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聰明的女人都知道」?──「育兒議題」社會結構挑戰多,何苦相互為難彼此?

「聰明的女人都知道」?──「育兒議題」社會結構挑戰多,何苦相互為難彼此?

最近,某基督教會一則改圖貼文:「笨女人才會在家帶孩子(錯!這種話你也信?)」;「聰明的女人知道,孩子的童年只有一次,錯過就沒有了(正解)」,牽動了不少敏感神經。有人爭論:「媽媽為何要是超人?」有人反問:「那爸爸去哪裡了?」 

《詩篇 127 : 3 》說,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既然是產業就要管理,教養確實勞心又勞力;但《彼得前書 4 : 10 》也說,你們要作神各樣恩典的好管家。我相信上帝也賜給眾多女性和男性一樣的工作能力,既然是恩典,就該好好發揮。

回到這一張「改圖」,從正向思考來看:「原句」支持職業媽媽、「改句」想鼓勵全職媽媽,相信都是出於善意。身為家有幼兒的兼職媽媽,我都願意同理。

只是,現代社會中,「雙薪家庭」面臨著壓力大、工時長;「單薪家庭」擔心著潛在性的經濟挑戰,想要從家庭勞動力中勻出全職人手來教養小孩,現實就擺在那裡,不見得可以完全依照家庭或個人意願做選擇。

以我家為例,學術研究類似「責任制」。伴侶同樣身為研究人員,合約上除了工時,明文寫著要願意配合專案額外工作。因此他早就是持續性地超時超量工作。新成員的加入,即使雙方都努力調整,但只要我們都繼續做研究,就得共同面對「如何平衡學術工作與家庭照護」的議題。

缺少奧援的海外移民,全職育兒的另一面

除了收入之外,工作也是自我實現的一環,更是親自體驗不同文化與價值觀的重要機會。

只是,不論在哪裡,「工作」並非唾手可得:對海外移民 / 工作者來說尤其如此。不少文章都提到過,要找到合意的海外工作,除了努力也要有運氣。部分移居海外成家的台灣人,受限專業、地點、語言或簽證,不是不想,多半都無法在短時間內,馬上找到適合的工作。

若是異國伴侶移居第三地,或是台籍夫妻共同移居海外,當家有幼兒,育兒大小事往往更得「全部自己來」──此時沒工作的一方乾脆就順勢「全職育兒」,其中又以女性居多。

所以,不少海外媽媽在網路上所分享的「全職育兒快樂」,固然都是真的滿足,但背後持續性全職育兒的因素,其實卻往往更為複雜。

荷蘭經驗,海外移居者的育兒挑戰

以筆者所居住的荷蘭為例:整體來說,荷蘭父親的「育兒參與度」比台灣高。只是在多數家庭中,媽媽仍然是主要照顧者。

數據顯示,不管有沒有小孩,高比例的荷蘭女性擁有兼職工作。有人據此歸納荷蘭女性「樂於」從事兼職工作。但同時,社會風氣在轉變,過去 35 年間,荷蘭女性的就業率從 35% 倍增到 70% (請參見此文)。而不意外地,高比例的兼職,對女性職場升遷與發展有著負向的影響(職涯相關發展,詳見台客 J 的此篇文章)。

進一步思考,當「主流」是這樣,想兼顧職涯發展的全職荷蘭媽媽,或者意圖透過工作理解荷蘭的海外移居媽媽,就會面臨著另一種層次的挑戰。

首先,扣除昂貴的托嬰費用,兼職薪水可能所剩無幾。(其實,不僅荷蘭托嬰昂貴,美國、德國、英國也都不便宜)

在荷蘭,托嬰一天的費用,約為 70 — 80 歐元(約新台幣 2,500 — 2,800 元)。雙薪家庭享有政府的托育補助,以工時比較少的一方為基準,補助 1.4 倍──意思是,假設媽媽每周兼職 15 小時,補助就是 21 小時,多的得全額自付。

所以如果媽媽沒有工作,完全不送托嬰是常態;可以申請補助的,則精打細算以符合最大效益。荷蘭祖父母雖然不常成為育兒的主力,但多數還是會予以協助。我的荷蘭女同事產後調整工時為 3 天,但托嬰只送 2 天,一天請祖父母協助,以節省費用。另位荷蘭太太,公婆每周協助一天,讓全職媽媽可以轉換心情。

至於因經費原因或多方考量後,「沒有送托嬰又沒有親友奧援」的海外小家庭,當媽媽想喘口氣時,不僅得先費盡心思找到可靠的短期保母,同時又得付出比托嬰還高的時薪。

一般認為,孩子 4歲入小學後,情況會好轉。職業媽媽只要撐一下,托嬰費用的壓力就會減少,全職媽媽則可以試著回到職場。在此先不細談二度就業的難度,單是荷蘭學校強調「家長參與」的學習氣氛,就常常成為隱形的育兒壓力──

荷蘭的老師不僅會安排「家長與孩子共同學習」的課堂活動,也會徵求家長志工協助校外教學,或幫忙去圖書館借教學相關用書等工作。有位媽媽朋友分享,她初期沒有自願擔任學校志工,但有天孩子放學後略帶失落的問她:「媽媽,你怎麼都沒有來學校幫忙?」荷蘭工作假期多,請假彈性,職業(爸)媽當然也可以去學校幫忙,只是仍然需要額外的安排。

國際媽媽咖啡聚會時,曾聊到需要配合的「學校參與」,來自英國、以高技術移民身分移居荷蘭的專業工程師 Marsa 睜大眼睛說:「我可沒有這個時間,我有個真正的工作阿!」

相似的困境:如何平衡家庭與工作的翹翹板

乍看之下,「兼職」確實解決了部分問題。但根據從全時制調整成兼職者的經驗,不只一位朋友抱怨過,調整工時最大的影響是薪水變少,但工作量不一定因此減少。而且不論男女,只要請育嬰假,多少都會影響工作安排,有的甚至也會影響升遷。

而除了對「母職」期待的外部壓力,全職和職業媽媽兩群之間也有張力──任何一方都希望自己的選擇能更被肯定與支持:

例如當職業媽媽分享工作與家庭壓力時,部分敏感的全職媽媽容易感覺好像在暗示自己不夠上進、沒有能力,或所做的事情沒有價值,進而認為需要反擊;而當全職媽媽分享自己「伴隨孩子成長的幸福時光」時,部分敏感的職業媽媽,也很容易認為這是外界對於她「應該放下」事業的壓迫,進而產生焦慮與反彈。

在這裡,容許我援引並稍微修正《第二輪班》這本書的論點:當社會對家事分工和育兒進行討論時,如果將焦點簡化為個人的性格議題,例如認為「辭職的就是笨女人,想工作的就是對事業發展有焦慮、或不關心家庭」等,這類態度對性別革命停滯、或由其他因素所釀成的巨大社會張力,其實毫無幫助。

換言之,文章開頭的案例中,不論「原圖」或「改圖」,都只把焦點放在女性身上,卻沒有思考這個社會究竟提供多少空間,給予女性、或者說「育有幼兒的家庭」做選擇。

社福、工作安排、甚至對「甚麼是幸福家庭」的觀感,如果沒有改變,那麼不管生多生少,育兒壓力都在。而處在其中的媽媽們,將持續地對內需處理育兒的辛勞,對外又得對抗社會的期待,實在是非常辛苦阿。

執行編輯:張詠晴
核稿編輯:張翔一

photo credit:lucidialohman@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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