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說穆斯林女性不能外出工作?──她們在巴勒斯坦,為自由而戰

誰說穆斯林女性不能外出工作?──她們在巴勒斯坦,為自由而戰

在巴勒斯坦拉馬拉市川流不息的人車陣中,我循著自馬納拉廣場延伸出去的支幹道,往阿拉法特廣場走去。

這是我抵達巴勒斯坦後的第三週,面對沒有無線網路因此沒有 Google 地圖導航,路上也幾乎全無路名指標的狀況,我已經漸漸克服,而能夠將大致的方向默記於心。

五點半正是巴勒斯坦政經中心的交通高峰期。車道、走道上不乏人車並行的景象,小販也推著攤車出來沿路叫賣。各式各樣的食物飄香,讓人食指大動。

空氣中瀰漫著阿拉伯咖啡的豆蔻香,「阿喝瓦!阿喝瓦!」小販一邊喊著阿拉伯文的咖啡,一面手腳俐落的抓起銅壺,注滿紙杯,遞給行人。阿拉伯咖啡的飲用文化與西方國家大不同,或許是受到宗教文化影響,人們不會站在街頭喝酒,反而常常站在路邊喝攤車咖啡,一邊社交、串門子。

我佇立在阿拉法特廣場的中心。該廣場得名於巴勒斯坦歷史上最受尊敬的領袖──亞瑟 ‧ 阿拉法特。廣場上,一支直入青天的旗桿,插著一面大大的巴勒斯坦國旗。我在那裡等著,不時繞著旗桿旋轉,觀看四周街景。

穆斯林女性,也能夠接受教育、擁有事業

"Cynthia!"遠遠的,我聽見有個女聲喚著我的名字,一轉頭,只見一個身形嬌小的巴勒斯坦女孩站在我面前,她的五官深邃,畫著黝黑的全框式眼線。

不同於一般常見的穆斯林女子,她頭上的 Hijab(穆斯林女子所用的頭巾)顏色鮮豔、款式時髦,包的方式也特別不同,露出一截脖子,但長襯衫的領子又將之掩起,給人俐落而敏捷的第一印象。

「走吧!」她向我微笑,邀請我坐上她的車,車上還有另一名巴勒斯坦人,頂著剃光的腦袋,衝著我咧嘴大笑:「歡迎你!」
「這是阿勒,他是我的合作夥伴。」伊莉雅向我介紹。

伊莉雅是被許多國際知名新聞社──包括阿拉伯半島電視台在內,譽為新星的巴勒斯坦女記者,在機緣巧合下,我以記者的身分認識了她。

身形嬌小的伊莉雅,總是一人扛起沉重的攝影機台、腳架,在戰地第一線衝鋒陷陣。

「我長得很矮小,又是女生,媒體行業裡,女生的身分很不吃香。很多人一開始都不相信我可以,但是現在,我向所有不看好我的人們證明,那些男人可以做到的事情,女人可以做得更好。」

她在與我熟稔後,曾經有感而發。這一席話,我一直銘記在心。在巴勒斯坦擔任自由記者的這條路上,我遇見過許多巴勒斯坦女記者,她們每個人所負載的,不僅僅是身為巴勒斯坦人的使命,也在無形中擔負了另一項任務──企圖突破世界對穆斯林女性的刻板印象,用行動告訴所有人:她們也能受教、工作,甚至擁有事業成就。

被阿拉伯半島電視譽為新星的伊莉雅。圖/Elia Ghorbiah 提供

她們為何成為記者?

伊莉雅專職為半島電視台(Al-Jazeera)與中東之眼(Middle East Eye)拍攝、撰寫專訪。她選擇走上媒體之路,是受到第二次巴勒斯坦人民大起義(The al-Aqsa Intifada)的影響。

她所生長的城市伯利恆(Bethlehem),不僅以耶穌誕生的馬槽聞名世界,也是第二次人民起義時,以巴交戰最激烈的地方。

「我永遠不會忘記,在衝突最嚴重的那些日子,(以色列)軍隊封鎖了整個伯利恆,我們好幾天不能出門,只能躲在屋子裡,我媽媽費了好大的工夫,才找到方法偷渡奶粉,餵我才出生沒多久的妹妹。」伊莉雅憶起她那段失色的童年。

「我從屋裡的窗望出去,到處都是坦克車、子彈和士兵,我們每天都在等消息──可能是我們重獲自由的消息,也可能是來告訴我們,我們的朋友、家人陣亡的消息。正是在那時候我決定,將來,我要用鏡頭記錄下每件發生在巴勒斯坦的事情。」

在與許多女性巴勒斯坦記者對談後,我對他們身為巴勒斯坦人的宿命早已了然於心。

自由之聲(巴勒斯坦最大電視台之一)的法緹,也有類似的故事:年僅 16 歲投身媒體業,從地方報紙開始做起,經過 20 年的耕耘,現在,她已成為許多國際媒體駐巴勒斯坦的合作記者。

「從我有記憶以來,我就知道我會成為一名記者。」法緹篤定地說:「我想這是我生在巴勒斯坦的使命,我想用我的相機和我的筆紀錄以色列佔領、殖民巴勒斯坦的故事。」

誕生於 80 年代,如同所有該年代的兒童,法緹的童年回憶裡沒有遊戲與玩具,只有自 1987 年起,持續了 5 年的第一次巴勒斯坦人民大起義(The Intifada)的記憶。

「就只是短短幾年前而已,你現在看到的這條街上,曾經充滿了坦克車和以色列軍人。」她在一次訪談中說,手指著我眼前咖啡廳林立、車水馬龍的大街。人們的歡顏與高聲談笑令人無法想像:我所安坐的位置,曾是遭遇轟炸、被坦克輾過的一片廢墟。

鏡頭前的法緹。圖/Faten Alwan 提供

「在這裡當記者,隨時要有死亡的心理準備」

「在巴勒斯坦當記者,跟其他地方最不一樣的是,我幾乎從不感覺自己是安全的。每天當我跟家人告別,關起身後的門時,常常都會想,不知道這一別是不是就是最後一次看到他們了。」伊莉雅說。

她曾經在報導時遭催淚瓦斯擊中,手臂打上石膏好幾個星期,也曾被流彈波及而傷到腰腹;2015 年到 2016 年間所發生的第三次巴勒斯坦人民大起義中,她的工作夥伴阿勒也受到士兵攻擊,額頭中彈。

她秀出手機裡的影片給我看,只見還在我身旁一邊搞笑、一邊活蹦亂跳的阿勒,在影片中高舉著相機,背景音是凌亂的叫喊與爆炸聲,一陣混亂的人群向他們衝來,下一秒只見阿勒滿頭是血的倒在手機那小小的螢幕裡。

「在這裡當記者,你就要有隨時都會死亡的心理準備,這裡的士兵看見你的記者背心是不會手下留情的,他們反而常常會針對記者攻擊。

在他們眼中,我們不是記者,我們是一群反抗他們的巴勒斯坦人,而且還是想要藉著新聞揭發他們惡行的巴勒斯坦記者。我認識的每個記者一定都受過傷,不管是被流彈炸傷,還是被士兵、屯墾區的猶太居民開槍打傷。」

法緹也向我提起自己多次在報導中受傷的經驗:「我曾在播報新聞時中彈三次,第一次他們不知道我是記者,以為我是叛亂份子,便朝我近距離開槍,雖然只是橡膠子彈,但那一槍讓我足足在床上躺了半年都不能正常走路。

後兩次則都是因為以色列士兵想把我從新聞現場趕走,我不肯走,硬是要開機拍攝,他們就朝我開槍了。他們討厭記者,也不希望我們報導或紀錄他們的行為。」

「我最大的夢想,是去看看聖城、看看海」

光是在 2014 年內,便有超過 16 名巴勒斯坦記者在報導衝突中喪生,而在 2015 年記者工作遭到以軍介入與干涉的就有超過 200 起案件,其中過半的案例中,巴勒斯坦記者都曾被以軍暴力對待。無國界記者組織(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曾將巴勒斯坦列為「全世界媒體工作者人身安全與權益最堪憂的地區」,僅次於敘利亞。

以國經常逮捕、羈押巴勒斯坦記者,許多新聞社與電台也常被軍隊搜索或強制性閉台。記者們遭到以方逮捕起訴的理由,通常是在社群媒體或是新聞報導裡「煽動民情、鼓吹鼓勵暴力對抗以色列當局」。此外,記者在工作時受到暴力騷擾的數量在 2016 年內再度上升了約 17%

每位我交談過的巴勒斯坦記者,沒有一人倖免於子彈或者士兵的言語、肢體暴力。

即使國際組織與巴國政府多次譴責以色列攻擊記者的行為違反了國際法條,多年來,仍舊沒有應運生出實際的解決之道。

除此之外,從事記者行業的巴勒斯坦人遇到的最大阻礙,來自於行動自由受限。

法提在 2007 年曾因在報導現場,不順從以色列士兵的驅離而受到逮捕,她自此便被褫奪了能夠申請前往以色列控管地區報導的通行證資格近十年。

伊莉雅則曾多次向以國遞出通行證申請,卻一再被飭回,她表示,自己身為巴勒斯坦記者的身份,使得審核通過的可能性更低。

我最大的夢想,就只是能夠去看看我們的聖城耶路撒冷,我也想看海,看看檢查哨的另一邊,究竟是什麼模樣,但我終究沒辦法通過這道牆。

傳統價值觀、結構不平等,阻撓巴國女性的就業路

因家國苦難而投身媒體行業的巴勒斯坦女性媒體工作者們,在追尋職業成就的路途中,令她們倍感寂寞與憂慮的阻礙,除了面對以色列士兵的暴力威脅,還有來自家庭與社會的不理解。

伊莉雅在大一入學時,依照家人期望主修英國語言文學,但她對媒體行業那澆不熄的熱情,使她在大二時瞞著家人辦理轉系手續,直到學年結束後,收到她的在學成績單的家人,才發現她轉至新聞系就讀的事實。

家庭之外,社會對女性家庭責任的期望與其該守「婦德」的觀感也是一大阻礙。

根據巴勒斯坦國家統計局調查,在媒體產業中,男性工作者佔了四分之三,相較於美國或我國媒體產業性別比,女性媒體工作者的人數都遠低於平均值。

圖/Wafa Arouri 提供


伯澤大學(Birzeit University)媒體發展中心(Media Development Center)研究女性與社會關係的納涵徳指出,在以新聞傳播學院聞名的伯澤大學中,女性學生註冊新聞傳播學系的人數佔了過半,就業市場的男女比例卻完全相反。

她將這個現象歸咎於三項因素:

第一,許多女性學生在就學時的修課與實習選擇,傾向學術面多於技術面,因而失去就業競爭力。她們認為技術性的技能例如攝影、音效、燈光等等需要勞力,以及與許多人接觸的工作應由男性,而非女性操作。

另一方面,許多女性畢業後就依循家人期望走入婚姻生活,過半數巴國女性的平均結婚年齡在 18 至 23 歲。

「傳統阿拉伯的價值觀期待女性應在婚姻後專注於家庭生活,而非努力追尋職業成就,女性對於工作項目的選擇也常常囿於父親或者丈夫的限制,這在媒體行業的男女性別比中可見。

到目前為止,我們的社會並不鼓勵女性從事任何傳統價值觀中認為會『拋頭露面』的工作,我們在參與媒體行業的性別比例中可以見到這個現象的影響,但這其實只是這個社會男女不平權的縮影。」

她表示,在父權社會的結構下,巴國女性工作權益與選擇往往受到家庭中男性長者的支配與操控。

最後,她更談及媒介產製過程理論與男女不平權的關聯性:當媒體工作者的人口結構失衡,訊息的產製過程也將受到影響,若構成媒體主力偏向同一族群時,容易呈現滿足社會現有閱聽人思考的訊息,而忽略了其他領域或族群的存在與重要性,久而久之便再製與加深了社會的不平等現象。

這個現象真實的反映在一名著名的地方電視台記者──瓦法身上。她自柏澤大學的新聞系以前三名的優異成績畢業,被學校直接推薦進入電視台工作,成為當家女記者,只要她播報的新聞總是有收視保證。

雖然她的職涯看似順利,但其實曾兩度在訂婚後遭男方家庭取消婚約,理由都是對她職業選擇的不諒解。

「這裡很多人,尤其在村莊裡的人們,想法都比較保守,他們期待我們女人該在家相夫教子,如果結婚後還想繼續工作,通常都會選擇教職或辦公室類型的工作。

我身為記者,常常需要與許多領域的受訪者聯繫,有男有女,所以村裡許多人開始會對我的家人閒言閒語。而我當時的未婚夫跟我說,他必須取消婚約,因為他不希望自己未來的妻子『和這麼多男人有接觸』。」

未婚夫與瓦法取消婚約,因為不能接受她的職業選擇。圖/Wafa Arouri 提供


她們共同的目標是「自由」

儘管困難重重、危機四伏,仍舊可見到許多巴勒斯坦女性媒體工作者在各大國際媒體版面上發光發熱的身影。

伊莉雅的新聞影視作品在近幾年受到許多國際媒體的肯定與重視,她的家人不僅接受了她從事新聞行業的選擇,也看見她的努力與成就,並以她為榮。她說:「面對家人與社會的誤解,我們必須更努力證明自己的能力。」

瓦法則自信地的告訴我:「雖然身為女性,我面對的質疑和阻礙比男性多,可是慢慢地,我的村人和家人們看見我在電視台的報導,開始理解我真的是在為這個國家和人民發聲,他們對我的態度也有了轉變,即使村裡仍有人認為我為了工作放棄婚姻是愚笨的選擇,但我相信自己正在做對的事情。

我們面對以色列最好的抵抗方式,就是向他們(士兵)展示我們不畏懼的勇氣,就算有一天我在播報新聞的工作途中身亡,我也會以自己為榮,至少我將來自巴勒斯坦的訊息與聲音傳達出去了。」

而法緹積極在衝突現場衝鋒陷陣的特質,很快讓她自地方記者晉身為國際媒體的特約記者,獲得更多能在海外報導、為巴勒斯坦發聲的機會,「身為一名巴勒斯坦記者,我追求的不是成就。更坦白一點地的說,我早就已經達到每個我曾想過的目標了──我曾當過主播、新聞製作人。

現在,我重新回歸最愛的記者一職。我和國際媒體合作、播報我想說的故事。然而,我最希望能夠獲得的是自由。在這裡,我們沒有新聞言論自由,也沒有行動自由,但我們不會放棄。」

在巴勒斯坦,有一群勇敢的人們,努力的為這片土地發聲。那些我親眼目睹、勇闖戰火第一線的女性記者們,不願被來自家庭與社會的傳統價值觀束縛,也不願屈服於以色列士兵的槍彈暴力下,她們追求著一個共同的目標:自由──建國的自由、行動的自由、言論的自由、與男女平權的自由。

圖/Elia Ghorbiah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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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編輯:YUKI
核稿編輯:林欣蘋

Photo Credit:Elia Ghorbiah、Wafa Arouri、Faten Alwan、Elia Ghorbiah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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