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一位「女性」科學家,是什麼滋味?(下):我與諾貝爾化學獎得主 Ada Yonath 的難忘對話

身為一位「女性」科學家,是什麼滋味?(下):我與諾貝爾化學獎得主 Ada Yonath 的難忘對話

前文請見此:《身為一位「女性」科學家,是什麼滋味?(上):從百餘年來第三位女性諾貝爾物理獎得主說起》


超乎性別的意志

我之所以對 Ada Yonath 的演講感到訝異,是因為在這樣的一個「女性科學家會議」中,她相較之下卻鮮少提及自己的「女性」身份: 

Ada 非常認真地、花了很長的時間介紹自己的科學研究,而且為自己的祖母身份感到驕傲(更開玩笑說「當祖母很困難喲!」);還兩眼發光地告訴大家要「愛科學,愛家庭」。

而在經歷分享上,唯一關於性別的部分,只有說到在她生命的某段歷程中,研究環境很艱辛,而且當時男性同儕除了說她用的科學方法是「不可能的」之外,更強調「由女人做出成果,是不可能的」。

我相信能夠以女性身份獲頒諾貝爾化學獎,絕對要有著超乎常人能想像的意志。但是從 Ada 的整場演講聽下來,「女性身份」只是在那樣一道又一道的困難下「又多加了一重阻礙」;演講中,她也完全沒有提到性別歧視的問題。

我心裡不禁感到非常好奇,很想跟她多聊聊。

而在接下來的會議中,我偶然看到穿著低調的她,背著個絕對是從台灣來的、用繁體中文字斗大地寫著「吳健雄科學營」的舊背包,忽然覺得她更親切了。

於是隔天早上的咖啡時間,我鼓起勇氣問她:「請問我可以加入妳嗎?」

「當然!當然!」她微笑著,揮著手叫我去坐她身旁。

「這就是科學,妳要硬起來!」

於是我趕緊把握機會,連珠砲似地告訴她:「我來這個會議,是希望向可以當成我精神楷模的人們多接觸、學習,也希望能讓自己在事業與家庭規劃的交叉口,找到心裡真正想要的方向,希望能獲得靈感⋯⋯」而我在她身上看到讓我敬佩的精神,也讓我對於「在背負著科學研究的負擔下,仍組成一個家庭」的這個人生選項,有了更多信心⋯⋯。

她開朗地笑了,回答我:「好了拜託,我只不過是個平常人!」(我不禁心想,妳是平常人的話,我們是什麼⋯⋯)

接著她告訴我,自己小時候家庭經濟狀況不好,當時和家人與其他 3 個家庭,一起住在一個狹小的空間裡;直到長大後,雖然自己有了實驗室,剛開始還是被分配到設施不佳、資源不足的環境中做研究。接著她也和我分享過去在以色列、美國還有德國的研究經驗,以及她對於今日整個科學大環境的種種批判⋯⋯。

但是當我問她為什麼不像別的講者,特別提到身為女性在科學界中受到的困難時,她是這樣回答的:

「身為女性不應是科學家的問題,科學界中的男性(比起其他行業)並沒有對女性特別糟——事實上,妳可能也無法想像,男性對於『其他男性』可以做出怎樣可怕的事。」

「這就是科學,妳要硬起來!」


這時我似乎明白了:要達到諾貝爾獎得主的高度,就必須是超人。而既然是「超人」,早就超越什麼男人女人的性別境界了。

就算她經歷過被同儕批評「由女人做出成果是不可能的」這樣的日子,她所經歷過的其他、與性別無關的困難,例如貧窮、例如資源匱乏、例如科學研究中的惡鬥⋯⋯或許更加刻骨銘心。

我無法想像在她那樣的年代,身為一個外國女性,在一個男性主宰的環境中研究一個很多人都不看好的主題,還能有這麼大的突破。那樣的世界都經歷過了,或許會看淡一切吧。

「女人何苦為難女人」

其實在會議中,與會者們也提到了一個普遍的現象:許多時候,並不只是科學界中的男性特別刁難女性,而是已經站上頂尖的女性,反而會對女性後輩更加地苛求,似乎想要傳達「我都撐過來了,妳為什麼不行?」這樣的訊息。這時,真的叫人想唱起《女人何苦為難女人》這首歌⋯⋯。 

大約一個多月前,我的同溫層內不斷轉貼一則認知神經科學界醜聞萊比錫著名的認知神經科學家 Tania Singer(其父 Wolf Singer 更是德國鼎鼎有名的神經科學家)被揭發,長期霸凌手下數位女性研究員。

她不僅會在實驗室裡對手下研究員惡言相向地大罵,還會專門對懷孕的研究員們下手,施加更多壓力,要她們在生產前(甚至是已經請產假的時間內)完成加倍工作。更諷刺的是,讓實驗室成員再也忍受不了只好揭發於世的她,其實驗室的主要研究主題就是「同理心」。

無奈的是,這樣的新聞,怎麼讀都讓人感到「似曾相識、完全不意外」。身處在一個跟我同樣是「年輕」「非德國人」「女性」老闆的實驗室裡(關於我的老闆,請見上一篇文章),我對如此「女人何苦為難女人」的現象,其實很有感觸。

我的老闆獨自在歐洲打拼多年,一直承受著巨大的壓力,甚至撐過我們一筆大經費狀況還未明、她遠在伊朗的母親卻不巧意外去世的人生谷底。在德國舉目無親、國外親人也很少的她,更早就放棄組織家庭的念頭——我們的實驗室,就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科學研究就是她唯一的人生重心。

我其實不希望自己過著像她這樣的人生,但我必須在她「習以為常」的巨大壓力下工作;而歷經過各種「壓榨」的她,也是最了解「該如何壓榨一個來自國外的研究者」的人。

但是不論她如何苛求,我都不曾埋怨——我曾在去年兩德統一紀念日這國定假日、也就是離我在德國公證結婚的不到兩天前,無法陪伴遠道而來的家人、無法進行婚禮準備,而是自己一個人待在實驗室,修改實驗程式細節。

在這些時刻,不得不說,我總會特別想念對我像慈父般的博士爹——雖然他就是那在科學中佔盡優勢的「老白男」。

會議之後

這場會議收獲太多,實在無法一一記下。但是在百忙之中(在我老闆的要求下,相信我真的是百忙)湊出時間,到柏林參加這個特別的會議,真的給了我很多新的想法,給了我好多靈感與勇氣,更讓我的心裡充滿了溫暖,怎樣都值得。我在會議中,也認識了好多正在德國奮鬥的出色女性科學家:有來自智利的年輕數學教授、阿拉伯裔慕尼黑出生長大的醫學專家、哈薩克來的材料科學博士生、幾個荷蘭來的認知神經科學博士生⋯⋯大家都毫無保留地分享自己最真實的故事。

上星期,正巧讀到了一篇新研究:《Gender differences in individual variation in academic grades fail to fit expected patterns for STEM》。該研究以超過 160 萬個學生的成績為分析樣本,為的是想要探討:「為什麼平均來說,女性的在校成績比較好——就連科學、科技、工程、數學(STEM)這些領域都比男性好;卻還是無法在 STEM 領域工作中,超越男性的就職人數或是待遇?」 

研究分析到最後,提出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女性在 STEM 領域在學時的表現,完全不比男性差;但是到了選擇工作時,卻會因為 STEM 領域的工作「是一條男性普遍會選擇的路」;男性競爭者數量遠大於女性;加上整個社會對於女性的僵化印象以及期待⋯⋯等原因而卻步——這導致到了最後,許多女性傾向於選擇「不在 STEM 領域中」的工作。

若要 STEM 領域的工作有更多女性,這條職業道路就必須要更能吸引女性才行。目前在德國,許多針對女性科學家的活動(例如這場會議)以及經費都有增加的趨勢,會議中更提到柏林有個「只收女性的資訊工程學程」。

就像上篇文章中, Olfa Kanoun 教授說的那句話:「不要只是觀望、觀察,而是要採取行動!」要改變科學界、甚至是這個世界對於女性的成見,需要所有人、不只男性,都採取更積極的行動。

衷心希望在不久的將來,科學界的性別比例不再嚴重失衡,我們能夠一起迎接「再也不需要把一位科學家的性別,給特別點出來討論」的那一天。


執行編輯:莊承憲
核稿編輯:張翔一


Photo Credit:THE NOBEL PRIZE/維基百科/換日線編輯部 後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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