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男孩們的白色巨塔?】(上):「我是女生,我也可以是醫生」,哈佛麻州總醫院外科部史上第一次「性別」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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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底,我在寒風颼颼的波士頓,參加了一場我參加過最不舒服的晨會,因為這天晨會的主題是,哈佛體系的龍頭醫院──麻州總醫院(Masschusettes General Hospital, MGH)的外科部,有史以來第一次召集了所有人,公開討論他們在工作上曾經遇過的,種種「不該發生、卻發生了」的性別問題。

晨會的一開頭,主持的外科部部長便站了出來,坦言這場晨會將會令人「有點不舒服」──事實的確如此,這場會,我幾乎是全身充滿雞皮疙瘩地聽完。

這個會的緣起,是去年在麻州總醫院的外科部部門,收到了多起由護士所發起的「安全報告」,而這些安全報告,清一色都是針對女性住院醫師。

外科部部長嗅到了不尋常的氣味,於是站出去一一詢問這些被護士「針對」的女醫師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而這連串的調查,更陸續引發許多住院醫師站出來,組成一個性別的「自救會」,並引起了一連串隱性的「性別議題」浮上檯面──而這些性別議題,都極有可能會影響病人安全,有些,甚至是女性住院醫師所親眼目睹過、經歷過的嚴重案例。

面對文化、經濟、語言、性別都弱勢的懷孕婦女

晨會的一開始,是一位女性住院醫師,站出來講述自己曾遇到的一個案例:(以下因維護病人隱私,將重要細節稍加修改或隱去,但故事本意不變)

一位 20 出頭的病人,已有六個孩子,剛懷有第七胎,不會講英文,剛移民到美國。先生會講一點英文,入院時她被診斷為簡單的急性某部位發炎,手術評估不會太複雜,於是接受手術治療。手術進行順利,出院的衛教則全程用英文進行,之後病人出院,並被安排一週後同時到外科部與婦產部回診。

然而,這位病人兩個門診都沒有到。幾週後,病人來到急診室,因為出現嚴重的併發症,必須要重新開刀,病人卻在第二次開刀後,不幸流產。

一個簡單的術式,本該相當單純,怎麼會弄到病人流產呢?

原來這位病人,其實並沒有完全了解她術後應該要注意的事項──術後講解的全程,醫師只對著稍懂英文的先生衛教,卻沒有對不懂英文,但卻是病人本人的該名女子衛教。又因為病人本身來自非常父權主義的國家,所有的決定、提問,主導權都在男性身上,病人非常安靜,不曾發問,也不曾參與整個醫療決策的過程。

後續調查,病人的術後併發症,可能來自她術後照樣提重物、照顧孩子,卻沒有注意到術後不應提重物, 併發症也可能來自於她不知道如何照顧傷口,也不知道何謂感染的傷口,在注意到傷口不對勁、肚子不舒服時,又因為文化、經濟的弱勢,必須要等到老公下班,和朋友借車後,才有辦法送她到醫院急診,因此送到醫院急診時,狀況已十分惡劣,最終在二次動刀後進入加護病房。而胎兒因為媽媽狀況不好,流掉了。

這個痛心的案例,讓住院醫師忍不住控訴:「這到底是文化上的隔閡,讓我們不敢去挑戰病人與家人之間彼此性別上的不平等?還是語言上,我們應該要更積極的找翻譯來照顧病人?」

答案很顯然兩者都是。

但面對這樣的不平等,也就是唸過公衛的人都知道的「經濟文化上的不平等(socioeconomic disparity)」,一個在美國相當常見、相當常被提起的概念(但卻是在台灣的「白色巨塔」裡,鮮少被提及的議題),就這樣大剌剌地攤在整個大晨會的講堂裡。

接著,在我回頭說起女住院醫師面臨多麼不友善的工作環境時,我想先來談談 2015 年在國外掀起浪潮的推特貼文,與美國和台灣醫師的性別工作環境:

我看起來就是個外科醫生 #ILookLikeASurgeon

#ILookLikeASurgeon(我看起來是個外科醫生)是 2015 年在推特上非常火紅的一個標籤(hashtag),這個標籤,來自當時是住院醫師的 Dr. Logghe。

#ILookLikeASurgeon(我看起來是個外科醫生)這個標籤的靈感來源來自於 Dr. Logghe 和朋友在討論#iLookLikeAnEngineer(我看起來像個工程師)這個標籤──個在工程界因為「女性」這個身份,常被忽略她們也是工程師的女性,拍下她們的照片,並在推特上面的標籤。

Dr. Logghe 在當時,和朋友一起看到了 #iLookLikeAnEngineer(我看起來像個工程師)標籤,因為朋友說的一句玩笑話:為什麼沒有 #ILookLikeASurgeon(我看起來是個外科醫生)這樣的標籤呢?Dr. Logghe 於是在幾分鐘後創了它,並從此在網路延燒起來,這個 #ILookLikeASurgeon(我看起來是個外科醫生)的標籤,在短短三個月內,觸及了 1 億 2,800 萬次的點閱,全球有 8,000 多個外科醫師參與這場活動,並有高達 4 萬次的轉發。(註)

來自病人的歧視:我是女生,但我也可以是醫師

這個 #ILookLikeASurgeon(我看起來是個外科醫生)的活動,讓我想起幾個在台灣時的小故事:

我曾經穿著白袍,和同樣也穿著白袍的男性同班同學走在一起。結果在醫院走廊上,病人叫住了我們,他說:「醫生,請問一下?」,我先聽到了病人的聲音,回了頭,病人看到了我回頭,卻繼續執意地說:「醫生?」

第二次,我朋友聽到了,一起跟我停下來,病人卻只對他說話,把我當成隱形人,事後我不滿的向我的男同學抗議,說為什麼病人如此忽略我,他也沒有當一回事的笑笑帶過。

這樣類似的場景發生了在我,與我幾乎所有身為女性的同學、學姐上,無數次。

我相信所有在醫院工作過的女性醫師,都遇過無數次跟我相同的狀況──幾分鐘前才告訴病人我是醫師,三分鐘後,病人依舊叫我護士、小姐,我說我是醫師,他們這才會不好意思地告訴我:「妳長得太漂亮了,不像醫師。」或是「妳長的太年輕了,不像醫師。」諸如此類的回應。

而過往的我,也只能無奈地笑著點點頭,一如我的女同學、我的學姊妹、我的女老師們。

舉例來說,我不只一次在醫師休息室裡聽到我的學姊們無奈的告訴我:「病人又在跟我抱怨都沒有醫生來看他了?我明明每天都去看他兩三次,(因為我是女生),我去看他,他都不覺得有醫生來看他。」

當初還沒離開台灣的我以為,這個來自病人的歧視,是台灣社會風氣使然,但很久以後當我聽到了 #ILookLikeASurgeon (我看起來像個外科醫師),還有麻州總醫院的這場晨會,我才深深體會到,女住院醫師,是在性別多麼不友善的環境裡工作。

而另一方面,即使在台灣和在美國的「不友善」來源不盡相同,但醫療這個領域的「性別刻板印象」,卻仍堅固地難以打破,兩地皆然。

在麻州總醫院的性別議題浮出檯面之後,所有女性外科住院醫師都被訪談,結果發現,有三大主題常在訪談中被提及:分別是前述所說的「性別刻板印象」「護理同仁對女住院醫師的不友善」,與「女性難以被認為是團隊的領導者」

我曾經不只一次,聽過不只一位住院醫師、主治醫師告訴我,女性的醫師,在充滿女性的護理同仁的環境裡,「是很難生存的。」


在美國,女性對女性的不友善

有句古老的話是這麼說的:「女人何苦為難女人。」

可偏偏,在美國,女性就是可以在職場上為難女性。

我曾經不只一次,聽過不只一位住院醫師、主治醫師告訴我,女性的醫師,在充滿女性的護理同仁的環境裡,「是很難生存的。」

「比起男性住院醫師,當女性住院醫師用同樣的態度講話,會較易被認為是自大(arrogant)、難搞、機車(bitchy);但男性住院醫師只會被認為是堅定(assertive)、或是果斷的 (decisive) ,甚至是有能力的 (competent)。」一位女性的住院醫師說。

「我覺得身為一個女醫師,在一個女性居多的醫療團隊裡工作,當妳用同樣的態度跟護理師說話,她會覺得妳難搞、機車,因此為了要讓團隊工作、避免這樣的狀況,妳必須同時要當護士的好朋友,討好他們、跟他們一起八卦;而當妳回到醫師的身份時,每次下醫囑,卻還是得用比男性同儕更友善溫和的態度對他們說話,但這樣的掙扎和態度上的小心翼翼,我從來沒有在我的男性同胞上看過,我的男性同儕們,總是可以不用特別小心翼翼地說話、與護理同仁相處,但我們不行,只因為我們都是『女性』。」一位已經擔任主治醫師的女醫生,感慨地說。

身為一個女性,我的男性同胞不用做的雜事,我卻會被護士要求要做。我不是說我不想做這些工作,而是當我跟我的男性同胞有同樣的工作量、要照顧一樣數量的病人、被要求要有一樣的工作表現時,為什麼,男性不需要做的非醫療工作,我會被要求得做?」在晨會裡,一位女住院醫師頭低低的,拿著麥克風,聲音顫抖地唸著手上的稿。

「你知道嗎?當我的男性同儕和我下了同樣的指令時,護士會質疑我,卻不會質疑我的男同事,因為他們的這種行為,我前幾天有個病人差點去不了加護病房,這根本是危害病人的行為。為什麼護士總是傾向質疑來自於女醫師的醫囑?」另一位女住院醫師接過麥克風問。

上述這些為難、處境上與態度上的性別「偏見」(bias),是來自「女人與女人」之間──而這都在今天的晨會裡,開誠布公地被討論。

於是,在去年起發現有許多針對女住院醫師的安全報告後,這些女住院醫師與性別自救會被安排和護理同仁的領導方、每一病房的護理師分別見面,而當這些護理同仁的領導方聽到這些遭遇後,都非常的驚訝──然而當一件事變成一群人都共同擁有的經驗,很顯然的這是個職場文化問題,不是個別的「某住院醫師自己有問題」這種情況。

而這種惡性的職場文化,雖然可能只是某幾個護理人員的性別偏見行為,但那幾個人的行為,卻讓所有接觸他們的女住院醫師,在執行業務上變得困難。

這種「女性為難女性」的惡性職場文化,場景換到台灣,情況的確不如美國嚴重。然而,在台灣,少部分女性護理師對女性醫師的不友善,也不是完全未所聽聞──在這裡需要「平衡報導」的是:台灣的護理師非常辛苦,我相信這真的只是極少數人的行為。而相對的,我也聽過、見聞過不少「男性為難男性」的情況:男性醫師相對於女性醫師,被身為上級的學長、住院醫師,給予較差的待遇。

回頭說說麻州總醫院的住院醫師和護理人員的開會過後,大家也都有意願要坐下來解決這件事,而這個性別「自救會」的任務,也因此升高一個層級:究竟這樣的職場性別問題,有多嚴重?

這個社會,還不能接受女性是醫生嗎?

因此,這個性別「自救會」從此被賦予一個更大的任務:調查職場被性別歧視的問題有多嚴重。

這個「自救會」於是發放了問卷,給哈佛體系的所有外科住院醫師們。而從這些外科醫師的回覆裡,很令人驚訝的是,有高達九成的女性曾感受到性別歧視,然而只有不到四成的男性,有性別歧視的經驗。

這個問卷進一步調查許多問題,包括:「你所感受到的性別歧視,來自何方?」

結果,超過九成的來源是:病人。接下來的來源,有接近七到八成是病人家屬與主治醫師(可複選)。

「我在對著病人解釋病情時,病人叫我『甜心⋯⋯』以此打斷我,然後告訴我,他希望由一個男性醫師,來向他解釋病情。」一位女住院醫師,無奈地站在台前說。

我想起這情形,在台灣也同樣發生在我身上過──明明對病人說過一樣的事,但當男性住院醫師或主治醫師出現,病人會把一模一樣的問題再問一次,我也不是很清楚病人是因為我是一個女性,還是我看起來太年輕,還是我的確階級上就是比較菜鳥,他可能有不安全感,所以想要再確認一次──我其實並不是很在乎病人再問一次,畢竟問問題是病人的權利,可是在團隊面前,身為一個正在受訓的醫療人員,這讓我在團隊面前難堪,彷彿我沒有好好照顧病人的需求一樣。

而同樣類似的狀況,也發生在我現在正在就讀哈佛醫學院的女性友人身上:「當我和我的同學站在一起,病人總是比較希望是『男性』同學來回答問題,即使我們答的一模一樣。」

而這種來自病人的歧視,還有另一種呈現的方式:性騷擾。

「身為女醫師,我會被病人要求沒有必要的肛門指診、病人會對我使用具有性暗示的言語、病人會威脅如果我不幫他做什麼(不適當的接觸)就要告我、常被病人『不小心地』碰觸身體,其中包含被碰觸屁股。」

因為院方考量上述這些「共同經驗」,會二度傷害受害者,在晨會中,改以投影片的方式呈現。

女性不能當醫療團隊的領導者嗎?

晨會結束後,我遇到一名第一年的住院醫師,和他聊了起來。

身為男性的他,告訴我他的親身經歷:「我曾經和一個女性的 fellow(比總醫師還要資深的住院醫師,約莫比他年長至少五年,算是整個醫療團隊除了主治醫師外的最高領導者)一起去看病人,可是,這個病人每一個問題,都是在問我。但我旁邊站的是 fellow 欸!明明每個問題都是她在回答,明明她比我資深許多,病人還是只問我問題。那個時候我知道,我真的目睹了來自病人的性別歧視。

「我為我同事經歷過的那些歧視感到悲傷,事後想一想,我應該要在當時打斷病人,直接了當的告訴他:『她(我的同事)是比我還資深許多的醫師。你有問題應該要問她。』用一個男性的身份,去告訴病人,女性也可以比男性懂更多。」他對我說。

雖然這是一個解決辦法,但我依舊感到無力,為什麼女性的能力,如今還需要由男性來背書?

我無力地問他:「像這種性別歧視,如果來自同事、團隊、長官,還好解決,你可以透過在教育、職場守則、倫理規範去歸束,但如果是來自病人本身的歧視,你又能怎麼辦呢?」

他苦笑回答:「就像在那場晨會後,有個主治醫師舉手起來說的,他認為對抗性別問題的方法之一,就是在我們的醫院掛滿標語,直接寫上:我們醫院招的是全世界最優秀的醫師,不論男女。並希望這樣來自醫院層級的背書,可以減少一些來自病人的性別歧視。

下篇:「沒有人敢舉報的性騷擾」與其他,巨塔裡的女性該怎麼辦?

註:資料來源:#ILookLikeASurgeon goes viral: How it happened

執行編輯:HUI
核稿編輯:張翔一

Photo Credit:Shutterstock(示意圖,非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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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歲以前唯一的夢想是當醫生,拿到醫師證書前卻徨恐的覺得自己的人生除了醫學什麼都不懂,更害怕醫師這條路的過度安定,於是拿到醫師證書後開始人生的大冒險。

在拿公共衛生碩士學位的同時,在美國哈佛大學做研究,現仍在哈佛體系研究健康不平等。不知道人生的下一步要往哪裡走,雖然依舊惶恐,但又有點享受這種不安定感──總覺得唯有如此,才代表未來有無限的可能哪。

臉書專頁:Y.C.Hung X 駱駝小姐
出版著作:《告別菜尾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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