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愛情電影】《甜蜜蜜》的假象終將破裂,30年的掙扎探索還要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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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香港高等法院上訴法庭,針對 2014 年「衝擊公民廣場案」(佔領中環,後引發所謂的「雨傘運動」)的覆核宣判,前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香港學聯前常委羅冠聰、學聯前秘書長周永康等人,分別由原先的勞動服務和緩刑,被改判六個月到八個月不等的監禁。

消息一出,引發各界議論、外媒關注。我不少香港朋友更憤怒地表示:「香港已不是我的香港。」也有不少台灣朋友跨海聲援黃之鋒等人,表示香港主權移交後已經失去法治與公義,擔憂 :「今日香港、明日台灣。」

在這個風雲詭譎的時局中,我想重新回味一部「愛情電影」──於 1996 年上映的《甜蜜蜜》,藉此來討論一下近 30 年來,關於「香港人」認同的變化與挑戰:

電影新浪潮下的《甜蜜蜜》

美國電影學者 Gina Marchetti(2012)在她的研究中指出,香港電影新浪潮,將城市連結到一個國際化的範疇。與之前電影不同的是,新浪潮常以「移民」作為主題:無論是從香港移民到西方,還是大陸移民在香港,導演將自身文化和移民背景帶入電影之中,道出國際化社會對於個人身份認同的影響。

在 1980 年代,跨區域的高流動性,使香港新浪潮融合了東方美學傳統和西方電影技巧,並反映在片中傳遞的價值觀上。這樣的風格影響到 1996 年的電影《甜蜜蜜》──劇情橫跨了多個城市,但不變的是主角們在探索和適應所謂「香港價值」下的人生百態。

《甜蜜蜜》發行於「香港回歸」(香港主權移交)前夕,除了反映當時的社會變遷,它也試圖重新定義「香港人」這個身份,不再受到地域限制。

《甜蜜蜜》的時間軸鎖定在 1986~1995 年間的十年歲月,空間軸則延伸到中國、香港、英國/美國等多地。道出的,是面對政治和經濟環境變遷下,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為追求更好的生活來到香港,卻又在中共接收前夕再次遠走他鄉──主角黎小軍(黎明飾)與李翹(張曼玉飾)兩個新移民的愛情故事背後帶出的,更可說是許多香港人一段跨越時空的共同記憶。

「以前的人都往外面走,現在都回去了。」 

當李翹到了美國,大陸遊客向她說了上面這句話。以前許多大陸移民到香港,為的是經濟動機──尋求更好的賺錢機會;但在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這樣的人們又漸漸回流。

這時,導演又把我們帶到黎小軍在香港街頭騎著單車的畫面。「國內的人都盼望來香港,香港人卻盼望到其他地方去,」他對李翹說。人們往往朝著經濟發展較好的地方而去,但留下來的,必須有更大的勇氣來面對絕望,抑或試圖改變。

片中,黎小軍的姑媽則是另外一種典型:她對於英國殖民有深深的眷戀,甚至彷彿活在一種幻想之中──畢竟明日外頭的香港會變成什麼模樣,沒有人會知道,而人總是會念舊。

黎小軍和李翹兩位主角,更從「異鄉人/新移民」的角度,反照了部分香港人隱而不顯的優越感。

例如,廣東話在香港十分重要,它的功能更已遠遠超過溝通層面──會說廣東話,才能被接納為香港人──

黎小軍剛到香港時努力學著廣東話和英文;李翹來自廣州,所以擁有語言優勢,但她卻同樣格格不入,就算她認同了香港的資本主義,仍始終感到孤獨。到頭來,就算在容貌、衣著和價值觀上拼命努力地迎合這個社會,他們依舊抵擋不了大時代變遷下,對於自身認同的徬徨。

如同《甜蜜蜜》中出身背景各自不同的角色,香港這小小的一方土地,聚集著來自四面八方、先來後到、來去不定的移民們,每個人各有對於這片土地的想像與關照,當中是否有凝聚「香港價值」的可能性?

「香港價值」是什麼?不是什麼?

從英國殖民到回歸中國大陸,不變的是香港人的高流動性,變的則是隨著世代和時代推進,對於身份的認同:

在早先從香港移民海外的學者心中,中國大陸和中華文化是相等的──對於大陸的情感,就像是面對自己文化的根源。他們希望自己的下一代在異地成長,也能夠認識自己的文化。

他們厭惡二戰時期日本佔領香港所造成的苦,至於英國統治,他們則沒有太多的情感連結──外國人終究不是香港人,他們和自己不同。對於香港現今和大陸的矛盾和衝突,離開香港已久的他們不一定懂,也不理解為何年輕人如此排斥大陸,但他們這些移民依舊是香港人,只是用著不同的方式愛著這塊土地。

而對於「香港回歸」後大量移入香港的中國大陸新移民來說,不少人懷抱著的心情,則和下述中國官方的宣言頗為相同──今年六月,人民日報發表了慶祝香港回歸二十週年的宣傳片,以七個「一起」,宣告要繼往開來,「一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至於土生土長的香港年輕一代,自然完全不信這一套:他們對於英國殖民沒有太多記憶,和大陸之間矛盾的情感,則使他們在成長過程花了更多時間去摸索何謂「香港人」──那麼熟悉的中華文化,卻在專制體系下和香港格格不入。

「香港價值」仍是個新興的概念,年輕人在雨傘革命之後不一定找得到答案,但在這種不屈服的堅持底下,油然而生的卻是他們「想要保護這個地方」的決心──無論是溫和還是激進,理性或是盲目,目的都是一樣的──在不確定中,找到一絲絲可以緊抓的理念。

「我們從來沒有卑躬屈膝的選項。」港大學苑雜誌在香港青年時代宣言如此說。

鄧麗君的《甜蜜蜜》

再回到貫穿整部電影的主題曲,鄧麗君的《甜蜜蜜》。

在改革開放前,鄧麗君的歌曲對於中國大陸影響重大:對於當時許多上一代的中國人來說,鄧麗君還是禁歌、靡靡之音,但這些優美的旋律,卻是當時年輕人的青春啟蒙。

當時的中國,生活環境很閉塞,聽的都是類似忠黨愛國效忠主席的政治歌曲,所以當鄧麗君大方地歌頌起青春和愛情,同時塑造了一整代的記憶。

而對於許多如今已是老一輩的香港人來說,所謂的「甜蜜蜜」,本身更如鄧麗君的歌曲一般是種慰藉──以縹緲的愛情和浪漫情懷,給孤單在異鄉打拚的年輕人一份希望。「我知道你是占我便宜,但我怕不讓你占了,你就不來找我,那我在香港就一個朋友都沒了,」小軍說。

鄧麗君的歌聲,貫穿了黎小軍和李翹的愛情,是《甜蜜蜜》裡最重要的意象,從年宵夜的《淚的小雨》、舊情復燃時的《再見,我的愛人》到結局重逢時的《甜蜜蜜》──它們本為大眾流行曲,但成了整個劇情的背景音樂後,情歌因為生活細節的加入,而不再能與時空拆解,甚至化為共同的記憶,觸及內心難以表達之情。

共同的文化根源,如今已不再「甜蜜」

《甜蜜蜜》是陳可辛向鄧麗君致敬的一部片,但導演不甘願把她的歌聲停留在愛情層面,《甜蜜蜜》這首歌跨越了時間和空間的束縛,在這部電影中擴大為所謂「海內外華人」在情感上少數有共感的強大聯繫。

無論黎小軍和李翹在大陸、香港還是美國,鄧麗君的歌曲填補了他們在異鄉的空洞,這份共同的文化根源,更為他們的艱苦生活中,帶來一絲絲的希望──
不只是情歌,不只是電影,鄧麗君其人其聲,在更深的文化認同上,的確也連結起來自世界各地的華人。

然而時至今日到了香港,這種「甜蜜」,似乎踢到了鐵板。

主角兩人在香港年宵市場賣起了鄧麗君的唱片,卻賣也賣不出去。小軍說: 「人家知道你聽鄧麗君,全世界都知道你是大陸人,就算喜歡都不會來買。」

片中那年是 1987,香港回歸前十年;電影上映是 1996,香港回歸前夕。如今回頭來看這一幕,香港和大陸之間的矛盾當時早已慢慢萌芽,更不得不佩服導演的洞見與溫柔但直指核心的隱喻。

《甜蜜蜜》最後交代了鄧麗君的死訊,黎小軍和李翹則在異地重逢。一方面,她的歌聲再次串起主角間的聯繫,但另一方面,她的逝去,也使其歌聲越來越具象徵性:愛情終將成為回憶,曾經不可預見的未來,也終將成為過去。

電影最後的畫面,是感傷中仍帶有希望的。或者更精確點來說:

在香港主權移交的前夕,它早已預知了香港和大陸這份「甜蜜蜜」的假象,終將破裂。

但無論對於來自何方的「香港人」來說,這份「試圖填補」的過程卻不只是徒勞──因為那看似不斷擴張的差異,同時也造就了 20 年後,今日何謂「香港價值」的再思考與再凝聚。

無論反抗、還是認同,這個試圖融合與彼此排斥之間從不間斷的辯證過程,都是香港的一部分,都是屬於香港人的共同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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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編輯:劉書辰
核稿編輯:張翔一

Photo Credit:rathshiki@shutterstock

楊絜茹/異鄉人手札

楊絜茹,高雄人,目前就讀於香港大學,主修心理和媒體與文化研究。
成長的過程雖然跌跌撞撞,但一路上卻不是孤單的。喜歡電影和閱讀,然後將過多的情緒化做文字,來表達自己的心情感受。希望文字能夠有些許力量,來改變自己和身邊的人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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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書專頁:楊絜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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