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國際聲援,為何總是難以改善巴勒斯坦的人權悲劇?──強權們「反猶主義+恐怖主義」的「焦點轉移」公式

大量國際聲援,為何總是難以改善巴勒斯坦的人權悲劇?──強權們「反猶主義+恐怖主義」的「焦點轉移」公式

5 月 14 日,美國大使館終於在總統川普獨排眾議的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後 6 個月,自台拉維夫遷至耶路撒冷。這一天,以色列各地歡慶其建國 70 週年,更賀喜著美國大使館於耶路撒冷的落成,在城內處處可見「川普使以色列再次復興偉大」的旗幟飛揚。

而巴勒斯坦,則哀悼其自 1948 年 5 月 15 的「浩劫日」起,百萬難民流離失所、每天面對以色列軍隊武裝殖民的命運,正式邁入第 70 個年頭。

以色列軍隊的「無差別大屠殺」,引發國際聲援

5 月 14 的這一天,在加薩走廊與以色列接壤的邊境,聚集了上千名加薩人,接續著他們自 3 月30日「土地日」開始,自發性號召起為期 6 週的「爭取難民返鄉權力」集會。除了為在浩劫日後被迫離鄉逃亡的百萬民巴勒斯坦難民,發聲爭取他們「回家」的權力以外,也向美國擅自將耶路撒冷「允諾」給以色列一舉發出怒吼。

這場同時也紀念浩劫日 70 週年的集會,卻在這一天遭到以色列軍隊重兵還擊,不僅派出大量無人駕駛的飛機,無差別投擲催淚瓦斯彈與砲擊彈外,一排綿延的以色列狙擊手,不斷瞄準射擊幾百米外的加薩集會群眾。

僅短短一天內,就造成 61 人死亡,超過兩千人受到輕重傷,死傷的人員包含記者、醫護人員、婦孺,一名才 8 個月大的女嬰更是因為誤吸入過量的催淚瓦斯彈,而在母親懷中不幸過世。

這是加薩走廊繼 2014 戰爭後,死傷人數最慘烈的一日大屠殺。

一名才 8 個月大的女嬰更是因為誤吸入過量的催淚瓦斯彈,而在母親懷中不幸過世。圖/Mohammed Zaanoun 攝影

以色列軍隊對加薩集會群眾的無差別大屠殺,一夕之間引起國際震怒,許多國家元首站出來駁斥以色列「邊境自衛」之說。土耳其、南非與愛爾蘭三國遣送以色列在其國內的駐使館人員,表達對以軍不平衡軍事暴力、血洗加薩的高度抗議。

聯合國召開緊急大會,美、以兩國異口同聲:哈瑪斯才是元凶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在隔日(15 日)也緊急召開臨時會議,討論前一天以色列血腥鎮壓加薩的相關事宜與處理方案。

聯合國中東和平進程特別協調員姆拉登諾夫(Nickolay Mladenov)在會議上表示:「以色列須謹慎衡量其武力的使用,非必要時刻──如以軍感到生命受到威脅或嚴重受傷的情況外,不該輕易使用會致命的攻擊武器。以色列有權力捍衛與守護國家邊境遭到入侵或恐怖攻擊,但必須衡量武力使用的量級。」

同時,姆拉登諾夫呼籲控管加薩走廊內政治軍事權力的巴勒斯坦政黨哈瑪斯,不能趁著加薩人和平集會之時趁亂攻擊以色列邊境。

在大會的隨後辯論中,姍姍來遲的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妮基‧海莉(Nikki Haley)嚴詞駁斥加薩的血腥衝突與美國遷使館的關聯性,除了堅定立場的表示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是「不可逆的事實」以外,更大加譴責哈瑪斯縝密籌劃加薩群眾集會作為其人肉炸彈的計謀,自衛反擊的以色列軍隊「自制力高明,表現優良」。

她揚言須在此提醒所有與會國家,「哈瑪斯恐怖組織」才是不斷煽動暴力攻擊、促成加薩死傷慘重的元凶。發言的最後,她並明示這一切的幕後黑手之一,更是最近在敘利亞戰場與以色列軍隊發生摩擦的伊朗。

在以色列與美國白宮分別發出的聲明稿中,也不約而同的呼應海莉在聯合國的說法,指責哈瑪斯才須全權為這場屠殺負責。

大量的國際聲援,為何無法改善巴國人權的悲劇?

逾一甲子的以巴衝突,已發展升溫至一個無法以是非對錯或非黑即白的方式分析結果的局面。以巴間的衝突,不僅僅關乎土地與國家主權,更演變成宗教、種族及國際之間政治經濟和意識型態相互角逐的最大戰場;也因此,往往國際間對於以巴發生衝突時的分析看法與討論趨向兩極化。

但在歷年各國對以巴衝突和戰爭的後續處理中不難看出,雖然大部份的國家代表皆對於以色列不均衡武力使用、武裝殖民等行徑表示不滿,但仍無法真正的對以色列政府的非法行為展開制裁或實際介入,導致巴勒斯坦在各個國際會議場合裡被「高聲支持」,而實地裡的人權卻被嚴重侵犯,且毫無改善。

許多人對此感到疑惑,以「世界警察」自居的美國為例,為什麼過去願意介入兩韓、越南戰爭,聲援南非種族隔離政策的瓦解,卻對於以色列屠殺巴勒斯坦平民不動聲色,反倒與以色列政府一併譴責巴勒斯坦人「使用暴力」呢?

除了國際間錯綜複雜的政治經濟利害關係,以及許多西方大國國內猶太遊說團體龐大的影響力外,主流媒體的報導方式也占了很大的因素。當然,媒體的報導往往反映了國家領導政策的意識形態,而近年來,可見有兩種最頻繁被右派媒體、親以人士與錫安主義者引用的「焦點轉移」方式。這些方式也毫無例外地被應用在此次 5 月14 日加薩大屠殺事件的處理態度與後續聲明中。

有心人士對「猶太信仰」的操作

除了猶太人與猶太遊說團體在世界各國的經濟政壇內影響力不可小覷外,在二戰納粹大屠殺猶太人後,西方各國皆對於被貼上「反猶太主義」(anti-semitism)標籤高度敏感。

「反猶太主義」的簡易解釋,指的是公開反對、歧視猶太人的言論與行為,但在現今的政治環境裡,尤其在以巴衝突中,欲理解真正的反猶太主義,則須先將猶太人、以色列人與錫安主義的支持者作一簡單的定義與劃分:

猶太人本指信仰猶太教的人的統稱,同時也是一個民族的總稱。根據猶太經典,他們發跡自如今國際地理界線上的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土地上,且猶太民族認為其國家、文化以及宗教的關聯性是密不可分的。早期的猶太人不歡迎外族加入,然而,當代的猶太人已經擴大定義為「信仰與皈依猶太宗教的人」,並非專指猶太「民族」。

「以色列人」這個名詞正式的使用是在 1948 年「以色列國」建立後,在以色列國建立之前,以色列人這個名詞的定義具宗教意義,與現今具政治意義,擁有以色列國籍、護照的以色列國民有別。

錫安主義也被理解、解釋為「猶太復國主義」,錫安的典故出自舊約《聖經》,在大衛王的統治下,「錫安」成為「耶路撒冷」和「以色列之地」的代名詞。這也是為什麼至今許多以色列人堅稱他們是回到當初上帝給他們的「應許之地」,以及他們是「上帝的選民」的原因。

錫安主義者認為要建立一個「唯猶國家」,錫安主義倡議之父賀伺爾(Theodor Herzl)出版的《猶太國》一書,認為世界上的猶太問題在於沒有一個獨立的「猶太國家」。

一戰後錫安主義開始風行,當時的倡議者曾考慮過兩個可以獨立建國的的地方:巴勒斯坦與阿根廷,但由於巴勒斯坦與猶太宗教、民族的歷史意義,以及耶路撒冷對猶太教徒的神聖性,他們最後決定回到巴勒斯坦建國。

以色列建國後,世界錫安主義大會於 1951 年通過了《耶路撒冷計劃》(Jerusalem Program),其中有三項重點促成了今日以巴衝突中不可收拾不可解決的困境:

一、耶路撒冷為以色列國永不可分割的首都。
二、鼓勵全世界的有猶太信仰的猶太教徒移民回到以色列國,建立一個唯猶太、支持錫安主義的民主國家。
三、捍衛猶太民族與錫安主義的利益,若有人違此利益,應為了抵抗反猶太主義之活動而戰鬥。

原本的猶太人,應是信仰猶太宗教的人,然因為宗教的民族化,後國家化,最終錫安主義化,導致猶太人、以色列人、與錫安主義者間的定義無法被清楚切割開來,他們之間有互相重疊之處,然而更多的,是被有心者的操作與利用。

5 月 14 日,加薩走廊邊界。圖/Mohammed Zaanoun 攝影

世界強權對「反猶主義」的高度敏感

有猶太信仰的人不一定是以色列人,更不代表他們是贊成錫安主義。例如,許多在以色列境內、擁有國籍護照的以色列人,並沒有虔誠的猶太信仰;而許多在以色列境外的外國籍猶太教徒,則堅決反對錫安主義。

但當今由總理內坦雅胡所主導的以色列右派政府,刻意地將此三者混淆一談,以色列政府更公開歡迎全世界的「猶太教徒」「返鄉」──只要通過猶太教義考試者,即可成為拿以色列護照的以色列國民,並有機會獲得建於巴勒斯坦西岸猶太屯墾區內的土地與建屋。而那些全心全意的追隨錫安主義的人,通常都是猶太人、擁有以色列國籍,也大多數是極右派的支持者。

因此,在許多以巴衝突的爭議裡,若有人或國家政權公開指責以色列政府的暴力與武裝殖民,通常容易遭到右派人士與錫安主義者高喊這是「反猶太主義」的言論行為來模糊焦點。各國有鑒於猶太遊說團體握有的高度經濟政治影響力,更不願被與納粹政權作連結,往往在發表譴責聲明後不得不就此打住,無法有進一步的實際制裁或介入行動。

揮舞「打擊恐怖主義」之旗幟

而第二個經常被錫安主義者訛用與轉移焦點的,便是揮舞一面「打擊恐怖主義」的大旗。

「恐怖主義」的最根本來源是出自 18 世紀的法國大革命,指稱的大部份為國家暴力對抗平民的情況。慢慢的,20 世紀後,其定義在美國聯邦調查局與聯合國的演繹下,成為「個人、團體或國家為了政治、宗教、種族或意識形態因素,針對無抵抗還擊之力的平民使用非法、不均衡的暴力手段,造成平民的心理或生理安全受到威脅與影響」。

這個詞如今被大量使用引用,可推溯自 2001 年 911 事件之後,由美國前總統布希號召的「打擊恐怖主義之戰」,正式在全球各地展開。然而在美國領首的恐怖主義之戰延續了 18 年後至今,「恐怖主義」與「恐怖組織」的定義卻越趨模糊、充滿政治性,更在多數時候淪為意識形態之爭,以合理化握有權力、武力一方,對於弱者所採取的種族、宗教歧視與政治、人身安全打壓。

在布希 2001 年的恐怖主義演講中,他清楚地道明「非敵即友」的黑白劃分法,強調
「國家」的重要性優於「地區團體」與「個人」,更重要的,他率先提出了若是恐怖組織對任何「國家」產生威脅,該國家則有「完全權力」的使用「武力暴力」給予還擊,徹底消滅「恐怖主義」。

因此,在 911 事件後,便可以見到美國層出不窮的介入中東各國政治,出兵伊拉克、阿富汗,甚至是近期幾年西方各國加入敘利亞內戰,造成整個中東戰火不惜,分崩離析,往往都是打著打擊恐怖主義的號誌。「非敵即友」的恐怖主義論述方式也使得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政權都不得不選邊站,若不加入「打擊者」的那一方,就可能不幸落入被貼上恐怖組織標籤的另一方。

而這樣對於高喊打擊恐怖主義的口號,就是錫安主義擁護者在以巴衝突中,常使用來合理化以色列一切武力軍事行為的手法。他們先是將巴勒斯坦人民、政權與恐怖組織、恐怖攻擊做連結,再聲明以色列身為一個「國家」,遭到地區團體或個人攻擊後,該學習美國所號召的消滅恐怖主義之戰「自衛還擊」。

控管加薩走廊的哈瑪斯政黨在 2000 年第二次巴勒斯坦人民大起義後,由於做法較以往其他巴勒斯坦政權更加激進,被以色列與美國、歐盟列入「恐怖組織」的名單內。這也是為什麼往往在加薩與以色列發生衝突時──例如此次 5 月 14 日的加薩大屠殺後,美國代表海麗,與各以色列高官,皆指責恐怖組織哈瑪斯帶頭發動恐怖攻擊,突擊以色列邊境,來化解與轉移以色列軍隊血洗加薩平民集會的焦點。

「恐攻」說詞的漏洞:恐怖主義定義多變,以巴領土亦難分邊界

然而,若仔細審視恐怖組織與主義的定義,再回頭看 5 月14日所發生的一切,這樣純粹連結加薩民眾的行動為恐怖攻擊,即漏洞百出。

首先,恐怖主義的定義自 18 世紀出現以來至今,已多次改變,端視當時世界霸權的意識形態所偏好,在 21 世紀後尤其可見。例如,曾獲得世界諾貝爾和平獎的兩任得主南非國父曼德拉,與前巴勒斯坦領導者阿拉法特,兩者皆曾被列於美國恐怖組織的名單內,而後除名。

如前所述,在 911 事件後的打擊恐怖主義之戰中,捍衛「國家」的地位,是優先於「地區團體」的;因此,許多人會宣稱,以色列捍衛國家主權、領土邊界,抵抗「恐怖組織」外患,也是合情合理的──而這樣的論點,便忽略了在漫漫以巴衝突中,兩邊一向沒有明定劃分的國土疆界,尤其在多次戰爭後,許多根據《國際法》所劃下的邊界,都在以色列政府長年擴建隔離牆和猶太屯墾區而模糊不清。

巴勒斯坦於國際法理上,有抵抗之絕對權力

再者,許多人指責巴勒斯坦人第一步就不該在邊境集會遊行、抗議以色列,但這已完全忽略了以色列武裝殖民巴勒斯坦的事實。

而遭到以色列封鎖長達十餘年的加薩走廊,儼然已成為全世界最大的「露天監獄──除了毫無行動、人身自由外,經過三次戰爭,使得上千人喪命、上萬人傷殘,許多房屋建築仍舊因為以軍限制建材原料的進口,而維持廢墟一片;走廊內 95% 的水源被污染、不可飲用,甚至不可用來洗澡,唯一的境內的發電廠,在戰爭時遭以軍炸毀後無法重建,每日只有不到 5 小時的電力供給。

超過半數的人口是失業狀態,對生活和生命只剩下撐著一口氣的力量。根據《國際法》規定,被武裝殖民壓迫的一方,擁有絕對的權力抵抗殖民者,這樣的「權力」也包含了「武力對抗」殖民者的軍事壓迫。因此,巴勒斯坦人在國際法理上,一直都擁有抵抗以色列武裝殖民的絕對權力,無論其選擇使用的是和平或者武力抵抗。

然而,在所有加薩抗議現場所攝錄的影像中,都清楚的記錄拍下,無人駕駛飛機所投擲下的炸彈,無差別攻擊所有在現場的集會群眾;而被以色列狙擊手射擊傷亡的集會群眾大多手無寸鐵、沒有任何砲火攻擊性的武器,傷患亡者中不僅僅許多是未成年小孩、婦女,更有身著「記者」背心的記者們,和穿著醒目十字白衣的現場救援醫護人員。很明顯的,他們都對於好幾百米外全副武裝的以色列軍隊,以及高飛空中的無人駕駛飛機毫無威脅。

誰有權力定義「恐怖份子」?

連結恐怖主義以合理化以色列軍事行動的邏輯,也可套用在海麗緊急會議上最後明示指出的「伊朗為幕後推手」與「伊朗是金援恐怖組織的源頭」一席話。

近年來,伊朗被控秘密發展核武,一直被視為對世界和平具有威脅性的伊斯蘭激進政權,與西方強權的關係則如同箭在弦上般緊繃;在此,美國與以色列,將巴勒斯坦與伊朗做了強烈的經濟、政治連結,尤其是強化「金援恐怖攻擊」之說詞,再次使得反對伊朗的盟友必須延續「非敵即友」的選擇。

當然,在討論與研究的過程中,不可否認也不可忽略:哈瑪斯政黨較為激進的行動策略與意識形態,對於加薩走廊以及巴勒斯坦人民,有不可抹滅的影響力。在歷經一甲子毫無改善的和談後,巴勒斯坦人對於國際斡旋領導的協談會議,已經失去信心。然而,放眼歷史,即可明見,戰爭並不能僅以黑白分明的邏輯分析因果,勝戰的一方乃成為史家,決定歷史撰述的走向。

然而,若重新思考上一世紀所發生過的衝突,例如南非種族隔離之爭、美國黑白種族之戰等,便來到了最值得每個人深思的一點:究竟在現今這個世界上,誰有權力決定其他國家的主權?誰有權力定義對與錯,定義何者為受害者,何者為恐怖份子?

執行編輯:HUI
核稿編輯:林欣蘋

Photo Credit:Mohammed Zaanoun 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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