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和「敵人」交談,才驚覺他們並不恐怖──她回到成長的屯墾區拍片,「為了深愛的以色列」

第一次和「敵人」交談,才驚覺他們並不恐怖──她回到成長的屯墾區拍片,「為了深愛的以色列」

「5 月15日,以色列建國「獨立日」,大街小巷充滿了歡慶的以色列民眾,漆黑的夜晚被滿空齊發綻放的煙花點亮。

一名以色列人權運動者布朗斯坦(Bronstein)手上拿著一疊傳單,傳單上印著一名阿拉伯人手持一把通往他往昔住家的『鑰匙』──這是一張別有意義的圖畫,那把鑰匙,代表著巴勒斯坦人在 1948 年「浩劫」日後被驅逐家園、流亡外地多年後,世世代代仍不放棄返家的希望。

正歡慶國慶的以色列人看到那張傳單,不免有冷不防被人暗箭攻擊的感覺,其中一名以色列婦女開始對著布朗斯坦叫罵,最後甚至毫不遮掩的嚷著:『我就是有種族歧視,你奈我何?我們以色列有你這樣(聲援巴勒斯坦)的以色列人活著簡直可恥。』」

這段影片,出自以色列導演──立雅·塔拉撤斯基(Lia Tarachunsky)的紀錄片《路邊》(On the Side of the Road)的片頭。

「種族歧視的先決條件,是把對方視為『人』」

「我不認為以色列是個有種族歧視的國家,」立雅開門見山的這句話,立刻引起我的注意力,我停下筆抬起頭,正想開口提問時,她伸出手示意要我先別打岔,接著說:

「如果要討論一個國家有沒有種族歧視,那條件上至少先得有兩個『對等』的『種族』、必須先承認對方也和你一樣是『人』;但不幸的,依據目前以色列政府對待巴勒斯坦的政策和態度,我們(以色列)並不把他們(巴勒斯坦)當作平等一般的『人』對待。」

《路邊》是以色列國內首部講 1948 年巴勒斯坦「浩劫」歷史事件的紀錄片,除了影片的題材本身創了以色列影史紀錄外,拍攝此片的導演兼記者立雅自幼在猶太屯墾區裡長大,選擇以非「以色列英雄建國事蹟」的角度拍攝,更使得這部影片別具意義。

出生在烏克蘭的首都基輔,立雅的母親在車諾比、蘇聯解體事件相繼發生後,帶著她與姊姊乘著全球大波猶太返鄉潮,回到以色列定居。

以色列政府在 1970 年代通過《回歸法》,大幅放寬定義「猶太人」的標準之外,也允諾回來定居的猶太移民許多優待政策。英國的猶太社群與宗教會堂就時常見到廣告,主打著以色列政府將給予免費機票、稅收減免、房屋土地優惠、落地後 24 小時內拿到公民身份等條件,吸引旅居各地的猶太人回到以色列居住。

「回鄉」以色列後,立雅一家人居住在巴勒斯坦西岸的猶太屯墾區艾瑞爾(Ariel settlement)。

猶太屯墾區,顧名思義便是專門搭建給猶太人居住的社區,以色列政府在戰勝了 1967 年的六日戰爭後,在其佔領的巴勒斯坦土地──包括西岸自治區、東耶路撒冷,以及戈蘭高地上,開始大量興建猶太屯墾區。目的是為了使在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區居住的猶太人口數能呈正成長,並在未來超過巴勒斯坦人口數,以色列政府公開歡迎全球猶太移民回巢定居以色列。

以色列在戰爭後佔領的土地不被國際社會承認,因此,恣意興建屯墾區當然也違反了《國際法》的規定,至今猶太屯墾區議題,仍舊是以色列受到國際社會撻伐的、最嚴重的非法行為之一。

尤其以色列政府蓋建屯墾區的手法暴戾,往往是無預警的到欲建屯墾區之地,向原居住此地的巴勒斯坦人徵收,不顧巴勒斯坦人的反對,也從未有相關配套措施,安置無家可歸的巴勒斯坦人,即在軍隊的護持下強行入村,以怪手、挖土機將巴勒斯坦人的村舍瞬間夷為平地,再驅逐出這個區域。

然而,仍有許多以色列人堅信這些土地,都是過去幾千年前猶太人在朱迪亞—撒馬利雅區的居住地,「自行駁斥」國際宣稱屯墾區違法的說法。

圖/shutterstock

「屯墾區」悲劇

居住於加拿大東岸的猶太拉比(註)露絲長年關注以色列與巴勒斯坦議題,在一次餐聚上向我提起起多年前,她與猶太丈夫加入以色列人權團體組織的聲援巴勒斯坦活動時,入境以色列的經驗:「我們打算在那(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住半年,因為我們兩個都是猶太人,所以很簡單的就拿到以色列國籍,沒有只能入境三個月的觀光簽證限制,也沒有什麼被海關刁難。

我記得入境後,便有人問我們要不要一塊土地,讓我們可以在這裡蓋自己的房子。後來我才知道,那代表可能又有一處巴勒斯坦人的社區或房子將被無條件、無理由的夷為平地,而原本居住在那塊地的巴勒斯坦人就此被強制驅逐,沒了家。」回憶起這段往事,露絲仍舊感到義憤填膺。

除了暴力驅離巴勒斯坦人以外,猶太屯墾區由於蓋建在西岸,常常比鄰其他巴勒斯坦村落,因此屯墾區通常為了提供較好的生活品質,而壟斷乾淨的水源、丟棄廢棄物至鄰近的巴勒斯坦村落。且有軍隊的保護,使得其他巴勒斯坦村落原本相連通的道路中設置起好幾座檢查哨、路障,最後甚至興建專門給屯墾區居民開車用的道路,若巴勒斯坦車牌開上此路,則可能會受到逮捕或攻擊。

另一個使得猶太屯墾區讓巴勒斯坦人畏懼三分的另一個原因,在於猶太屯墾居民家家戶戶可以隨身配槍,在許多案例中槍殺或傷害巴勒斯坦人的屯墾居民,往往也擁有以色列政府的「赦免除罪權」。

例如,希伯崙(Hebron)地區的屯墾居民,經常肆意向巴勒斯坦住家潑灑尿糞、投擲石塊而不受任何限制或制裁;在 2015 年,一位屯墾居民向巴勒斯坦民宅投擲燃燒彈,造成一名當時僅 5 歲的小男孩全身 60% 的肌膚嚴重燒傷,而他的父母及 18 個月大的弟弟都喪命火海。縱火的屯墾居民在被羈押了兩年後,已在今年 7 月獲釋回家。

然而,根據 2015 年以色列國會通過的最新法案,若一個巴勒斯坦人,無論成年與否,向以色列人投擲石塊,則可以被判處最低三年的徒刑。

第一次在國外與「敵人」交談,開啟了「尋根之旅」

住在猶太屯墾區的立雅,從小到大沒有與任何一個巴勒斯坦人有任何溝通往來,也沒有任何交集。她解釋:

「從小我們就被灌輸巴勒斯坦人很危險,不能有交集的概念。即使在我住的屯墾區附近有好幾個巴勒斯坦村莊,我從來就沒有跟任何巴勒斯坦人說過話。」

直到立雅高中畢業後,來到加拿大唸大學時的活動裡,她第一次與巴勒斯坦人交談:

「在活動裡,我和身旁的一個學生相談甚歡,我覺得我們可以成為繼續保持聯絡的朋友,於是我問他,你從哪裡來的?他告訴我,他來自巴勒斯坦。」

偶然一次與巴勒斯坦人的交談,立雅發現,巴勒斯坦人並不像是自己從小相信的那樣「恐怖」。她開始對自己過去相信的「事實」保持存疑的態度,大量的閱讀相關的書籍、文獻,從此打開了她的以色列「尋根之旅」。

讀得越多,她才理解到自己過去所認知的世界,是建構在被侷限、操控的意識形態下。也因此,她決定要製作一部關於 1948 年的紀錄片。 

她解釋:「無論你和巴勒斯坦或以色列人討論以巴問題的糾葛,到頭來,所有的問題都必須訴諸核心,回到 1948 年的歷史。」

圖/shutterstock

最大的困難不在以巴之間,而在以國人的冷漠

「你在準備與錄製這部影片的時候,有沒有在以色列遭遇過什麼困難?例如,出入巴勒斯坦西岸時被士兵盤查、被政府階層關切,或在入境回國的時候被刁難?」我開宗明義的向立雅詢問。

「你說的這些『困難』,因為我的護照和身份(以色列猶太人),倒是沒有怎麼遇到,但對我來說,整個製作影片過程中最困難的,不是出入巴勒斯坦與以色列之間,而是在每次我去到巴勒斯坦做採訪、錄影,直到影片完成後,身邊的以色列人都沒有人問我到底在做什麼,或發生了什麼事。簡單來說,他們有的避而不談,有的漠不關心,更不想了解或知道翻過那道隔離牆的另一頭的人們是什麼樣子。

以色列人的冷漠,成為立雅製作、推展影片之路上最大的阻撓。

她表示,在紀錄片中,除了透過她自己的運鏡與視角來說故事外,還歷盡千辛萬苦的探訪多位曾參與 1948 年戰爭的以色列退休老將接受她的採訪,然而大多數老將在知道她的採訪動機後,皆斷然拒絕。

唯有兩位老將在立雅多次登門說服下,接受了訪問,由漠然到潸然──他們與立雅一起造訪當初被夷平的巴勒斯坦村莊房舍舊址,憶起他們當初如何執行了「浩劫」時長官所下的命令:包括屠殺巴勒斯坦平民、將他們集體驅離家園等。

這些舊址,有的已成為以色列現居民的住處,有的,只不過成為一畝「以色列大馬路邊的空地」──這也是立雅紀錄片名稱的由來。

「這部影片,是為以色列人而生的」

聽完立雅拍攝紀錄片所遭遇過的困境後,我不由得好奇接問:「在你開始投身捍衛巴勒斯坦人權,以及製作這部影片,說出以色列人避而不談的這些歷史後,你的家人和朋友有什麼反應嗎?」

立雅的眼神有些黯淡,但面無表情地,她答道:「他們起初當然都是大為震驚,也不太能接受。大部份的人覺得我是被巴勒斯坦人洗腦了,也有人說是因為我沒有服以色列的義務全民兵役,所以才『背叛了自己的國家』。」

在以色列,全民皆兵。無論男女在 18 歲時皆需入伍服役,男性需服三年兵役,而女性大多是男性服役一半的時間,除了有醫師診斷具生理或心理困難、已婚有小孩的婦女,與正統派猶太教徒的以色列人以外,若身心健康而抗拒服役者則會被以色列軍隊逮捕入獄。

「你在製作影片時,心中有預設的閱聽眾嗎?」看著立雅沒落的神情,我將話鋒一轉,回到詢問關於影片核心價值的問題上。

「這個問題說來有趣,我一開始在發想這個影片計畫時,其實不是為了巴勒斯坦人或其他不懂以巴問題的外國人,這部關於『浩劫』的紀錄片,實際上是為了以色列人而生的。

我不禁好奇了,畢竟對以色列人來說,1948 年是他們的建國年,年年都須大肆歌頌建國國慶日,這段歷史對他們來說不是再熟悉不過了嗎?

「怎麼說是為了以色列人而生的呢?」
 「我想,以巴衝突無法化解,也讓人無助覺得和平沒有未來的很大一個因素,和以色列人普遍的『心理特質』有關。沒錯,1948 年對我們來說是很重要的一年,但是那是從以色列的角度去看的。」

立雅的意思我立刻明白了,1948 年第一次中東戰爭,爆發點是在託管巴勒斯坦的英國與列強協議後,大量猶太移民回到以色列,早已使得當地巴以居民衝突紛傳、加劇。周遭阿拉伯國家不滿以色列的「空降」,聯軍出兵攻打以色列,以色列以一敵數敵,自然在這年的戰爭中會先以「受害者」的角度自居。

「對我們來說,『浩劫』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那場戰爭,以色列打贏了,這塊地屬於我們的了,至於原本居住在這裡的巴勒斯坦人怎麼了,我們不想記得,我們的政府也不想讓人民相信、甚至是知道那場『浩劫』的事實,這最好的證明就是以色列的『浩劫法案』。」

根據以色列國會在 2011 年 3 月通過的浩劫法案,任何居住在以色列的人或機構若不承認以色列為一「民主的猶太國家」,或者在以色列的「國慶日」時哀悼「浩劫日」,則視為違法。

此一法案限制言論自由,使以色列的運行方式實質上與「民主」一詞大相逕庭,也試圖抹殺任何以色列人可能可以接觸或了解 1948 年真相的機會,更大大地影響了在浩劫日後留下、仍住在以色列境內的巴勒斯坦人的身份認同。

「如果我們以色列完完全全不承認『浩劫』的存在,不承認自己的國家曾經對另一個國家的民族做出的屠殺和迫害,我不認為我們有資格去談下一步的『和平進程』可能性。

我做這件事(拍攝紀錄片),並不是在『為巴勒斯坦發聲或說故事』,而是在『找尋與揭露事實』而已,且試圖讓以色列閱聽眾有機會從『以色列的角度』來看 1948 年發生過的這段歷史。

因此,告訴以色列人發生在巴勒斯坦的故事,實際上是開始讓以色列人瞭解他們自己國家真正的過去。1948 這年發生的不僅僅是一連串的歷史事件,他也象徵著整個以色列人的意識與思想形態。」

立雅言下之意,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歷史,已經是牢牢綁在一起的,避而不談哪一方的視角,實際上,都純粹是一種政治意識形態的操縱。

「只有接受過去,才能面對未來」

「在這些拍攝或閱讀史料的過程中,你曾經產生自我認同的危機嗎?」一連串下來,我可以感受到立雅這幾年下來所做的一切,不僅僅需要很大的勇氣,也必然是個痛苦的過程。從一個深信巴勒斯坦人是無惡不作一方的屯墾區居民,到成為聲援巴勒斯坦人權的以色列導演,這中間的轉折與掙扎定不是言語可以道盡的。

「當然。我很多次有自我認同的掙扎,畢竟,要接受自己的國家曾經犯下這麼可怕的種族淨空罪狀,不是這麼容易的。」立雅答得果斷。

接著,她像我總結:「很多以色列人不能理解我的選擇,但就像我前面所說的,我做的這些,我的動機與動力,不是只為了巴勒斯坦人的生存權力,更重要的,是我愛我的國家,我愛以色列。唯有我們能夠正視自己過去,接納與接受過去,以及現在,以色列犯下的錯誤,我們才有辦法以一個國家的姿態,繼續正面的發展未來。」

 
on the side of the road。

註:拉比意指猶太合格律法的教師,社會功能廣泛,通常被尊視為有智慧之人。其在宗教儀式中尤其重要,負責主持、帶領宗教儀式的角色,地位與意義類似於基督教的牧師,或伊斯蘭的伊瑪目。

執行編輯:張詠晴
核稿編輯:林欣蘋

Photo Credit:im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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