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捷克「大體老師」教他的事:真相只有一個,通往真相的方法卻有千百種

那些捷克「大體老師」教他的事:真相只有一個,通往真相的方法卻有千百種

封面圖:Cheng-Kang 很感謝自己有在海外學習的機會,讓他看見了不一樣的自己。圖/鄭鴻翔 攝影

我在過去的新聞工作,相較於其他職業,儘管已經更常碰觸生與死的界線;但是,記得那一年,四川雅安地震發生,我在現場看到四處殘缺而無法辨認的「事物」時,心底深處湧起的難受,至今仍然是一道無法癒合的疤。

然而,雖說是心裡難以痊癒的一道疤痕,我卻仍然會形容,那是一場極為深刻的「生命體驗」。因為,許多有關生命旅程的課題會泊泊流淌進你的心裡,從善惡黑白,到活著及死亡的意義,以及自己還能夠為這個世界做什麼等。

有另一群人,比新聞人距離生死的界線更近。

在他們走過的點滴歲月中,總有遇過許多被稱作「大體老師」的摯友,是他們在專業養成過程中必定會認識的夥伴,甚至在某些階段還要朝夕相處。

有趣的是,如果是在地球另一端的遠方,與一群和自己說著不同語言,有著不同文化記憶的大體老師相伴數年,這人的生命體驗,想必有諸多值得分享之處──Cheng-Kang 就是這樣的人,他的年紀比我略輕一些,是我在劍橋念書期間,至捷克參與學術研討會時認識的年輕醫師。

當時他還在捷克的帕拉茨基大學(Palacky University Olomouc)學習醫學,一路到碩士畢業後,先在該校醫院(Palacky University Hospital Olomouc)和當地軍醫院(Military Surgery Hospital Olomouc)工作;回台後,經過台灣林口長庚醫院的實習,目前在高雄榮總擔任不分科住院醫師。

Palacky University Olomouc,  遺傳學之父孟德爾(Gregor Johann Mendel)也是該校校友。圖/Cheng-Kang 提供

第一階段:那些放過血、泡過福馬林的大體老師

在台灣,如果想要成為大體老師,得經過重重的審核;但在捷克不同:按照法律規定,只要在醫院過世的病人,都必須成為大體老師,讓醫學院的學生進行解剖,探求根本原因,因此大體老師的數量很多,「狀態」也更「五花八門」。

捷克的醫學教育是六年制,和台灣現行制度不一樣的地方,是在大一時就有「專業課程」(Major Course),讓大一新生提早接觸專業課目,使學生了解自己是不是真的適合這個科系,或者對這門科學是否真的有興趣;也因此,捷克學生得以比台灣學生更早接觸到解剖課程。
Cheng-Kang 回憶,大一的解剖課,是他第一次與捷克的大體老師們的相處。這時的大體老師,正是那些泡過福馬林、放過血、台灣醫學生普遍會接觸到的大體老師。他們的共同性是沒有開過刀,擁有完整的生理構造,在經過放血和泡福馬林等處理後,學生們可以更清晰地看見並學習這些大體老師體內的各種構造,適合解剖學的初學者觀察。

校方為了鼓勵學生學習,允許學生自由進出大體解剖室,「換句話說,只要學生願意,就能夠有非常多與大體老師相處的時光,當你的心境調整好,專注在學習上之後,訓練必定很紮實。」

同時又輔修多門外語的 Cheng-Kang 比喻,解剖就像是進入醫學領域的一門語言課:把人體的每個構造有系統地用拉丁文或英文記下來,在醫學生涯和其他醫師溝通時,才能精確地表達出所指為何,「在捷克與大體老師互動的感覺很奇妙,他生前是與你活在不同世界的人,講著不同的語言,可是此刻,你們竟然能夠進行超越語言的交流,而你正深刻地向他學習。」

在捷克,凡在醫院死亡,就必須成為大體老師供醫學生學習,因此,當地的大體老師非常多。圖/Cheng-Kang 提供

第二階段:那些保持著死前樣子的大體老師

第二個階段發生在大三。在捷克的醫療學習體制中,除了要看病理撥片(Pathology Slides)以外,還多了一堂課叫「病理解剖」(Pathological Autopsy)。這時接觸的大體老師,也跟之前那些經過處理的大不同。

這一個階段接觸的大體老師,沒有放血,更沒有泡福馬林等處理,這是為了要讓醫學生了解此人的死因,或者疾病末期的樣貌等「真實狀態」,因此在病人死掉後,不多做處理,直接由病理科醫師帶著醫學生解剖。相較於前述那些給初階段醫學生學習的大體老師,這些大體老師保持著病患死亡時的狀態,血肉俱全,也因為是生病過世的,很多器官看起來會跟正常的不一樣 。

另外,每個在醫院死亡的病人,經病理解剖後,都會被給予一個「死亡診斷」,而這裡的「死亡診斷」和一般台灣醫院所指的死亡診斷有點不一樣。在台灣死亡診斷,一般是指「臨床上的致死原因」(clinical cause death reason),而在捷克,則分為兩種:「臨床上的致死原因」(clinical cause death reason),一般是由臨床醫師所開立;「真實的致死原因」(real cause death reason),由法醫師或是病理科醫師所開立。

「因為這門課,我才真正的體會到學理和實務能有多大的差距。」多了一道強制的病理解剖手續,竟然能夠發覺原本根本沒有想到的真相。

多虧現行制度,推翻臨床診斷

講到在捷克讓人津津樂道的「強迫被成為大體老師」的制度,Cheng-Kang 分享了一個他親身經歷的故事:

Cheng-Kang仍清楚記得,大六在醫院實習時,遇到一位大體老師,是大約 60 歲的林木場老闆,當時因廠區擴建進了一些碎木機,因此邀請多位親友來參觀。怎知他親自導覽到一半時,突然胸口劇痛,接著就昏倒了。在送到醫院的路上,醫護人員不斷進行 CPR,到了醫院也繼續搶救,卻仍沒有救回來。

「一般來說,如果是一位臨床醫師,聽到這個故事之後,第一個會想要下的診斷可能會是『急性心肌梗塞導致猝死』,當時我的老師也是下了這個診斷。」不過,因為捷克體制規定,在醫院死亡的病人必須成為大體接受解剖,他和他的老師,以及病理科醫師便照例對死者解剖。

他們解剖到心臟時,發現病人供給心臟的冠狀動脈非常健康,也沒有看到血栓堵住血管,反而是在左心室的心肌發現一塊小小的木屑──到這裡,整個臨床診斷完完全全地被逆轉了:

原來,這位老先生其實是被碎木機噴出來的木屑刺穿心臟而導致死亡,「這在我的內科醫師養成過程中,是一個非常難忘寶貴經驗,這也歸功於捷克的醫療制度,能夠讓我們有挖掘更多真相的契機。」

Cheng-Kang 大六實習外放的醫院 Military Surgery Hospital Olomouc,特色之一是有專門團隊在研究如何用糞便移植治療腸胃疾病。圖/Cheng-Kang 提供

第三階段:那些在法醫課堂上出現、模樣千百種的大體老師

與大體老師相處的最後一個階段,也是 Cheng-Kang 認為最特別的經歷。在這一個階段,他和各式各樣千奇百怪的大體老師們交了手。

原來,在大六實習時,有一門「自選科」(Elective Clinical Courses),可以讓學生增加相關領域的知識。他因為很喜歡看美劇《CSI 犯罪現場》,於是特別選了一般要走臨床的醫學生都不會選的「法醫學」(Forensic Medicine),除了每日要進行刑事案件的法醫解剖,對病死、毒死、撞死、淹死等各種死法的大體老師動刀,還經常在食道或是胃裡看見各式各樣的毒品或異物。

除此之外,在法醫學課堂上,也有很多職業軍人和警察會來幫他們上課。這些軍警老師,常在講台上說得口沫橫飛,比如有的醫官就常常講戰地醫療的事:

戰地醫療和一般在醫院學的醫療全然不一樣,目的是打勝仗,是故,不同於在醫院是先處理快死掉、最嚴重的傷患,在戰地,反而會優先處理那些可被預期再回到戰場的士兵;至於傷重的士兵,甚至會被掠在角落等死,連 CPR 都不做了,「因為一個有品質的 CPR,至少需要兩人以上的醫療人團隊,在戰地,怎麼可能如此這般浪費資源?」

當然,也有些醫官或來自前方的將士的上課方式比較特別,是以一語不發、默默地躺在大體解剖台的方式登場。「那時候,ISIS 以及伊拉克附近還是常常戰事不斷,歐洲士兵也常常會去支援。那段時間教我的老師,除了有活生生的軍警之外,也有在戰爭中死亡的將士。」前者,可以說很多很特別的前線奇聞軼事;而後者,則是透過他們的大體,分享更多超越前線奇聞軼事的事。

在法醫學課堂上,也有很多職業軍人和警察會來幫醫學生上課,也經常要和軍醫一起對陣亡將士進行大體解剖。圖/Cheng-Kang 提供

捷克教學與生活:解決問題的方法,不只一種

Cheng-Kang 回憶,剛到捷克念書時,除了生活方式的差異,最不適應的莫過於學校的上課方式,以及考試的方式:「以前我常抱著,就是因為不會所以才來學校學習的心態,但是捷克的上課方式,是每次上課前必須先把上課的內容念熟,上課的時候,老師會不斷問問題,並請每一位學生起來回答,而且一定要有自己的觀點。」

捷克的老師,上課方式偏向於和學生討論問題,也因為這種上課模式,學生往往找不到所謂的「標準答案」。「台灣的學生,比較習慣老師能夠給你一種標準答案,可是在捷克,你問老師一個問題,老師常常會舉一堆不一樣的例子來回答你的問題,然後再跟你說,這些不同的答案都可以是答案。」

Cheng-Kang 講的只是捷克的例子。其實,我在劍橋經歷的學習也是一樣,課本以及所有上課有關的教材或講義,全都只是最不重要的參考資料。真正的學習,全都蘊藏在師生以及同窗之間的激辯或是思想交流裡。這可能也是為什麼相較於西方學子,亞洲教育體制中,人比較普遍欠缺獨立思考能力的原因。

同樣一個問題,解決的方法可以是千百種,醫學課堂如是,日常生活亦如是。Cheng-Kang 回憶,有一年,在零下十幾度的冬天,他得了重感冒,老師點他起來問題時,發現他的聲音嚴重沙啞,下課後就把他叫住:「Cheng-Kang,你的喉嚨情況太糟糕了,跟我到研究室來,我有一堆可樂沒喝,你全帶回去喝。」

當時的他簡直滿頭問號,可樂不是垃圾食品的代表之一嗎?而一位醫學院的名師竟然要他多喝可樂!原來,在捷克人的生活中,從匹夫走卒到大學教授,只要喉嚨痛,就會喝可樂來應對,Cheng-Kang 嘗試之後,竟然發現效果不錯。「當時我學到的是,對於同一件事的看法和處理方法,差異可以如此之大,這對我日後醫療工作上的心態調整,幫助也很大。」

小結:走出去,發現一個更大的自己

這一次寫下 Cheng-Kang 的故事,是因為我們在機場巧遇,一起在等飛機的時候吃了頓飯,聊到可以在我的《換日線》專欄上說說他的有趣故事,分享給台灣讀者。最後,我們決定交換彼此的留外經驗,用不同的經歷融合成一個小結,一起替本篇故事收尾:

永遠要對每一件事抱持著懷疑和開放的態度,其中包括懷疑自己、檢討自己。 如果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我們就永遠只能聽別人的話做事,當不了自己的主人。另外,世界到底多大,你要走出去才知道,也只有在走出去之後,你才會有機會看見那一個更大的、你完全都沒有發現過的自己。

執行編輯:莊承憲
核稿編輯:林欣蘋

Photo Credit:鄭鴻翔 攝影

 畢業就出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