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鐸獎名師,讓我的小學生活變成惡夢──失敗的菁英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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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飽嚐被標籤的痛苦,猶豫許久,才決定分享我在台灣時的求學經驗:

除了當時同在一條船上的同窗之外,沒有人知道我從小學到國三都是資優生。我不是北一女台大的那種菁英──雖然大部分當時的同學都順利循著那樣的路線發展,我也一路默默看著他們求學、成長、出社會,但也因為這樣看著,充滿許多感慨。

一個全人的發展,應該是綜合家庭、學校、社會、以及經濟能力等等各方的條件構成,可是在菁英教育的大環境下壓力下,一代代的學生還是不能從中解脫。

「資優班」的快樂日子,直到被貼上標籤

小學時,就讀的國小被選為資源實驗教育學校,經過二十次全校性各式各樣的測驗以後,在升小三分班時,我們一群二十人左右的學生根據綜合智商測驗做出來的篩選,被集中編入資優班。

第一年過得很快樂,我們「得天獨厚」地擁有兩位導師,學習課程除了和全台同級生一樣的課本內容外,另有許多數理、科研、藝文、邏輯思考、生活技能、校外參觀的機會。其他人在教室上課的時候,我們正在公園採集植物標本、在廟宇認識傳統木造建築技法、聽著音樂畫抽象畫、規劃自己家裡的火災逃生動線......在那個年代,我們甚至到小六時還有電腦課,透過老師的介紹發現、認識當時才剛興起的 bbs 站、「蕃薯藤搜尋引擎」等。

當時受的「特殊教育」,開啟我日後對許多事物的好奇心跟求知慾。直到今天我還是可以說出大台北地區公園、郊區的動植物名稱,分辨傳統建築屋頂樣式等等,這類跟生活環境結合的內容。學校裡除了資優班,也有資源班,當時特教老師們給我們的教育不僅多元活潑,同時注重品格教育,因此也分配我們幫資源班同學中午抬便當之類的工作。

好景不常,小四的時候據說是經費問題,學校開始將資優班打散回到普通班,但不是完全取消,而是將我們分入五個班級,於是小四到小六的這三年裡,我們平時隸屬一般班級,但到了特定課程的時候就又召喚我們集中上課,那真是標籤噩夢的開始:

如果一開始不做分級,在一般班級中資優生頂多就是「班上功課好的同學」,但是分班第二年才加入,然後每天某時段資優生就消失去和其他「聰明的」學生上不一樣的課,對原班生和資優生雙方心理上都有負面的影響。

一直到小四以前我都是個很開心調皮的小孩,從來沒有交朋友的困擾,但是自從被這樣分來劃去以後我就和那個自己告別了。幸好我從來沒有真的被排擠霸凌過,但是社交壓力跟學業表現壓力就是從那時候開始的。

像轉學生分到新班級一樣,適應本身就是個挑戰,加上「資優生」這個頭銜,一開始大家都保持距離觀望著,幸好當時的老師蠻慈祥,加上我混熟了以後是個愛搞笑的人,還有大家都還是小孩子,漸漸也就把我的特殊頭銜忘了。還記得當時我徹底被當普通同學的轉戾點,是第二次期中考我竟然考了二十二名而不是前三名!原來我也不過是個普通人而已。雖然被家長老師強烈關切,但是一次不當前三名換來很多朋友,其實是很開心的。四年級就這樣最終還是愉快地過了。

師鐸獎名師製造的「人間煉獄」

人間地獄原來在後頭。五六年級全校性重新分班以後,幾個中了「頭獎」的資優生包含我在內,被分到「師鐸獎」名師的班級。(如前所述,小四後資優班除特定課程外被打散到不同班級)還真不知道這樣的安排,是不是有「刻意實驗」的目的:包含全校最聰明的跳級資優生在內,還有我這位後來被許多資優同學私下告知智商是在錄取邊緣的資優生,總之我們入了地獄。

我一直沒有跟其他人再談起這段往事,所以我不知道他們是否跟我一樣充滿怨懟。但那兩年的經歷,我說不出一句公正的讚美。

這位老師是依照段考名次排座位的:假設一排五人的話,就是前五名跟後五名併桌,然後再依身高調整,依此類推。至於這個方法有沒有效呢?那兩年我都是跟同樣的幾個人輪來輪去坐一起。明顯的這樣做並沒有提升最後五名的成績,但是每次段考她還是要從第一名唱名到最後一名排座位。

她最喜歡的發語詞就是「資優班的」,無時無刻拿我們這五人跟其他班上同學出來比較,無時無刻提醒著我們不一樣。而如果導師帶頭貼標籤,請問學生會怎麼做?自然也無形中興起了差別、比較的意識。

而說到考試成績,智力跟學業成績可能還是有點呈正相關,因為整個班上資優生一共五人,我永遠都考第五名,後來有一位跳級生提早上國中,我就從此永遠「榮登」第四。

(希望看到這篇文章的在學生們不要絕望,那只是因為學校教育重視的科目偏頗的關係。我從小音樂美術作文的表現就比數學理化好得多,但是段考不考術科,而作文對整體加分有限;我的綜合智力測驗在空間關係的係數非常高,但是考試也考不出來。相對我的體育從來都是乙等級,好險這個也不考。)

但最無聊的是,第四名應該不會拿到獎狀,但每次段考導師就是硬要給我「進步獎」,然後說:「你為什麼不能考前三名?」加上狠狠的瞪我一眼。進步獎應該要給真的名次有變動的同學才有鼓勵效果,而不是拿來羞辱「比較不資優」的資優生吧?

這位老師最讓我痛恨的,就是每天早自習要死背八個國文課本中的「注釋」,九十分及格,不及格的差一分打一下。而這裡的『死背』,指的是連標點符號都不能不一樣的那種死。同一個句子出現三個錯誤就扣十分。例如:少了一個「的」、分號寫成句號......這種雞毛蒜皮的東西都有可能招致被藤條抽的命運。

真的沒有辦法呀~老師,妳只是想每天打我們吧?知道意思就好的東西為什麼要硬背?已經懂意思了換句話說為什麼不行?全班每天都被這八條注釋折磨著,被打以後還沒完,要跪在教室後面一直補考到及格後才能回座位。真有同學兩年來每天被打好幾十下,也沒坐到幾次椅子。稍微有自主思考能力的人,都不能接受這種對待吧!

最荒謬的懲罰,就是為了班際比賽奪標實行的躲避球練習:內圈的人出局一次抄一次課文,外圈的人漏接一次抄一次課文,整場練習下來人人都要抄課文,不然球還能怎麼打?而這時候,也就是運動發達的人將平日的不滿,發洩在我這個體育乙等資優生身上的好機會,讓我更加討厭體育課。

如今再去追問當年師鐸獎的評鑑倒底發生了什麼事,其實已沒有任何意義,真是流淚無語問蒼天。而那時候唯一的慰藉,就是回到資優班上課的時候,可以學些有趣實用的內容,還有暫時不用被互相比較。

中學惡夢持續──不知為何而學的高等算式

終於兩年被摧殘得差不多了,進入國中。原想惡夢結束了,可以過點平靜的人生,結果國二學校還是出現了英語跟數理資優。不喜歡背單字的我理所當然被編入數理資優,但數理本來就不是我的強項,於是依然不愉快地算著不知為何而學的高難度方程式,現在回想記憶一片空白。然而我對數理真的沒有興趣嗎?還是不知不覺中興趣已經被錯誤的教學方法被消磨殆盡了?

記得小學看到同學學珠算跟心算的時候,覺得算盤很有趣我還主動要求媽媽讓我學,她吃了一驚,半信半疑好不容易答應,結果我自己學了一下就受不了珠算補習班中,那些沒完沒了不知所以的算式、還有整間同學像和尚祝禱般不絕於耳的嗡嗡聲而放棄了。而中學的數學教育形式,總是讓我想起小時候的珠算補習班。

中學要填鴨的東西更無止盡,上課時數加上下課補習自修時間就是每天早上七點半到晚上十點,扣除吃飯午休。所以相較之下,數理資優課程的痛苦程度,跟其他科目比起來也變成剛好而已。

如今來到美國,外國人聚會的時候,總愛提他們中學的時候是怎樣玩樂團、翹課、打工、還有各式各樣荒唐的事來開玩笑,每當被問起我的中學時代,我卻只能回應:乏善可陳。如果對方繼續追問,我只消告知他們我早上到晚上一天的行程,大家就會吃驚到一陣沈默。

環顧四周,這些少年時期犯些小奸小惡,喝酒吸菸打混翹課的人現在不都是社會的中流砥柱嗎?我覺得台灣整體社會應該要給我們下一代年輕人更大的信心跟自由度,相信孩子不會那麼容易就變壞,容許他們犯錯受傷的機會。

這幾年來我一直在想,假如全台灣小學上的課程,都像我所受的「資優」教育將會如何?如果這樣的教育沿用到中學又會如何?

我們該怎麼思考、凝聚共識,讓下一代的學習都能比較快樂,而且能更關心自己周遭的環境?會不會更早知道自己對什麼有興趣而主動鑽研?每每問起外國人求學的經驗時,總是很羨慕他們很早就能自由選課、上課時數又短,從日常小事就能觀察出不同教育培養出不一樣的思考行為模式,這比學習內容重要得多。

我相信學習是種樂趣,只要了解學習的用意,進一步活潑運用知識,大膽去嘗試不一樣的東西,學校還是能培養出一批很有潛力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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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編輯:Vincent
核稿編輯:張翔一

Photo Credit:陳德信 攝影(設計攝影,非當事人)

蔡慧盈/雙城紀事

出生在台北的七年級生,小時候的志願是當藝術家。
大學在南台灣的熱浪裡打滾,做過一年高中美術實習老師,在舊金山念藝術碩士,再滾三年,之後轉戰紐約工作至今六年。目前是不到一歲的新鮮美國人。
喜歡動手做、看表演、閱讀。教過書、寫過歌詞、做過藝廊助理、櫥窗設計、遊戲設計;玩過劇團,和參與各種成功/失敗的新奇活動;也當過幾次駐村藝術家。
一直堅持在創作的路上起伏,現居布魯克林耕耘藝術,寫寫專欄分享生活體驗。
創作網頁:HUI YING TSAI 蔡慧盈
粉絲頁:蔡慧盈藝文創作 Hui Art &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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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在 Ppaper 雜誌有 CREATIVE APPRECIATION 單元每月固定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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