非常多的會要開,吐瓦魯因為本身的地理和經濟因素,主要針對氣候變遷和國際發展的領域進行協商。

剛開始工作的時候,常常會有人質疑我憑什麼擔任吐瓦魯的代表,但我也因此更認真去瞭解吐瓦魯,訓練自己從一個國家代表的立場去想事情,也因為對於吐瓦魯我懂得比別人多,最後順利轉成正職的外交人員。在聯合國的會議上其他國家代表開始認同我,並且支持我代表吐瓦魯提出的意見。」

圖片說明(不放請把這對話刪掉)

攝於 2012 年 10 月,第 67 屆聯合國大會舉辦 2013-2014 安全理事會成員選舉。圖/謝佩芬 提供

問:那麼,究竟又是什麼原因讓妳決定重回哈佛校園?

「經歷了在聯合國的工作,也讓我更加深對於日後投入公共事務領域的決心,加上從以前開始對於 HKS 的嚮往,所以申請了 HKS 的 Master in Public Policy(MPP) Program。」

問:可以介紹一下 MPP Program 嗎?

「MPP Program是兩年的碩士學位,也是 HKS Master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MPA/ID)、Master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MPA)、Mi-Career Master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MC/MPA)4 個碩士學位中,美國人比例最高的組別,國際學生只有不到 2 成的比例。碩士班的第一年基本上選課的自由不多,全屆 200 多個同學分成 4 個班上課,第二年開始才比較多有自己修課的機會。 」(更多相關資訊請看專訪下集)

問:MPP Program 中你經歷過最印象深刻的活動?

「太多了!我覺得 MPP Program 的資源真的非常豐富,像我們春天有一個密集的兩週 Spring Policy Exercise,學校會找來真正在政府部門工作的人來當 mentor,同學們分成小組扮演政府代表,對於特定的重大議題作出政策的推薦。

去年我們的主題是關於美國的移民政策,一來因為移民政策一直都是美國很注重的話題,二來也因為移民問題牽涉到很多面向,包括家庭、工作、美國經濟發展,還有人道救援,所以我們必須提供一個非常具體的政策建議。我們小組提出的政策建議包括:將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列入永久居留權下定義的直接親屬,以及漸進式地開放基於工作申請永久居留權的額度。

另外我在今年春假也參加了系上舉辦的 field trip,到巴勒斯坦進行一週的訪問。那一個禮拜真的給了我很大的衝擊:之前在聯合國工作的時候就讀過很多關於巴勒斯坦的資料,但是真的當你進入到巴勒斯坦,那樣一個夾雜著仇恨、歧視和不公平待遇的環境,很難形容我的當時的震撼有多大。我記得我們到一個難民營訪問,那個難民營其實離耶路撒冷很近,裡面的難民也都是被以色列從耶路撒冷驅除出來,但是他們卻再也沒有辦法回到耶路撒冷。

當地居民跟我說,他就是出生在這個難民營,他的一生就生活在這裡,他的兒子、他的子子孫孫世代可能都必須住在這裡,他指著身旁的道路跟我說,上個禮拜有一個巴勒斯坦的孩童才在這裡被以色列警察射殺。我愣住了,身旁這條看起來平凡不過的路,但其實象徵著以巴之間無法抹滅的隔閡和分裂。越過了這條路就是另一個世界──而對於巴勒斯坦的居民而言,就是一個象徵死亡的世界。在我們平常想像中再也簡單不過的自由行動,對這裡的難民而言就像是天方夜譚一樣遙不可及。

我也記得當我要離開巴勒斯坦的那天,旅館的前台人員問我說是否會先到附近的一個城鎮參觀,我回答會,當下她眼神中流露出的羨慕讓我感到一陣心酸,她說她從來沒有跨出過這個難民營,她對外面的世界一無所知,她請我之後一定要告訴她我去過之後的感想。

在巴勒斯坦的那一週,我親眼見證到了很多絕望的時刻,但是在同時,我也看到了微小的希望正在發芽長大。

當地居民說他們現在發起一個拒買以色列產品的活動,同時也在抵制支持以色列的跨國公司產品,有些公司也因此決定不在以色列設廠。

如果還有機會,我想親口告訴那位在旅館工作的巴勒斯坦女孩,她所處的生活環境正在悄悄的改變,我也希望能夠再見到難民營的小朋友,跟他們說再也不用為越界感到害怕。」

問:身為哈佛臺灣學生會的會長,你怎麼看待台灣學生在國際舞台的競爭力?

「我覺得在哈佛的台灣學生都受過非常紮實的學術訓練,在學術領域的表現也不輸給美國同學。

但我總覺得,我們可以在人文藝術的素養上再加強,特別是在高中文組和自然組分組之後,自然組的學生,往往就會有種人文社會跟他們再也沒有關聯的想法,反之亦然。

我希望未來的台灣教育,能夠更注重培養學生的人文素養,同時訓練找出自己的核心價值,這些是我覺得在美國讀書生活之後得到的體悟。」

問:說到核心價值,你覺得你自己的核心價值是甚麼?

「我一直以來,都覺得自己是跟 for-profit 公司沒甚麼緣分的人(笑),我想我的興趣還是在於社會關懷和公共事務領域吧,要說自己的核心價值所在,我希望能夠為我所關懷的人,為我所關懷的土地盡力做事。

原本計畫一個半小時的訪談,竟然一路談到佩芬上課的前 1 秒鐘!也正因為有如此豐富的人生經歷,跟佩芬的談話就像尋寶似的處處充滿驚奇。佩芬從秋天起正式變成 HKS 二年級的學生,問起她有關給日後台灣學生申請 HKS 的建議,佩芬笑著說這可能需要另一個專訪,你也想聽到第一手申請 HKS 的經驗談嗎?那請千萬不要錯過我在換日線的專欄──「哈佛姐的不正經學術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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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編輯:YUKI
核稿編輯:張翔一

Photo Credit:主圖Alice Yang 攝影、附圖/謝佩芬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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