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蒙古的草原上,沒了牛群的牧人

內蒙古的草原上,沒了牛群的牧人

上一篇關於內蒙古東部科爾沁地區牛隻經濟的文章——〈五頭牛換一套房〉於換日線刊出後 ,有位朋友私下提問:「為什麼這些蒙古牧民家家戶戶依舊保有一定程度的牛隻經濟?為什麼牛群是地方經濟的核心?」

這確實也是我自己心中的疑惑,只隱約感受到對嘎查(蒙語中「村落」的意思)裡的牧人而言,牛隻除了是主要收入來源,可能還有其他的特殊意涵。直到日前,閱讀了人類學者 James Ferguson(現於史丹福大學任教)的作品《The anti-politics machine: “development”, depoliticization and bureaucratic power in Lesotho》(註 1),提供一個可供參考的視角。

就是不賣牛

Ferguson 早年在賴索托(Kingdom of Lesotho,位於非洲南部,全境為南非所包圍)進行田野研究,探討在這個 49% 人民生活水平低於國際貧窮線的國家,世界各國的各類援助發展計畫(包括九零年代初期曾短暫邦交的台灣),是如何與當地文化互動?又為何發展計畫會屢屢失敗?

書中的一部份,述及一項針對 Basotho 人(賴索托的主要居民)的發展計劃,旨在活絡當地的經濟體系,從而增進人民收入。該計畫擬定的第一步,就是讓畜養大批牛隻的農牧民接受貨幣經濟,具體包括草場管控、引進新品種、力勸農牧民「賣掉多餘的牲口」等等。然而,在既有的文化脈絡下,牧人並不願意將牲口轉為現金,而傾向於只在需要使用貨幣購買日常用品時,再將牛隻出售換取貨幣。這導致該發展計畫屢屢碰壁。

Ferguson 進一步分析,指出大多數 Basotho 人不願出售牲畜的原因有二:一是因為保有大量的畜群,有助於促進個人社交網絡的維繫──多出的牲口可以外包給親友作駝獸耕獸。於當代賴索托,大量的男性外移至南非礦場從事勞力僱工,因此在家鄉保留畜群的作用,就像是一個男人在社群中佔位的人形立牌,儘管在物理距離上他已遠離家鄉,然而藉著畜群,仍可象徵性地宣示他在地方社群結構裡的存在,並以此維繫既有的威信與利益

其次,對於因工傷、年老等緣由而結束境外打工重返家鄉的男人,畜群則是返家後暫時或長期的經濟支持,可藉由拋售牛隻維繫家戶的生活運作;牲口規模夠大者,甚至可以作為另類的退休金。換句話說,在大量勞力外流的賴索托,留存多餘的牛隻,是 Basotho 人維繫地方人際網絡、保障家戶經濟安全的一種調適方式。

對於類近的發展計畫,該書還有更多進一步的闡述與批判,但或許單透過這一個小案例所提供的視角,我們可以稍稍深入理解「為何牛隻會是村落的經濟核心?」此一命題。以及我在沙地邊緣遇見的,那一位蒙古族工人的處境。

蒙古工人

夏季,因為非營利機構的工作性質,需將捐贈造林的贊助商紀念碑運輸至新林地內安放、拍照宣傳,為了順利搬運數十塊重達兩百公斤以上的大理石碑,我與同事在嘎查裡僱了一輛拖拉機和兩位村民一同幹活。

這對工人是遠房親戚,可生活背景卻是大相逕庭。第一位大哥和我是舊識,家裡有牛羊、拖拉機和數十畝地,當提及還得再找一人時,另一位守在圍籬外、看上去更為年長的漢子,殷切地欺了上來,用著不熟稔的漢語說他想接活。進村找人幫活時我就注意到他了,各家各戶正忙著放牛、為青儲地打農藥一類的農活,就他一人站在附近,看起來無事可幹。

開始搬重物才發覺,這位滿口爛牙並煙癮極大的大叔,儘管外表看上去相當蒼老削瘦,卻是臂力過人,可獨自搬動近百公斤的重物。追問後得知,一年中絕大多數時間他都在外地打工,對於粗活早得心應手。教我聯想到另一個嘎查磚牆上的標語:「外出勞務光榮,勞務輸出快富」。

作為政府推動城鎮發展的主要勞動力,在城中順利安居落戶是個極具吸引力的夢,但因著蒙古族、牧民等族群和階級的雙重不利地位,單仰賴勞力維繫生計,卻有著相當難度。

「您家有多少牛羊啊?」趁著休息時間我們閒聊了起來,他抽了口煙後搖了搖頭,定定地望著地平線上的沙丘群,我估不準他的歲數,長年勞動混淆了年歲的外部表徵。「沒有牛嗎?」我驚訝地脫口而出,和嘎查裡的村民打交道近兩年,還未曾遇過家裡沒有畜群的人。「在城裡幹活,家裡沒牛。」「那莊稼地呢?」他搖了第二次頭,用著繭皮深厚的食指和姆指,掐吸著最後一短截的土菸,「那平時家裡有人嗎?您有兒子嗎?」「一個姑娘,嫁到隔壁嘎查了,」菸已抽盡,該上工幹活了。

「體力活幹也幹不了幾年了,沒地了,村裡都沒有地了喲。」剩餘的時間,他時常在與另位有畜群農地拖拉機同伴的對話中,重複搭上這麼一句。一旁的我不再說話了,憂亂地設想著他的處境:「倘若他回到村裡,還有其他可能的經濟支撐嗎?」所能想到的答案盡是否定。因這涉及到中國現有的牧區土地政策。

「畜草雙承包制」

就算是農耕、畜牧兩種生產模式較早相交會的內蒙古東部地區,上個世紀前期以半定居家戶為單位運作的牧業,對於草場使用仍沒有明確的產權劃分,沒有將草場作為家戶私有財產的概念。

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依循意識形態在牧區推動一系列的產權集體化政策,將草場、牲口劃歸集體(生產大隊,其編制大約與原有的嘎查區劃相重合)所有,這段時期,儘管牧人開始以產權的概念來管理草場,但集體所有的形式仍接近於原有的牧區文化:在村落的尺度下,沒有明確的區劃與排他性。

時至 1980 年代後半市場改革開放,政府更進一步挪用華中農耕地區的成功案例,將牲口、草場依序「承包到戶」──這個概念對台灣人來說相對陌生,簡單來說就是土地仍歸國家所有、村落集體具有土地使用權,但將每一塊地的長期使用權,明確劃分「承包」給各家各戶使用。

將草場按各戶牲口數量比例、劃割農地般一塊塊明確歸給家戶私有,這是牧區前所未有的產權制度,而當代中國牧區的環境、經濟政策,正是圍繞此一產權體系──「畜草雙承包制」──所開展的。官方文告宣稱作為草原現代化政策,「畜草雙承包制」的目的在於:「充分發揮和調動廣大農牧民群眾養畜與護草的雙重積極性」。至 1990 年代後半,除了少部分國營牧場,內蒙古近 90% 的草場已落實以嘎查集體所有、承包到戶的畜草雙承包制。這座我長期進出合作的嘎查自然也不例外。

沒有牛群的牧人就無法劃分到草場,自然不再有自由使用草場的權利。

沒了牛群的牧人

當草場不再是共有的,一個因著帶城鎮的勞動力需求而離開嘎查的牧人,後因種種緣故無法在城市定居,回到失去草場畜群庇護的畜草雙承包制下的牧區,原有的社會安全網絡正逐漸抽換,致使他需付出較以往更高的成本,才可能再度向他人承租草場、牧養牲口維生。

書寫至此,我依舊無法正面回答,保留大量的牛隻作為主要經濟單位對於牧人的意義,但綜合 Ferguson 的作品和自身經驗,我彷若可以從事件的反面看出,當代中國牧區脈絡下,一個作為單純勞動力進入城鎮的蒙古牧民,若沒有了畜群且在勞務工作受挫後的生計,可能會遭遇到什麼樣的困境。

至於他的去處,日後回溯這一切的我沒有答案。

只記得完活的那個傍晚,我們一起坐在科爾沁沙地邊緣灌草堆,遠處的西門塔爾牛群正緩踱回欄,天色澄淨,迴盪著牛鳴與牧人的嚇嚇聲。我望向正抽著最後一支土菸的他,錯齡的皺紋教我弄不清他是面無表情,還是深皺著眉。地土上的沙粒因風颼颼地刷流著,要磨滅一切的慾望張狂地擴張,半空中的煙霧微粒,也漸地稀釋淡去,化約成一片虛無。

註 1:J. Ferguson, “The anti-politics machine: 'development', depoliticization and bureaucratic power in Lesotho,” 1994,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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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編輯:Christine
核稿編輯:張翔一

Photo Credit: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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