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忽視他人的痛苦成為習慣──冷酷的死亡數字、無感的老師學生、失格的國際教育,該如何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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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導言:上週末( 11 月 24 日),埃及爆發當地有史以來最慘重的恐攻事件,至少 308 人死亡;上個月(2017 年 10 月),索馬利亞首都摩加迪休(Mogadishu)同樣發生恐攻,死亡人數逾 358 人。今日的敘利亞、緬甸、東非與中非諸國的戰亂之地,更每天有無數的人失去生命,或被迫逃離家園──根據聯合國最新統計,全球難民總人數已超過 6,560 萬人,約等於台灣總人口的 2.8 倍......。

但曾幾何時,我們卻似乎逐漸對這些「遠方的不幸」無感?除了(在歐美大都市遭到恐攻時)換上頭貼,或是因「反正與我無關,我也做不了什麼」而自動忽略相關訊息外,是否能對這些苦難之地多些關心,甚至實際做些行動?

本文作者以教學現場的實際嘗試「一小時難民體驗」,試圖改善在校學生和教育第一線工作者的「無感」問題──這並非臺灣獨有的現象,但作者由衷地認為,如今全球局勢詭局多變,若身在臺灣的我們不主動關心國際事務,又怎能期待國際社會,在臺灣若面臨變局時,同樣給予關心與支持?

等了好久!睽違國際媒體最前線好久,臺灣主流媒體終於有人挺進緬甸與孟加拉,以第一手的報導和觀點,帶給國內民眾關於羅興亞難民的更多消息。媒體努力從不同角度深入現場,略帶傷感的配樂聲中,鏡頭下我們看到一個個面黃肌瘦的孩子、一群群眼神茫然的難民、一段段聲淚俱下的控訴。

然後呢?

一個個難民在「遠方」仍持續地逝去,他們在各國媒體的面前,也不斷道出一個個破碎的家庭故事。然而第一手的消息,換來的卻往往是第一時間的絕情──成人們或許早已麻木、或許煩惱眾多自顧不暇、或許單純覺得國際事務與我何干──如今已少有人會因這樣的報導想要起身行動,做些什麼。

而他們對於世界的無感,更常在父母不知不覺的言教身教,甚至師長在教學現場的「功利導向」教育中,傳給了下一代:「最近有時事,可能考試會考到難民,要注意!」課本中提及「應為」普世價值的「人權」,彷彿變成只是看時機、看地點和看人種的標語,考完試後卻通通留在試卷上。

而這樣對他人苦難的無感與麻木,其實並非只在臺灣如此,更非特例:

忽視他人痛苦的習慣

敘利亞內戰五年有餘,滿目瘡痍的市景、近半數淪為難民的市民,映照出背後強權爭霸的各懷鬼胎。曾幾何時,處在溫飽國度的我們,卻早已對這些他人的苦難感到麻木?

知名的戰地記者唐.麥卡林(Don Mcculun)寫的《不合理的行為》一書,不僅誠實面對自己的質疑與恐懼,更道出對於包含越戰等戰爭發生時,太平盛世國家人民的普遍性冷漠。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旁觀他人之痛苦》,更將這個現象做了精闢的描述。

回到教育現場。當我在課堂上,談到憲法所賦予人們權利的章節時,特別請學生查找並報告近代幾個殘忍的「種族清洗事件」。

但當臺上學生以機械式或甚至帶點俏皮、嘲諷的口吻,描述那驚人的死亡數字時,我確信,這中間一定有哪裡出錯了!

我反思,當我們不斷嘗試以「理性」帶著學生認識世界時,是否已丟掉那最重要的,「感同身受」的同理心教育和體驗呢?

我不想看到我們的孩子長大後,會成為那名「絆倒難民的匈牙利女記者」,更不願看到他們變成在國際場合中西裝筆挺高談闊論,為求所謂的「國家利益」,卻選擇性忽視那一個個被犧牲人民的政客。

教育,一定要有所改變──於是我開始了嘗試與行動:

當我們不斷嘗試以「理性」帶著學生認識世界時,是否已丟掉那最重要的,「感同身受」的同理心教育和體驗呢?圖/huseyin ozdemir1@Shutterstock


一小時難民體驗

成為難民的原因百百種,從躲避政治打壓的民權鬥士、被親友甚至家人追殺的「光榮謀殺(Honor Killing)」到少數民族長期的遭受迫害等......,他們很可能本來都是跟我們沒有太大不同的上班族或學生,但平靜的生活,卻被迫在一夕之間變調。

我想,如果能讓臺灣的學生有機會「體驗」部份難民逃亡的心路歷程與實際遭遇,一改過去僅有的資訊傳述和知識背誦,或許更有可能賦予這些年輕學子「感同身受」的經驗,進而有著更大的責任感,去學習如何讓世界更好。

於是,在香港的國際十字路(Crossroads Foundation)非營利組織所推廣的「環球 X 體驗」啟發下,我在學校也設計了一趟「一小時難民體驗」:

在高三生還搞不清楚的狀況下,我要他們把背包裝滿,水壺、食物通通留在教室,還得再找一件能綁住眼睛的衣物,請他們亦步亦趨地跟著我到學校宿舍。

到了宿舍後,我開始說明在接下來的「課程」裡,將帶給他們如同《逃難吧……戰地記者喬裝敘利亞難民 168hr 偷渡紀實》一書中,德國記者偽裝為難民進行調查報導,因而被人蛇安置在埃及住宅區的「驚悚體驗」。並鄭重地要求學生配合保持眼睛被遮蔽、不準說話的指示。

即便學生對於宿舍環境已經非常熟悉,但蒙上眼後又是另一回事──他們得摸牆、摸地走向四樓,更需要像難民般,慌亂卻又不能發出聲音地走向被輕聲告知的特定房間。

對於「難民」來說,走錯房間,就意指將被埃及民眾發現,將遭到遣送回國的命運──換句話說,這一小段走向人蛇安排房間的過程,與下一段「漂流地中海」的部分一樣,處處充滿危機。

面對「模擬」的生離死別,同學們仍學到了同理

等學生一個個滿頭大汗地進到宿舍房間內躲起來後,我給了他們漫長的三分鐘,突然,再次大聲敲門,模擬當人蛇找到埃及海巡放鬆或被買通的機會,要難民立即出發的情景──所有學生被要求迅速前往三樓另一側的廁所前。

我已在廁所內畫出了一個約莫兩坪的空間,還點上了盞蠟燭。他們在撥開眼罩後,每個人的眼睛畏光且透露出些許不安。我還分別為同學們準備了一包蘇打餅、一個茶包,模擬常常飢餓、口渴的難民,在躲藏過程中,仍要想辦法吞下所有能吃東西的情景。

學生們已口乾舌燥、滿頭大汗,不過大家仍在我要求下,把食物和著濃稠的口水吞下。接著,我請他們與同學交換鞋子,並且左腳、右腳交換穿,接著衝回宿舍外另一頭的三樓教室──這正是難民在慌亂移動的情況下,隨時會出現的真實情景。

最後兩個回到教室的同學,被我要求丟下「行李」,手握拳頭放在頭後、靜靜地站在黑板前──他們就像是在難民家庭逃往歐洲的途中,因為行動太慢而遭到放棄的家人。

我指定臺下一位女同學,告訴她,站在黑板前的男同學,正是她的丈夫,人蛇威脅她除非放棄自己行動緩慢的丈夫,否則將染指她的女兒或殺害她的兒子,要她向前跟自己的丈夫說聲抱歉。(這些都是實際出現過的無數真實案例之一)

當女童學支支吾吾地說出:「對...不...起...」時,有幾位同學當場掉下了眼淚──是的,孩子,現實就是這麼殘酷。

接著我請大家回到座位上。雖然他們很渴,卻喝不太下水,我先陪著他們渡過一段靜默的時間,再細細地開始解釋剛才活動的意義。

當天晚上,一位學生寫了好長的心得與我分享,他說,過去課堂上雖常提到世界各地所遭遇的危機,但往往在一兩週後,就被他拋諸腦後。等下一次再聽聞時,心裡雖然會有些內疚自己怎麼沒繼續關注,但他也覺得自己並不會因此去做出什麼改變。

而他在心得中告訴我,這個難民體驗的活動,似乎正是那他欠缺的臨門一腳,成為驅動他將來在有能力時,立志努力幫助受壓迫群眾的火苗。

難民,真的離我們不遠

臺灣人常常以為,中東人天生就活在戰亂中,這個想法,其實與事實相去甚遠──無論是電影《追風箏的孩子》中描繪的,在蘇聯進攻前的阿富汗中產階級生活;或是美國記者所著的《那天清晨他們來敲門:我走過敘利亞內戰,看見自由的代價》一書中描述的,市井小民的日常生活──其實它們都與臺灣的物質生活差不多。

以敘利亞為例,當地的許多都市人們,在 2012 年內戰將起之際,都還不願面對現實,繼續夜夜笙歌。直到炸彈劃破天際、各方軍隊開始彼此殘殺、甚至將槍口對準市民時,他們才相信戰爭已經來了。

但此時已經太晚──國際政治的現實加上重啟的「代理人戰爭」,讓這擁有兩千萬人口的國家,逃不了崩潰瓦解的命運,一個文明古國就這樣硬生生地在世界地圖上,慢慢地消失了。

處在列強角力戰中的臺灣,因長期在國際舞台上缺席,人民甚至政府更均已「習慣」了這件事。同時常常只注意那些「領先國家」的消息:

就好比,當法國遭受恐攻時,我們急著將臉書加上法國國旗,與西方民眾一起「趕流行」;但就在上個月,索馬利亞首都摩加迪休(Mogadishu)同樣發生恐攻,死亡人數逾 358 人,但因為西方人不在意,我們也不在意。

但是,我們「不能」不在意,因為我們不是擁有國際地位、經濟實力、強大武力的西方國家,我們只是一個住著 2,350 萬人的島嶼,而隔壁的獨裁政權,還為我們「準備」了上千顆彈頭。

更加主動、更加徹底去了解國際事務,是我們存活的首要條件之一,身為教育者更是責無旁貸。

臺灣,會不會成為下一個敘利亞?我們,有沒有可能突然成為難民?

我衷心希望不會。

如果哪怕在千分之一的機率下,我們有了相似的處境,面對世界各國人民的冷漠以對,我們會作何感想?我們還能仰仗誰的幫忙?

目前世界上仍有著超過 6,560 萬名難民。且讓我們一同發自內心地去了解他們、關心他們的處境。透過這些朋友的故事,你將打開另外一扇望向世界的窗──那兒的風景雖然殘酷,卻無比真實。

執行編輯:鄧紹妤
核稿編輯:張翔一

Photo Credit:Fotokon@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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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政暉/Nuevaidee.新點子

曾赴德國、印度、澳洲留學,擁有兩個商學碩士,足跡達世界五十餘國,闖蕩企業、政府被當成外星人,終於在南太平洋漂浪後決定投身教育,目前蹲點台東。計劃用不同於以往的觀點,衝撞傳統的觀念,激起新生代無界限的想像。
曾出版《魔幻中南美》、《追隨擇木耕太郎的足跡:屬於我的歐亞特急》二書。
臉書專頁:NUEVAIDEE.新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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