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夢幻的陣容、最值得的觀眾──柏林音樂界的「表態」演奏會

最夢幻的陣容、最值得的觀眾──柏林音樂界的「表態」演奏會

2016 年 3 月 1 日,在舉世聞名的柏林愛樂廳,有一場特別的音樂會。由英國籍的賽門‧拉圖領軍柏林愛樂,匈牙利籍的伊凡‧費雪指揮柏林音樂廳交響樂團,以及阿根廷出生的巴倫波因帶領柏林國家歌劇院管絃樂團,在德國總理梅克爾的贊助支持下,串演一場 90 分鐘的音樂會里程碑:三個世界頂尖的樂團,三個明星指揮,149 位樂團音樂家,齊聚一堂。

為的不是選舉造勢,為的不是企業募款。音樂會邀請的貴賓,是逃到柏林的難民以及幫助難民的個人與團體。音樂會的入場卷,只能申請,沒有對外販售。最後共有 2,250 人能夠參與這場盛宴,其中大約 70% 是來自 20 個不同國家的難民,30% 為幫助難民的社區團體、協助處理難民業務的公務員、還有接待難民到自家居住的家庭。

許多難民是第一次來到這樣的音樂廳,很多人甚至從來沒有聽過柏林愛樂的鼎鼎大名,他們不知道在音樂會中應該有什麼樣的規矩。開演前小孩們在大廳裡亂跑,穿著牛仔褲、連帽棉衫的青少年們,在音樂剛開始進行的時候不時竊竊私語,還有樂章之間聽眾報以熱烈的掌聲,沒有發現這原來是禁忌......這場音樂會,似乎與我們平常習慣看到的聽眾有些不同。

但音樂會結束的時候,音樂廳裡到處都是泛著淚水的眼睛。

這些對我們來說習以為常的表演,對他們而言卻是如此的遙遠。我們難以想像走過幾千里路,從槍口下、載浮載沉的橡皮艇裡死裡逃生的孩子們,如今安靜地坐在這個音樂殿堂是什麼感覺;我們難以想像許多人已經失去家族一半或所有成員,隻身聽著莫札特、普羅高菲夫、以及貝多芬是什麼感覺。

白天許許多多的糾結,似乎在這 90 分鐘可以短暫地忘記:遺留在故鄉的家人,還有每個人心中無法抹去的,戰爭的畫面。

在看似平靜的德國,一樣有著種種的問題:幾千人的避難所總是吵雜有如市場、沒有個人隱私的睡眠空間、沒有門的淋浴設備、避難所裡立場不同互不交談的敘利亞與阿富汗的孩子們、大部分的學齡孩童還沒有找到學校可以上學......。

他們每天等待著:等難民證,等分發公寓,等入學許可,等一個不知道是什麼的未來。難民協助團體以及公家機關一樣的無奈,如海嘯來襲般的大量公文與作業,早就讓他們超過負荷。在一片謾罵聲中,今天的音樂會對他們來說是很久沒有聽到的體恤。

這也是歷史上第三次德國為了聲明共同的理念,串聯不同樂團一起演出的音樂會:第一次是 1989 年慶祝柏林圍牆剛剛倒下,第二次是 2001 年紐約 911 事件之後,巧的是這三次都與期許人類世界的和平有關。

柏林愛樂的負責人 Martin Hoffman 在音樂會前簡短的致詞中表示,「音樂會只有一個訴求,就是對難民說歡迎你們的到來,以及感謝這段時間以來各界提供的大量支援,今晚的聽眾來自 20 個不同的國籍,說著阿拉伯語、波斯語、庫德語、普什圖語、烏爾都語、英語、法語、德語等等,你鄰座的聽眾不見得說著你聽得懂的語言,但是我們知道音樂是超越地區的,大家共同的頻律。

在中場的訪談中巴倫波因表示,音樂並不僅僅是娛樂,音樂有心靈上的功能。在這個國家裡,文化與藝術並非有錢人的特權。音樂與文化,是不同背景融合的開始,而不是物質生活充足之後的附加發展。我們希望開啟今晚聽眾的,不僅僅是他們的聽覺,還有他們的靈魂。

依凡‧費雪說:「我們想要擺脫過去國與國的對抗,宗教與宗教的對抗,對殖民地剝削的歐洲。而一個更有包容力的新歐洲正在誕生,我們想在今晚對所有在其中努力的人說謝謝,並且用這場音樂會對全世界宣稱我們的信念。」

這場音樂會,是柏林音樂界對難民潮的現狀最清晰的表態。

近年來歐洲因為各種對生活的不安隨之而起的,便是極右派與排外的各種主張。生活在德國,常常看到新聞報導著:今天新納粹遊行示威,聚集了多少人;上禮拜反西方伊斯蘭化組織(Pegida),又說了什麼仇外激進的民族主義論調。老實說,我是會害怕的,因為我不知道會不會什麼時候這個民族的狼性被喚起,歷史會不會重演?外國人在這片土地上會不會再度被趕盡殺絕?

在採訪中 Martin Hoffman 表示,有 6,000 人提出申請想要聆聽這場音樂會。當他審核這些機關團體的申請時發現,竟然有這麼多的民間組織在幫助這些難民。他們在物資、人手都不足的情況下持續默默地付出著勞力與心力,讓他感覺到真實世界並不是像新聞報導裡的樣子。

新聞報導裡沒有說的,是這麼多人秉持著自己的信念,做著自己能力所及的小小貢獻。報導裡沒說的,是音樂家們拿著小樂器到難民營裡,教著孩子怎麼拉出小星星的旋律。藝術創作者帶著畫具,引導孩子畫下記憶中的血腥,說不出口的恐懼。許許多多自發性的義工,使得到處超載的難民營稍微得以營運。

Hoffman 特別強調:「音樂會並不是要反對極右派,不是要反對 Pegida,反對任何主張。音樂圈只想做自己的貢獻,為這個現狀盡一份心力,音樂會的重點想要回歸在難民與幫助者上面,表達我們的歡迎與感激,如此而已。」

德國人對於歷史的反省,從來不會吝嗇於表達。1970 年德國總理 Willy Brandt 參訪完二戰期間波蘭華沙的猶太人集中管理區後,在獻花的時候一時動念,無預警地在全球的記者面前向受難者紀念碑下跪。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轉折,德國領導人誠實地對過去,對國家共業的懺悔。

市中心精華地帶佔地 4.7 英畝的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碑,就建在布蘭登堡大門以及國會大廈等知名景點旁邊。各類的博物館、紀念碑、集中營的遺跡都附上詳細的史料,寫實又殘酷地告訴你這塊土地上曾經發生過的事情。

二戰中真正參與過這些的平民已經漸漸老死,但是新一代的德國人卻個個背負著這個歷史的重擔。一開始我看到這些史料的展示會覺得很不舒服,一方面是對人性的恐懼,一方面是為我身邊的德國人感到羞恥。我總覺得「家醜不能外揚」,德國政府給我的感覺,卻像是怕別人不知道般地到處提醒,迫害的紀念碑,展示牌隨處可見。但是漸漸地,從這次難民潮德國的反應,我似乎慢慢理解了原因。

我想,會不會是他們早就知道,傷痛從來都不會因為掩蓋而復原?曾經造成的壓迫,殘忍的對待,都必須靠一點一點的清理,毫不留情的展示,徹底地體悟錯誤的開始,卑下地請求原諒。只有承擔起歷史的責任,故事才能往好的方向發展,才能夠走向未來。

會不會德國人以博物館、紀念碑想要告訴我們的,不只是他們不堪的過去,他想要說的會不會是普遍的人性?他想要告訴我們,做每一個決定的時候都要小心,因為一顆小小的種子可能會長成舖天蓋地的大樹,而當情勢已經形成的時候,每一個在底下的萬物都躲不開,再也沒有自由選擇的權力。我們總是對於說「不」有一種特別的迷戀,當我們大聲地指責這個,反對那個,每一個鼓譟吆喝的盲目亢進,似乎瞬間讓我們有了力量,變成了比較有想法的人。然而,沒有理性判斷為基礎的狂熱激情是很危險的。

歷史上許多世界性的災難,都是以極具渲染力的演說,口沫橫飛的反對為起點,而最終引發千萬人的死亡。悲哀的是,這些無可挽回的歷史狂瀾,開始時都是人民自由意識下的選擇。

當衝突發生的時候,或許我們並不用急著選邊站,不用急著指責鄰國的難民政策,極右派的激進言語,政府的應變能力,公務員的辦事效率。或許,我們該先問自己,在我的工作崗位上,在我的專長裡,我能夠實際地為現狀做些什麼?

站在歷史轉折的地方,我們做的每一個決定,都會改變這個世界的容貌,改變人類共同的命運。

音樂會全程可在柏林愛樂數位音樂廳網站免費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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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編輯:郭姿辰
核稿編輯:張翔一

Photo Credit:Berliner Philharmoniker 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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