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所代表的「美麗願景」,是否僅是幻夢一場?──崩壞中的多邊體系價值,與不確定的未來

聯合國所代表的「美麗願景」,是否僅是幻夢一場?──崩壞中的多邊體系價值,與不確定的未來

2017 年德國 G20 高峰會,場外聚集大批反資本主義、反全球化、反川普、反普丁、環保聲援等抗議團體。


目前我們所身處的世界,是否面臨了發展的瓶頸?自二戰後建立在「自由民主」、「資本主義」與「國際秩序」上的世界體系,是否正遭遇挑戰?

在上個世紀,就有許多著名的國際關係學者關心類似的議題:例如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所提出的「文明衝突論」,或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的「歷史終結說」等──當然,也包括後續對其學說的批判論述:像是薩伊德(Edward Said)指出,文明衝突論太過粗糙地建構在「白人中心主義」之上,並有強化霸權的危險;德希達(Jacques Derrida)也挑戰福山的學說,認為即便是全球絕大多數國家都服膺民主制度與資本主義,仍存有多元歧異和內在矛盾。

快速變化的世界,讓各家學說都觀察到了「部分的事實」,也提出了相對應的解釋,不過,仍沒有人能夠準確預測世界究竟會走向何方。又由於人類是個向來傾向「自我合理化」與「降低風險」的物種,如今時局是如此的不確定,「黑天鵝效應」近乎變成「新常態」,反而更加令人不安。

2017 年 4 月份,在多倫多舉辦了一場著名的「芒克辯論」(Munk Debates),聚焦在地緣政治(geopolitics)和其未來的發展,其中核心討論的議題便是:「自由主義的國際秩序,是否已經到了盡頭?」(Be it resolved,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s over⋯⋯),而若答案是肯定,那接下來主宰全球的那個力量,又會是什麼?

聯合國會議廳,台上發言者是美國總統川普。圖/Drop of Light@Shutterstock


聯合國和多邊組織的美麗願景,真的讓世界變得「更好」了嗎?

做為目前世界體系的核心──聯合國,從 1945 年成立至今,歷史已超過 70 個年頭。

這數十年間,它可說一直試著貫徹其創始以來的初衷──那些美國前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FDR),在幾乎篤定美軍將贏得二戰時,開始想像建構出的美好藍圖:「一個民族自決,自由平等,保障人權,全球化與多邊主義的秩序,以及透過國際機制來彌平政治與經濟的紛爭,避免衝突的和諧世界。

簡單的說,就是一個基於自由主義的國際秩序:它涵蓋了眾多被約定俗成的主流價值,多邊共識體系,外交解決⋯⋯等。

但當然,在過去這段不算長的歲月裡,這套秩序遭逢為數不少的挑戰:恐怖主義的威脅,核武擴散,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歐盟面臨分崩離析,貿易保護主義重新崛起,金融危機,網路與輿論成為民粹與菁英抗衡的利器,「沈默大眾」的選擇挑戰了傳統的民主代議政治,世界最大強權片面退出多邊協議(註一)⋯⋯

不禁讓人想問,全球化是否已經不再能夠保證和平與繁榮?如同聯合國憲章開宗明義所列出的美麗宗旨,放在真實世界裡,顯得格外諷刺。

在多倫多的芒克辯論裡,作為辯者之一的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是哈佛大學知名的歷史學者,他在開場陳詞時,用了一段鮮明的比喻,提綱挈領的描述了他對時局的看法,他說:「神聖羅馬帝國一點都不『神聖』,既不是『羅馬』,也談不上算個『帝國』;同樣的,目前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既不『自由』,也不『國際』,更談不上是『秩序』⋯⋯」(編按:「既不神聖,也非羅馬,亦不是帝國」,出自法國思想家伏爾泰)

這段話,從一位畢生研究帝國主義的學者口中說出來,挺是有趣。但不可否認的,我們必須嚴肅思考:我們是否生活在一個比較好的世界?如果這個世界真的「比較好」,那是否源自於目前普遍公認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更甚者,我們要問,照著這個趨勢發展下去,世界是否可以「更好」?

想當然爾,跟 18、19 世紀的大眾階層相較,當今無論任何人確實都更平等且富裕得多。拜科技,全球化與所謂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之賜,聯合國可以驕傲地宣布有數百萬的人脫離了貧窮線,「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吉尼係數和差異也在逐漸縮小,而甫推出的「2030 永續發展計劃」,也標誌了更多全球應努力達成的目標。

但另一方面,全球也有超過 6,500 萬人流離失所,大規模的金融危機在 2008、2014 年(俄羅斯金融危機)分別發生,資本利得的成長,早在 1990 年初期就已大於實質 GDP,某些左派經濟學者甚至端出 80% 的所得稅政策,用以「劫富濟貧」(註二)⋯⋯。太多可以戳破世貿組織、IMF、世界銀行打著「自由主義」之名,鼓吹的全球化神話。

事實是,若純然從經濟水準來看,現在的印度農民可能比一百年前的印度農民擁有更多資本市場帶來的好處,也或許,新一代的東歐勞工階級人民比他們的祖父代享受了更多的消費選擇與便利生活──但客觀的數字絕對無法代表主觀的感受,暫時把透過假設與計算後的數據放一邊,到底在這套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體體系下,誰真正得利?誰又看似得利,但實際卻是相對受害、受壓迫的一方?

從貧富階級到國際秩序──既存的一切「遊戲規則」,未必即是合理

畢竟,生活的幸福與否,從來就不單單只靠「可支配所得」、「經濟成長率」,或著基礎建設、物質條件的提升來衡量──

當富者越富貧者越貧,大部分的資源掌握在資產世襲的家族,或那些擁有稀缺性知識的菁英手中時,自由主義的國際秩序,或著所謂聯合國體系建構起的當代社會,究竟是如自由主義者倡議的:更加開放多元,讓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機會在各個階級間流動。還是成為了一套更加鞏固既得利益者的遊戲規則?

今天的世界,某方面來說確實繁榮進步,多元的聲音可以在更大的疆域內暢所欲言,性別平等、勞工權利、氣候議題等,被諸如聯合國這樣的機構推升為顯學,也是權力階級菁英份子必須掌握的「政治正確」態度。

但另一方面,數以千萬計的難民威脅著區域穩定,增長中的「非典型」民主政治(註三),甚至連老牌的歐美先進民主國家,也出現了川普、法拉奇、勒龐、懷爾德斯、另類選擇黨(AfD)這些煽動民粹的政治勢力,讓理論上應該「趨於中間」的民主選舉制度,反而造就了越來越紛歧、對立的社會。

不錯,在現行的體制下,我們可以說直接死於戰爭、飢荒與疾病的人數大幅下降,但恐怖主義、區域衝突、政治暴力等衝突方式不斷升級,程度也都在加劇。數據顯示,如今全球每年死於恐怖攻擊的人數,在 3 萬人左右。科技雖然帶給我們便利,但網際網路一樣可以被恐怖份子用於加密通訊,社群平台看似給了人們更自由平等的發言權,但同樣也充斥著虛假新聞、流言蜚語、駭客戰爭,操控著人們的認知。

所以,自由主義的國際秩序並不是壞事,它確保了一定程度的進步與普惠性的富足生活,然而,它所保障的繁榮和諧的美好年代,恐怕將要結束。

就像凱因斯在其著作《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中曾主張一個物質極度滿足且和諧的社會,將出現「一天只需工作 3 小時,一週工作 5 天就夠」的生活型態──大部份的人將專注於更舒適地享受生活,自由貿易與全球化,會讓所有人都可以過上均富且平等的日子。

文章是在 1930 年代寫成,預估的是當時 100 年後的世界。如今,我們即將邁入預言中的時間點,但顯而易見的,世界很多地方,正往凱因斯的預言完全相反的方向發展:保守主義與關稅壁壘再次興起、反全球化的浪潮、各國境內的貧富加速不均、無秩序⋯⋯

更加平等多元的世界,還是強權更迭下,更加不確定的未來?

而且別忘了,在大力讚嘆如今全球脫貧人口超乎史上任何一個時期時,聯合國等單位慶賀著前述以西方老牌民主國家為主的「國際價值」,是如何協助了大量的窮人時,若細看數字,不難發現其中最為關鍵的貢獻,其實來自中國

這個在「共產主義政治意識形態、計劃經濟主導市場經濟」治理下的國度,真的是因為擁抱了自由主義世界的價值,才讓 6.6 億人脫離貧窮?恐怕不是這樣。

確切點說,是中國擁抱了資本主義,進而創造了自己的秩序,舉凡阿里巴巴、騰訊等足以與 google、Amazon 匹敵的巨型公司,憑著龐大的內需市場,有著一套符自己利益的遊戲規則。

再者,中國如今已是許多國際組織的主要支持者,更將成為聯合國的第二大資助國,這說明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招撫」了共產黨治理的中國嗎?還是其實是反過來,中國正在運用其巨大的政治經濟實力,讓自己漸漸成為撰寫秩序的人?

聯合國、國際貨幣組織、世界銀行⋯⋯從二戰以來一直掌控著人類主流價值觀與國際秩序的機構,試圖維持多邊體系脆弱的平衡,努力建構平等多元的世界,然而國與國之間以禮相待(解決衝突以外交手段優先),全球化促使經濟成長,都不是多邊、和諧發展下的必然。更多的,其實是強權規劃下的產物:

聯合國安理會開會樣貌。圖/ Drop of Light@Shutterstock


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5 個國家其中任一票,即可片面否決全球重大議案;IMF 和世銀在金融危機爆發時,可以強硬的介入諸如菲律賓、希臘等個別國家的財政;強調人權至上的歐盟,願意用 30 億歐元,交換土耳其對邊境難民的管控⋯⋯所謂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核心價值,可能也還是牽涉了對自身利益的主觀認定,以及菁英份子對自身權位合法性的鞏固。

局勢的發展尚無定論,或許,只有歷史能夠給予適當的評斷。

Niall Ferguson 在其著作《THE PITY OF WAR》中曾寫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一個月,沒人相信戰爭會爆發。」

引述這句話,並不是要聳動地預言我們面臨戰爭的威脅。但同時間,許多當代的樂觀人士和自由派學者,是否也可能過於一廂情願的相信,自由主義必會穩定發展並帶來全球更好的未來?

他們奔赴穿梭在達沃斯論壇、APEC 會議、上海合作組織高峰會等場所,彬彬有禮地暢談那套聯合國為中心的國際秩序,但或許這套秩序的終結,已經不遠。

是否有新的權力結構與普世價值會取而代之,尚未有答案,面臨未知多變的世界,我們又該如何看待與應對?很抱歉,筆者無法在此提出答案,但或許不斷的思考、不斷的質疑與反思當代一切看似理所當然的事物,能夠讓我們離真相更近。

上個世紀的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曾說過:「當人能夠自由選擇時,總是會選擇自由」(When people are free to choose, they choose freedom),但是,如果「自由」是被建構的,是虛擬實境般在預設好的框架之下,人們甚至對隱藏於其後的權力宰制此一無所知──

那人們其實並不是真的自由,而是被迫接受規則制定者所灌輸的一切,如此而已。

註一:例如美國分別在 1984 年雷根總統時期,以及 2017 年川普總統任內宣布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只因某些國際政治因素。
註二:法國經濟學家 Thomas Piketty 提出。
註三:那些雖舉行選舉但卻缺乏真正民主與法治精神的國家,例如東南亞諸國,拉丁美洲,中東與非洲等。

執行編輯:HUI
核稿編輯:張翔一

Photo Credit:Kimm Otto@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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