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與哀者同哭,比「解決」恐怖分子重要──巴黎恐攻後的反思

學習與哀者同哭,比「解決」恐怖分子重要──巴黎恐攻後的反思

巴黎恐怖攻擊經過兩週,國際一陣譴責與哀悼,也掀起一股未知的恐慌。

這段時間,我在倫敦,我的好友在紐約,我們所處的城市都瀰漫著既被廣傳又被壓抑的氣氛:「下一個,也許是我們。」大部分的人聽到這樣的消息總是瞬間扳起臉孔,正色說謠言止於智者,但語畢又默默決定短期內盡可能不要到市區。

英國人以冷靜出名,10 年前的倫敦七七爆炸案,全世界從新聞中的空拍畫面,看著倫敦街上井然有序地搭起一個個醫療帳篷。英國政府與民眾表現出的冷靜沉著與樂觀,世界有目共睹,欽佩不已。

而最近因為各種公眾事件,台灣在世界面對恐怖組織之役也享受著曖昧的名氣。面對悲劇臆測的龐大心理恐懼與創傷,我們謹慎,盡可能包裝自己的負面情緒,以理智之名覆蓋一切已發生與未發生的痛苦。我們譴責暴力、譴責媒體資訊不均使苦難也有「主流」、換或不換臉書頭貼,甚至開始譴責異己的宗教信仰與文化。

譴責暴力有絕對的必要,也必須長久持續,因為在任何情況下,「正義」都不應該與「復仇」劃上等號。歷史訓練人成為最會解決問題的動物:指認問題、解決問題,並盡可能確保其不再發生。

但從批判暴力的角度而言,我們判斷問題與解決問題時總是把「人」與「事件」合而為一,這也是為什麼國際上屢屢出現對於穆斯林的偏見,甚至是歧視:一名聰明絕頂的學童拼湊出時鐘,在老師眼中他手裡拿的卻是炸彈。(註1)

黑夜會叫出人心中的鬼,這個事件不只顯示出偏見的可怕,也顯示恐懼可以因為遙遠的時間或地理定點,在當下如同鬼魅般重複地出現與蔓延,而且感受如此真實(至少對當事人而言)。自己尚未但彷彿即將被傷害的恐懼,也是恐怖攻擊下的產物,或者應該說,也是恐怖攻擊的一種形式。

但是消滅恐怖組織,我們過去與未來的恐懼就都會消除嗎?請容許我就個人的歷史觀與人觀說:不會,我們必將面對更多且更令人詫異的傷害。

眼前的惡行總得先解決,這是社會在單向時間前進必然的現象,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但是當我們以過關斬將之姿在歷史前行的同時,是否想過那更深層又長久的心理的戰役與療癒?

恐懼之前人人平等,這個社會既需要解決問題的人,同樣也需要安靜陪伴的人。然而,無法解決問題或者改變現狀都令人感覺無能、無助,甚至有時到了羞愧的地步。身為人,我們最不能忍受的就是無能為力的感覺,因此我們都想方設法進行各種形式的「解決」,或批判或樂觀,甚至是其衍伸的各樣行動。

傷者的脆弱自然不需言喻,但我們內心深處是否不願意與被害者同等脆弱?我們寧願,也喜歡當那有能力改變狀況的人,不見得因為想要得到功勞,而是著迷於能夠掌握情況的有力感,我們喜歡貼上繃帶,「痛痛飛走了」,彷彿連傷痛也能從全有變成全無。

人當然要有勇氣與毅力改變現況,但我們長久堆積與建築生活、世界、情感,攻擊發生卻是一瞬間。當我們站立在意料之外、突如其來的變動面前,誰有把握、有信心能全面掌控未知的明天?

我們必須體認,傷者的明天跟我們的明天,是截然不同的。我的想法是,沒有信心,恐懼害怕,那就在無助中彼此陪伴吧。英國人的冷靜與智者的理智固然有其可貴之處,世界需要為公義而戰的人,我們也終究得回到「正常」的日子。

但在人文關懷,與人類柔軟的情感中,我們能做的,又最難、最可貴的,是與傷者在脆弱中同在。不急著痊癒,不以時間揮別問題,甚至不以樂觀試圖消除傷痛本身,而是在無助中一同正視恐懼,在無解中低聲說:我也好怕,而我在你深陷之處,與你同在。

黑暗得到正視,才能真正迎接光明。或許同理,以及最大的寬慰,不僅是以英雄之姿將傷痛當作問題解決,更是懂得與哀哭的人同哭,在那難以言說的無助中,適當駐足。

“So now, all alone or not, you gotta walk ahead.
Thing to remember is, if we're all alone, then we're all together in that too.”
― Cecelia Ahern

註1:今年九月份,美國德州一名 14 歲國中生自製時鐘帶到學校,卻被校方誤認是炸彈,報警將他上銬拘捕,事後證明烏龍一場,引發全美關注。(更多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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