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台灣「薪酸」躍上國際新聞,成為對岸媒體的笑柄──慣老闆們「缺乏制衡與競爭」,政府還要挺?看看新加坡怎麼做

當台灣「薪酸」躍上國際新聞,成為對岸媒體的笑柄──慣老闆們「缺乏制衡與競爭」,政府還要挺?看看新加坡怎麼做

這幾年,低薪問題成為一直纏繞台灣且揮之不去的惡夢和陰影,新聞媒體幾乎每週播放相同話題──不知道是為了督促政府的改革,還是洗腦我們的自卑情緒。最令人感嘆的,是它已經變成了國際新聞,還成為對岸媒體大幅報導台灣的笑柄──就像過去我們笑「大陸災胞們廁所沒有門」;現在他們笑「彎彎是個低薪島」。

但是,我真的是笑不出來。

在我看來,大家似乎關切錯了重點,忘記了根本性的問題:立法院再怎麼爭吵,一例一休再怎麼調整,老百姓再怎麼口沫橫飛地大肆狂罵,其實也救不了台灣「慣老闆」們習慣剝削員工薪資、占員工便宜,而自己口袋裡賺的錢,卻一分都不能少的「惡質心態」。為什麼呢?

原因很簡單:首先,商人們有逐利的本性,虧錢(少賺)的生意沒人想幹。世界各地其實都有「慣老闆」存在,在國外我也見了不少。此外,一家公司本來就會有出資者,高薪的決策者,也會有低薪的勞動者──人是偏心的,誰可以為老闆(出資者)的口袋賺更多錢,誰就越有機會得到較高的待遇,哪怕這多賺來的錢,來自苛扣低薪勞動者的待遇。

但台灣的「慣老闆」們,卻不如其他眾多國家和市場中的企業主,有著足以「制衡」他們的力量──就算基本薪資調高了,他們還是可以「挖東牆補西牆」,苛扣各種福利,把人力成本壓低到和改革前一模一樣;要不,就是給你高一點的薪水,卻用各式名義,要你加更多的班,或是扛更多的業績──結果還是窮忙一場。

而為什麼即使民怨震天,這個「制衡的力量」還是出不來?

這便是以下這篇文章,希望能討論的重點:

沒有多元的競合,哪來蓬勃的市場和合理的待遇?

如果要用一句話總結「海外闖蕩」的心得,我想:「選對」池塘釣魚,如今可能比「學會」釣魚來的重要──這是一位前輩啟發我的話。

前面講到台灣低薪問題,來自缺乏制衡「慣老闆」們的力量,其中的關鍵問題之一,便是來自台灣的人才自己「願意」接受他們給出的條件,與諸如「努力幾年,老闆會看見」、「機會是留給爆肝的人」、「就當作功德」⋯⋯等等謊言。

但這一點從年輕求職者的個人層面來看,還算相對好解決:對於年輕人的職涯規劃而言,就是努力提高自己的價值,尋找一個活絡和充滿機會的市場(池塘),不讓自己受限於慣老闆們給的「香蕉級」待遇──現在,已經「看破」這點的台灣年輕人越來越多,這也是近年來年輕人紛紛奔赴海外的原因之一。 

但是,對於一個國家而言,多數的人民仍然生存在這塊土地上,問題就遠遠沒有這麼簡單:它要做的,是「營造出」一個活絡而充滿機會的市場(也就是魚種多元豐富的池塘),好讓多數的人民能夠有辦法從中去比較、選擇。同時「魚種」豐富了,整個市場也才有機會真正繁榮發展,去改變、逆轉目前的局勢,讓人人都有錢賺,形成良性循環。

如果政府能做到這點,也絕對會比去和人民錙銖必較那幾百幾千的月薪差額、幾小時幾天的休假規定,要更加有聲望、得民心的多。

但是,10 幾年、20 年過去了,到目前為止,仍沒有一任政府,真正把「讓池塘死水變活水」這件事情做好。

台灣先天條件並不差,問題在「排除外來競爭」的心態

要改善問題,得先認清問題:台灣的「薪酸」問題,絕對與「過於封閉」的市場脫不了關係──在遊走他鄉、闖蕩世界後,這種感受尤其深刻。

有人總是說,台灣是「鬼島」,台灣的市場「萎縮」了,有能力的年輕人都「逃到」國外去了⋯⋯大家對台灣有越來越多悲觀的解讀,與高漲的不滿情緒,彼此常處處針鋒相對,卻又對解決現況無能為力。

台灣的條件,真的有這麼糟嗎?依我旅居當地多年的觀察,其實小小的新加坡土地遠比我們小,本地人口和產業條件比台灣更差,老實說(新加坡)國內企業面對外在壓力的脆弱程度,恐怕也不會比台灣好到哪裡去──尤其地貴、水貴、電貴,人力物力都昂貴,一切都要斤斤計較的情形下,各方面的體質簡直比台灣遜色太多了。

但為何新加坡總是在經濟表現上略勝一籌,企業能給出來的薪水也是「國際級水準」,即使經歷了經濟谷底,還是可以很快復甦起來?

我在長期觀察之後得到的答案是──因為新加坡「敢真的開放市場」,「敢將活水引入池塘」,讓不同產業內的本土企業、外商自由競合,適者生存。而企業為了領先競爭者,獲得更高的利潤,自然願意投資更多的成本,用更好的薪水,聘請一流的人才。 

反觀台灣的情況呢?

先說一個真實的小故事:在一個飯局上,幾位專業人士正在暢談某項產品在市場上的分布狀況,而對未來充滿信心時,席間突然話鋒一轉,一位朋友笑咪咪地調侃著問我:「那台灣的市場,什麼時候『開放』呢?」

這一句話道破了台灣現有的難題。但由於答案非我能力所及,當時選擇微笑不語,以免掃了飯局的興。

台灣的市場,表面上看來當然一直都是「開放」的,力拼外資招商,更向來是每一任政府的重要經濟政見之一,但為什麼最後仍沒有產生開放的效益?招商成效更是慘不忍睹?

這個問題,我想問政府官員不會有正確的答案,不如聽聽「外資」自己怎麼說:

A是一個頗負盛名的新加坡專業顧問團隊,他們曾經接受一家全球知名企業的委託,對於在台灣「設點投資」,進行優劣分析,也與將該案於其他東亞國家進行的計畫相比較。

根據A的分析結果,台灣的優勢,不意外的正是台灣的高素質人力,和其「合理」(偏低)的薪資標準:當地(台灣)人事成本不高,即便只給該產業中新加坡從業人員平均薪資的一半,對於台灣來說都已是高薪水準,而且人才的來源穩定性十分足夠。

但劣勢在於──報吿中明確地寫著──台灣對於外資「友善程度不佳」,包括:外匯金流與投資審議等流程,有諸多不確定因素;過多潛在的政治不穩定風險;政府政策缺乏延續性,變動風險高;公務機關效率低落;稅務成本相對當地(台灣)競爭企業偏高(因台灣部分本土業者有政策性減稅),造成不公平競爭等等。

最後,因為綜合評估後認為「弊大於利」,這家企業並未選擇在台灣落腳。

這份評估更絕非特例:真正深入研究過台灣市場的外資企業,其實都有極為類似的結論──即使台灣看似「開放」,但由於本身市場量體小、又與國際市場接軌不足,再加上前述種種「狀況」,台灣如今已經被許多外資機構視為一個「封閉」,甚至「不友善」的市場。相對於鄰近競爭者的不斷進步,如今差距更越拉越大──而這也正是為什麼台灣的經濟,近年總是被形容為「死水一灘」,無法蓬勃發展,更越來越無法流動的原因之一。

台灣低薪問題的來源,矛頭指向的,其實是市場結構失衡,機會不平均,與企業缺乏外來競爭,甚至「劣幣逐良幣」。也因此,只是用政策一味強求企業老闆「佛心來的」為員工加薪,這是不可能的。

沒有錯,很多人會高喊著「保護台灣本土企業」、「別讓外資吃定台灣」,但同時間,我們保護的是誰?犧牲的又是誰呢?──沒有流動沒有競爭的人才市場,台灣的慣老闆永遠有給低薪的理由;沒有流動沒有競爭的內需市場,只會讓本地的財團資方繼續肆無忌憚地,綁架政府的各項政策。

自由而蓬勃發展的市場:積極引路,減少外資摸索,提供最短最快的捷徑

我們再將目光轉回新加坡──沒錯,這裡同樣有著許多問題,更絕非「理想國」。

但至少,在「營造自由而蓬勃發展的市場環境」,「積極吸引外資,創造良性競爭」這一點上,新加坡政府的實際作法,十分值得一提:

在新加坡,新加坡經濟發展局(EDB)在當地市場的蓬勃發展上,扮演了一個極為重要的角色──它是新加坡的商業推手。

在辦公室裏,一位與新加坡經濟發展局(EDB)有過實際接觸經驗的客戶,謙虛地直呼:「哇!連我這樣的小咖,EDB 專員都專程跑來拜訪。他們到底是跑了多少客戶,才拜訪到我這裡的呀!」「而且我感覺他是做足功課才來的,絕不是來瞎呼弄握握手的公務員,他非常了解我公司的產業狀況與所需服務,用心的程度讓人印象深刻!」

這番話,讓我從此開始注意 EDB 的動向──我發現他們對內,大到擔任本地企業的營運方向顧問,小至學校實習生與企業的產學合作、人才養成,都要管理;對外,則是把新加坡本身當作一個企業來經營,像是一個有活力的推銷者、一個積極的引路者,更花長時間去經營、深耕外國企業投資者的「人脈」關係。

同時,為了減少外資「摸索當地情況」的時間,更提供一個最方便快速的單一對話窗口,務求用最短的路徑將他們的資金、資源,「引渡」至新加坡的境內。

新加坡政府更清楚掌握自己國家的特性──它明白「中資」喜歡以新加坡輻射東南亞,開發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等市場;「歐美品牌集團」則偏愛以新加坡為(低稅率的)區域總部,將業務拓及東北亞、東南亞,以及澳洲和中東國家。

因此,EBD 等機構,會利用新加坡的地利之便,直接在鄰近國家的首都或大城市設置「辦事處」,並有如企業業務員一樣,積極地媒合當地企業與外資。

他們願意直接或間接地「為人作嫁」,一方面促成他國企業與新加坡本地企業的合作案,二方面也協助轉介、援引各國企業的資源,互補不足。因為新加坡政府深知,不論服務的對象是本地企業或外資,每當幫助了一家企業「打開國際網絡」,就是更鞏固自己區域中心的地位。

而面對來到新加坡設立據點投資的外商,不論是前幾個月的辦公室免費補助、稅務的優惠政策,或甚至直接向外資提供當地的獵頭公司名單等等,一系列靈活有彈性的政策,幾乎快變成外資企業的「一條龍服務」。

為什麼新加坡敢如此「討好外資」?難道不怕國內廠商跳腳?

事實上,這些舉措,都是新加坡政府的「陽謀」:一方面,新加坡具國際競爭力的大型企業,其實多早有「國家主權基金」的股權投資。但政府透過這種「彈性」(可隨時出場)的方式扶持國內企業,既不用過度承擔該企業的成敗,又能引入外資給予競爭的刺激,甚至大玩(主權基金同時投資具潛力的本地與外商)兩手策略。

二方面,更重要的是,新加坡政府深知「本地企業主」不是它保持「競爭力」的長久來源──新加坡本身的經濟樞紐地位,和在產業、企業中工作的新加坡人,才是。

因此,當不斷引入外資,增加市場的活絡與競爭,本地企業受到威脅,自然會力圖轉型求生,汰弱留強;同行的競爭多,就會在產品和品質上求新求變,企業對人才需求的增加與彼此爭奪,也才會讓新加坡當地薪資水準的成長幅度增加。

然後,國家稅收跟著增加,城市建設能很快速的進行,政府再藉此招來更多的企業與人才,並輻射到鄰近國家,鞏固樞紐地位⋯⋯。在這樣的正循環下,新加坡人有更多「賺錢的機會」、薪水更好、社會福利更佳,又豈會在乎「政府偏袒外資」?

這就是台灣相對薄弱的地方了──我們的政府官員(和選出這些官員的人民),常常被自己的意識形態給框限,乃至過度的承擔「本土企業的成敗」,甚至造成沒有競爭力的企業,卻總能綁架政府政策,反而將勞工的權益給犧牲掉了

把國家形象當成「品牌」健全經營

最後,當一個國家變成一個「值得信任的品牌」的時候,在「當地人才」和「當地市場」兩方面,都會有很顯著的正面影響力。

先談談人的部分:在我身邊,每個經歷過新加坡職場的專業人士,即使之後換了不同的環境,大多數都很容易能找到一份待遇更好、福利更理想的工作,受到重用的機會也很高。

再談談市場:當一個國家變成一個「值得信任的品牌」的時候,便會「強強相吸」,形成「磁吸效應」──比如說財務健全的國際、區域大型企業(近年尤其以東南亞新興的大型企業為主),並不會因為當地相對東南亞各國為高的「成本」,而阻斷他們進軍新加坡的決心與挑戰的野心──雖然這多少可能有著企業主個人的虛榮心驅使,但與各大區域級、國際級企業比鄰,其「資訊流通」、「金融顧問資源」和「企業形象」的效益,已足以形成足夠的號召力。

是以在寸土寸金的新加坡,扣除當地高昂的營運成本後,多數商人依然有利可圖──這是我在新加坡看見的普遍現象。

新加坡因為有著蓬勃的市場,也為原本同樣邁向高齡化的當地人口,帶來更多外來的「人口紅利」:群聚新加坡的國際企業,聘僱了大量的本地和外籍高階員工──他們對教育水準、休閒娛樂、醫療品質、生活休閒的品味與城市的環境,都有一定標準以上的標準要求,也間接促進了當地服務業的發展與創新。

而即便這些高級員工流動率相當高,常像過客一般來來去去──但永遠都會有新的人進來(包含新的創業公司)。他們的消費力道充足,也滿足了百種行業的市場需求──論內需消費,一個小小的城市國度新加坡所能創造的單位產值,並不亞於許多人口大國。

台灣,能不能,或者該不該向新加坡學習呢?

我想,兩地在國情民情、產業結構、社會組成和歷史脈絡,乃至政治制度上,都有顯著的差異。政策的因地制宜而非全盤套用,更是絕對必須的。

但是,從上述新加坡政府的作法中,我們或許仍然可以從中,深刻學習到兩件事情:

第一,與其保守封閉,不如大膽開放、面對競爭。第二,政府與其繼續被本土企業綁架,不如真正找到「台灣本身」與「台灣人才」的品牌定位,積極向世界招手,並且致力將開放競爭產生的實際效益,還利於民。

執行編輯:HUI
核稿編輯:張翔一

Photo Credit: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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