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發展‧台灣走出去】「幫自己人都來不及了,為何還要『援助』他國?」──改變,從打破迷思開始

【國際發展‧台灣走出去】「幫自己人都來不及了,為何還要『援助』他國?」──改變,從打破迷思開始

很多人聽到我對國際衛生有興趣的時候,我常收到一種異樣的眼光。

直接一點的,會直接問我:「台灣內部自己也有很多問題,你台灣人自己不想幫,去國外幹什麼?難道真的是『外國近,台灣遠』嗎?」

幾年前第一次聽到這個問題時,我真的是啞巴吃黃蓮,不知道該怎麼說起,但另一方面又覺得對方說的也有理。

我花了好幾年去思考這個問題,甚至有很長一段時間我都一直很自責,自己怎麼會有對國際衛生有興趣──隱約中總覺得當自己說對國際衛生有興趣的時候,好像就不夠愛台灣、不願意多為台灣付出一樣。

何謂「國際發展」:用合作取代「援助」的上對下心態

大部分的人想到國際衛生、國際發展的工作,第一個想到的總是「金錢外交」、「援助」與「慈善事業」,根據吳宗樹老師在天下獨立評論寫的文章:〈援助?發展?非洲大市場〉裡面就很清楚的提到:

「1960 年代開始,美國為首的已開發國家,在對其他開發中國家進行協助時候,都會盡量採用國際發展(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的說法來取代國際援助 (international aid)。這其中原因眾說紛紜,但主要是為了避免受援國和受援單位產生依賴性,同時顧及受援單位尊嚴的一種技巧性說法。」

仔細去探究台灣社會在看待國際衛生、國際發展工作時,背後使用的詞語與心態:援助、慈善或金錢外交,在這種想法底下的國際衛生與國際發展工作,始終暗示著台灣組織、政府在進行國際發展工作時,一直強烈帶著台灣是「施」、而受援助國是「受」的一方這種想法。

「我希望我的住院醫師們,可以知道如何在多元文化的環境下工作」

在美國,可以看到很多美國的大學醫院都有長期駐非洲的診所,例如說哈佛的健康夥伴(Partners in Health)、貝勒醫學院的BIPAI杜克的全球衛生機構

我一直帶有這樣的疑問,西方國家一直是國際發展上重要的一環,雖然有些批評者認為這是「白種人的負擔」(The White Man' s Burden)的關係(註一)然而,以醫院行政層的角度而言,為什麼他們願意每年送自己的住院醫師離開本土到非洲、拉丁美洲,或亞洲去受訓?明知這麼做會讓自己醫院值班人力「短缺」,短則數月,長的甚至一年,但還是長期在做這樣的住院醫師、護理人力訓練計畫?

在某次聊天的過程裡,我在哈佛的 mentor 告訴我,他曾經也問過哈佛教學醫院之一的 Program Director 這樣的問題,而他的回答是:「美國是一個多文化、多種族的地方,我希望我的住院醫師,可以在非美國的地方受訓時,知道如何在完全迥異的文化裡工作。

回頭思考台灣在做國際醫療的情況,始終是帶著「外交」與「援助」的色彩,然而,從哈佛教學醫院行政高層的回答來看,他們早已跳脫國際衛生、國際發展是施與受的上下關係,而是夥伴關係,彼此互相學習。

我們要的國際化是什麼?

仔細思考台灣這幾年的狀況,從小到大,整個社會的氛圍就是不斷的強調「國際化」,然而,台灣的社會真的國際化了嗎?

比起美國、歐陸,台灣一直是個相對單一種族(以人種來說,大抵都是「黃種人」)、相對單一文化(的確台灣也有新住民、原住民各種不同的文化,但這些文化彼此的差異,相對於黑人 V.S. 白人、黃種人 V.S. 拉丁美洲人這種在美國可見的文化差異而言,還是相對單一文化)的小島國,我們大部分的職場裡,不太能看見操著各國語言、五官深邃度各異、文化差異甚大的組合。在這樣相對單一的環境裡,想要走出國際的我們,究竟該怎麼發展?

或許,用心地去做國際發展會是一條路:讓國際發展變成台灣可以運用來發展年輕一代「國際觀」、「國際合作」、與不同文化的人共事的經驗;透過國際發展,嘗試突破小國島民掙扎著如何才能「國際化」的僵局,也讓國人有更多機會可以站到國際舞台上做事與發聲。

另外,參與國際發展,能體驗到的,並不只是簡單的文化差異/多元化而已,台灣在世界銀行的分類裡是高收入國家,我們在世界醫療系統的評比裡一直都有著傲人的成績,然而,這也代表,在台灣這樣相對醫療資源充足的國家,我們的醫療工作人員、行政人員,甚至其他領域的工作人員們,多半鮮少體會過如何在「資源相對缺乏」的地方工作的經驗。(當然,目前健保體系下醫護人員的過勞和困境,是另外一個值得深入探究的問題)

但我想強調的是,國際觀與國際視野,都不是光靠嚷嚷,就能在一夕之間擁有的東西。國際觀也絕對不限於「跟歐美人做事」而已──學習如何在資源缺乏的地方,和不同文化的種族共事──即使是發展中國家,也是重要國際化的一環,才是更全面的「國際觀」。

打破援助迷思、外交為目的,回到彼此互相學習為心態的國際發展

因此,綜合以上所言,在發展國際發展、國際援助上,我想唯有先屏除「援助」與「慈善」這種想法, 並停止「軟性外交」為目的,回到彼此互相學習、回到身而為人的心態,才能打破國際發展,及「到底撒錢下去值不值得」的迷思與困境。

註一:這種說法最早是英國詩人 Joseph Rudyard Kipling 的詩作,後在國際發展領域上大家常用此描述因為過去殖民過現今的發展中國家,西方國家因為「歷史責任」與「白種人的負擔」,因而願意投入大量資源做國際發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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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編輯:YUKI
核稿編輯:張翔一

Photo Credit:flickr@PACAF CC BY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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