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女紅場」到「壽退社」──日本被壓抑已久的女性職場地位,有可能改變嗎?

從「女紅場」到「壽退社」──日本被壓抑已久的女性職場地位,有可能改變嗎?

「哐哐哐」響亮的步伐聲節奏鮮明,我絲毫不猶豫地跟著那個聲音往前走。然後像是跟著前方的人,一起進入了一條時光隧道:眼前是一條用白色大理石構築,氣派而冰冷的長廊,牆上掛著一張又一張訴說著歷史的斑黃照片,它們被仔細地、小心翼翼地裱起框,邊框上的細微塵埃隨風揚起,像是叫住我多看它一眼。

照片裡,多是不同年代背景,同樣穿著西裝忙碌著的記者們。有拿著老派肩背式麥克風,在路上進行街訪的;也有拿著記事本,像是在細細地聆聽受訪者訴說著一段段歷史的⋯⋯。

回想起第一次參加新聞訪日團,來到日本深具代表性的一家大報社。讓我印象最深刻的,還是那一張又一張掛在牆上的照片。而其中的一張,就此深深烙印在我腦海裡,即使過了 7 年依舊難以忘懷。

那是一張讓我「秒讀」日本職場男女比例與關係的照片:

新聞編輯部裡,忙碌的記者們,人手拿著一大疊的資料;有人舉手、有人作筆記、有人正在發言,看得出來這是一場新聞編輯會議。乍看之下,完全沒有任何違和感,但是眼睛多停幾秒,就會發現對台灣人來說,可能「十分不可思議的事情」──照片裡,完全沒有任何女性的身影。再仔細多端倪一會兒,會發現照片中全是打上領帶、西裝筆挺的男性。

「因為她們必須要照顧家庭」

圖/Shutterstock

在來到日本參訪之前,我對日本的印象,大多來自台灣的主流媒體;或是透過日劇、書籍等認識日本。其實這些媒介,已無一不告訴我日本就是一個「男主外女主內」的社會。但看到這張照片當下的我,仍深感震撼,也加深了對日本現在媒體產業男女比例的好奇(在台灣一般來說,媒體從業者的女性比例相對較高)。於是向當時帶領我們參訪的公關,提起我的疑問。

我:「請問貴社現在的員工男女比例是多少呢?其中主管階級的男女比例,又是多少呢?」

報社公關:「員工男女比是七比三,而主管階級的男女比是九比一。」

聽到的瞬間,我難以克制內心的驚訝,不自覺地倒抽一口氣。讓我深感不可思議的倒不全然只是這個數據,更包括了這位報社公關的語氣──那講法具體形容起來,比較像是在說:「我們這裡現在可是有高達 30% 的社員和 10% 的主管,是女性員工呢!」

或許是他看到我那無法克制的驚訝表情,接著又補了一句:「女性記者多數結了婚之後就會辭職,因為她們必須要照顧家庭,很難自由地跑新聞,或是被調派往其他地區擔任地方記者。」

日本式的男主外女主內:從「女紅場」說起

這樣的狀況,跟長期以來日本的社會型態有著很大的關係。

日本過去,也如同許多中華文化圈的國家一樣,一直有著「男主外、女主內」的主流社會價值。因此女性到了中等教育(中學教育)後,要往上升學到高等教育(高中教育)已經相當地困難,更遑論大學教育了。

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日本開始出現了「女子(高等)學校」。但女子學校又常被稱為「女紅場」(にょこうば):「女紅」一如中文的意思,也被稱為「繡娘」,也就是做針線活的女子。

而當時日本的女子高等學校,也「恰如其名」──進入了這間學校的女子,必須學習針線活(製作和服的能力,日語稱作和裁)、學習打算盤算數、學習烹飪、學習寫字。此外還必須研修「如何相夫教子」的書籍。與現代我們所想像的「女子高中」,大相逕庭。

事實上,女子學校在當時,也只有少數權貴家庭或富裕家庭的孩子,才有機會就讀,而多數學習的內容,也都是為了「嫁作人婦」所學習的技能與知識。女性在社會上的價值,無形中仍被定型為支持丈夫和家務的角色。

日本女性擴大參與職場的開端:戰後復興、韓戰時期

1950 年代,日本雜誌上的一幀照片。圖/Wikipedia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進入漫長的「戰後復興期」,因為戰爭導致男性勞動力嚴重不足,政府才開始鼓勵多數的女性也能站出來一起工作。

當時為了「考慮到女性身心理狀況」,甚至出現了夜間禁止勞動等「保護」女性勞動者的條文。但 1950 年隨韓戰爆發,在「特需經濟」的需求背景下,這些規定條例才逐漸開始放寬。

所謂的「特需經濟」,指的是韓戰爆發後,美軍將日本做為朝鮮半島戰線的後援補給站,因而發展出來的經濟──當時日本由於大量製造、提供美軍的軍需用品等,也順利從戰後經濟復興期,逐漸走向高度經濟成長期。

在如此的背景下,日本已婚女性投入勞動市場變得不再罕見,但此時女性在勞動市場的自主權利,仍然沒有完全受到保障:當時絕大多數女性的工作,還是偏向「輔佐型」的內容。例如:一般企業裡的祕書、工廠裡擔任裁縫師、百貨公司裡的櫃台服務人員、客運公司裡的車掌小姐⋯⋯等。表面上看來,像是女性工作權大幅提升,男女能共同在一個勞動環境裡工作,但事實上在日本的社會裡,女性依舊脫離不了與男性在社會上的「主副」、「主從」關係。

為了改善日本社會對女性勞工有「普遍性不公待遇」的氛圍,直到 1985 年,日本國會通過了《男女雇用機會均等法》,並在 1986 年實施;後續於 1997 年改訂一部分的規制,包括「本來是為了保護女性」的限制夜間勞動、假日勞動等。並增設「為防止性騷擾,雇主必須有管理的義務」等條文。

雖然有了法律上的明文保障,但是據熟識的日本長輩表示,日本女性在職場的平權工作真正獲得改善,其實是最近不到 20 年內的事。

此外,在日本社會中,還有一個特殊的職場文化── 「寿退社」。

女性離開職場,才是幸福的開始?

寿退社(寿退社・ことぶきたいしゃ・Kotobuki Taisya),這個字在日文中可以被拆解成為二個詞彙。

首先,「寿」(ことぶき),指的是「可喜可賀」、「值得祝福」的意思。「退社」(たいしゃ)則是「下班」、「離職」的意思。而連在一起「壽退社」的意思,就是專指女性因結婚之故,向公司提出辭呈的行為。

而當一個女性在日本公司裡,向大家表明自己即將「寿退社」時,周圍必然會傳出此起彼落的:「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中譯:「恭喜您!」)

這裡的「恭喜」,蘊含著兩種意思:其一,恭喜妳要結婚了。其二,恭喜妳可以「光榮地離職」,然後邁向幸福的人生。

換言之,日本職場女性的「最終目標」,不是領到多高的薪水,也不是升遷位居要職,更不是在專業上有多傲人的成績後退休。而是終於能夠「光榮離職」,結婚進入家庭、養兒育女──因為那彷彿是女性能夠幸福的「唯一道路」。

即便現在無法認同此觀念的日本女性越來越多,今日的日本,還是逃離不開這樣的社會主流氛圍,也因此多數的女性依然結了婚後就不再進入職場,完全以家庭為中心。

而儘管近 1、20 年間,日本政府不斷鼓勵女性「再次進入社會」,「壽退社」的比例開始顯著降低;卻因為配套措施的不足,以及社會仍有「女性有育兒責任」的主流觀念,忽略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育兒。造成現在不光是首都圈,許多地區都開始出現所謂「待機兒童」的現象。

「待機兒童」(待機児童・たいきじどう・Taiki Jidou)指的是因育兒園人數已達飽和,而無法入學的幼兒們。一開始日本社會出現此問題,是在 1960 年的嬰兒潮;到了 1980 年代雖然問題獲得減緩,但 1990 年又再次攀升。因此女性無論再多麼想回歸職場,還是可能因為育兒問題,無法以「正社員」(正職員工)的身分回歸社會。

經濟崩盤,女性回歸職場──逐漸醞釀中的「女力覺醒」

1990 年代,日本經濟開始進入泡沫化時期,接著是所謂的「失落的 20 年」──經濟開始走入低潮期後,日本許多家庭中,只靠著丈夫的經濟來源已無法維持家計,主婦們雖仍難以正式社員的身分投入(或回到)職場,但她們仍紛紛開始以打工或是約聘員工的方式,進入勞動市場──普遍的就職場所是超市、便利商店、餐廳、老人照護中心等人員流動比較大的業界。我身邊更有日本的媽媽,必須同時兼兩份差來維持家裡的開銷。

換言之,即使勞動參與率大幅提升,女性在職場上的普遍地位,仍然沒有因此獲得改善──後來,等我自己投入了日本的勞動市場後,更深刻體會到除了外商企業外,多數的日本企業,普遍上還是有著「上位者以男性居多」的現象,女性也依然很難有出頭的機會。

不過,隨著世界開始提倡女性平權的氛圍,許多受過高等教育、或曾在海外居住過的日本女性,也紛紛開始覺醒,積極提倡工作平權。加上近年來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不斷提倡:「女性是創造經濟成長的力量」後,政府也開始推動各種論壇,希望改變長年的積習。

從 2014 年開始,日本每年度都舉行「國際女性會議WAW!」,邀請在世界各國活躍的專業女性參與此會議,目標在創造一個「女性也可以活躍」的社會、職場環境。

不過,雖然表面上確實看見了日本政府的積極推動,但實質上,個人認為這個問題還是要從「根源」做起:例如「待機兒童」的問題,除了提出有效配套方案之外,更重要的是不該將育兒視為「只是媽媽(女性)的責任」;如此才有可能,真正漸漸地改善女性在職場上被定義為「結了婚就是不應該 / 回不了職場」的標籤。

多年累積下來的「文化傳統」,也往往很難單靠制度的改革與幾場大型講座,就真正被改變──但或許,它至少是個開始。

執行編輯:林欣蘋
核稿編輯:張翔一

Photo Credit: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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