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侵未遂疑雲」之外,美國大法官任命的「真正戰場」與關鍵原因

「性侵未遂疑雲」之外,美國大法官任命的「真正戰場」與關鍵原因

                                                                                                                                                                                                                                                                                                                                       撰文:侯智元;中文翻譯:林欣蘋/換日線編輯部

作者前言:

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被提名人:布雷特.卡瓦諾(Brett Kavanaugh),與指控他於 36 年前(1982 年)性侵未遂的心理學教授克莉絲汀.福特(Christine Blasey Ford),近期在參議院的大法官任命聽證會上先後出席作證。

這一樁自 9 月中因民主黨加州參議員辦公室「意外洩漏資訊」給媒體的疑案延燒至今,讓如今關於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任命、甚至期中選舉攻防的焦點之一,均已移轉到「究竟卡瓦諾在 30 多年前是否真的性侵未遂」上。

但以下這篇文章,無意對「誰說謊誰清白」多所論辯,更不願如某「美國政治專家」般「預言」卡瓦諾可能將成為「最保守、最敵視自由派的大法官」;而是希望藉此議題,帶讀者朋友們了解近年美國「大法官任命」的爭議歷史,與背後代表的關鍵意義:

2018 年 9 月 27 日在美國加州,一場聲援福特的遊行。圖/Sundry Photography@Shutterstock

從美國司法人士任命的「核選項」說起

2013 年,當時仍佔參議會多數的民主黨黨員,為了通過司法人事任命,投票修改了中止司法部門的提名辯論門檻──從原來所需的 60 票,改為簡單多數決(編按:指在不計算棄權及無效票的情況下,須達有效票的過半數;換言之,在 100 名參議員皆參與投票、且沒有任何無效票的情況下,則只需 51 票即達到所需門檻),目的是擺脫時為反對黨的共和黨人,不斷動用程序性阻礙議事(filibuster),阻止歐巴馬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選進入表決階段。

這樣對參議院傳統程序的操縱,如今經常被稱為是訴諸「核選項」(nuclear option)。

而當身為「原意主義者」(後文會詳細解釋)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安東寧.史卡利亞(Judge Antonin Scalia)於 2016 年逝世時,如今已成為參議院多數的共和黨人,拒絕審議歐巴馬提名的候選人梅瑞克.賈蘭德(Merrick Garland),並表示:「一個即將離職的總統,不應該提名享有終生職的人選。」

這樣的賭注,在川普勝選時獲得報償──共和黨緊接著提名了曾任史卡利亞書記的尼爾.戈蘇奇(Neil Gorsuch)。在提名期間,共和黨的參議員亦「援引前例」,主導通過將 2013 年民主黨所設置的「核選項」,同樣適用在最高法院人事案上。

9 位大法官的任命,動輒影響 20 餘年:故成意識形態戰場

值得注意的是,在總統任期的前兩年,就有機會任命兩位大法官的例子,可說是非常少見:喬治.赫伯特.布希(George H.W Bush,又稱老布希)是過去 30 年來,唯一在單一任期內任命過兩位大法官的總統。若計算完整(兩任)任期,則雷根任命過三位,柯林頓兩位,小布希兩位(其中一位是首席大法官),歐巴馬也是兩位。

而目前職缺已獲參院表決通過,由川普提名人戈蘇奇填補的已逝大法官(即史卡利亞),過去是由雷根所任命──這顯示出任何任命所產生的影響,都可延續至少 20 年。

通常,有些大法官如安東尼.甘迺迪(Anthony Kennedy),會選擇在懷有「相似」意識形態的總統之任內退休,希望能由「思想相近」的繼承者接任;或者,他們會試圖在身體健康允許的範圍內,盡量等到「他們希望的黨派」執政後再退休;比如現年 85 歲的大法官露絲.拜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便是一例。

美國最高法院共有 9 名大法官,透過簡單多數制表決案件。大法官們的組合,也因此成為了意識形態戰爭的延伸。

美國司法/政治的分水嶺: 1987 年,大法官提名人博克被否決任命

說到這裡,要先介紹美國史上少見「被提名卻未獲通過」的大法官被提名人:博克(Robert Bork)。

「博克 ing 」(Borking)一詞,便是「將司法提名過程政治化」的同義詞,得名自美國前任總檢察長羅伯特.博克(Robert Bork)。(編按:2002 年,《牛津英文字典》將「博克」一詞載入美國政治俚語,其定義為:組織性地誹謗或中傷某人,尤其是透過大眾媒體,通常帶有阻止其被提名進入公部門的目的)。

在博克之前,大法官被提名人通常都會無異議通過任命,而那些未通過者,則多是由於個人的缺失。至於博克,他「顯著的缺失」是:在尼克森總統的任期擔任檢察長,並被尼克森提拔為司法部長,執行「星期六之夜大屠殺」,解雇調查水門案醜聞的特別檢察官。(值得注意的是,揭穿醜聞的兩位記者──鮑勃.伍德華和卡爾.伯恩斯坦,如今仍是知名記者,並稱川普的任何醜聞都「比水門案更糟」。)

巧合的是,博克於 1987 年經雷根提名、卻被參議院以 58:42 否決的大法官之位,最後被已經於今年 7 月底退休的安東尼.甘迺迪(Anthony Kennedy)填補;而川普則希望能以如今的「爭議人物」布雷特.卡瓦諾(Brett Kavanaugh),補上甘迺迪所空出的位置。

博克的提名失敗,是美國司法/政治的分水嶺:參議院最後通過任命「溫和派」的安東尼.甘迺迪,防止了最高法院成為「保守派」的再結盟。

「保守派」的大法官是什麼意思:憲法原意主義

那些所謂「保守派」的大法官,其實應被稱作「憲法原意主義者」,主張法律的角色應該被限制於執行憲法所載,例如:「法官應該詮釋法律,而非制定法律」。他們相信憲法作為法律所獲得的道德權威,源自於國家的認可;而其內容應按照立定時代的理解被詮釋。因此,任何法律從業者都沒有權力,僅僅因他們自己在某個特定案件中所偏好的結果,進一步闡述憲法條文,或者發明新的權力。

簡言之,「憲法原意主義者」們認為,除非受到憲法原意的制約,否則司法機構的權威,將會被民選部門或人民盜取或濫用;當大法官超越他們應扮演的角色、未按照憲法原意或歷史,他們便損害了公民最重要的自由權:在代議民主制中自我領導的權力。

這些信念根植於漢彌爾頓的《聯邦論》(The Federalist),尤其是第 78 篇中,漢彌爾頓聲稱司法制度「既無強制力也無意志,而只是判斷」。

然而,透過法院判決的演進,有無數未被憲法明文列舉的權力逐漸被承認──推動它們的,即是相對於「憲法原意主義者」的「司法行動主義者」(或被稱為「自由派」大法官):他們多認為,透過司法體系的判例、或大法官對憲法的再詮釋,能夠讓法律「與時俱進」,不受僵固的聯邦憲法所囿限、賦「權」於民。

簡言之,這些「權力」,正是那些「未被明文寫入憲法的權力」,其中在美國最具爭議性的便是墮胎的權力,立基於 1973 年羅訴韋德案中援引的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實質性正當程序」條款下所囊括的隱私權。

因此,每當主張「原意主義」的大法官被提名,這些「權力」便會成為重要的戰場,如同博克聽證會上,參議員泰德.甘迺迪(Ted Kennedy)所言:

羅伯特.博克的美國,是一個婦女會被迫在後巷墮胎、黑人會坐在種族隔離的便餐台用餐、流氓警察會在半夜破門突襲、學童無法被教授進化論、作家和藝術家會因政府一時興起而受到審查,聯邦法院的大門會被數百萬公民擠破頭──對這些人來說,司法體制經常是作為「民主心臟」的個人權力,唯一的保護者。

如今,為何卡瓦諾的提名通過與否這麼重要?──答案在他的「前任」甘迺迪

所以,如今卡瓦諾的任命案通過與否,為何引起如此大的關注和「爭議」,除了所謂的「醜聞」本身之外,背後更大的關鍵,要從他所「可能」接任的對象,也是前面我們討論多次的安東尼.甘迺迪(Anthony Kennedy)說起:

博克的繼任被提名者──安東尼.甘迺迪,在最高法院裡向來扮演游離的「中間選民」。「溫和派」的甘迺迪,有效地槓桿了美國最高法院「5:4」決策制度,在最高法院中自我形塑為「意識形態的支點」,使他成為最有影響力的大法官。在 2016-17 任期中,甘迺迪接近 97% 的時候,都屬於多數的一方,這比例比他的任何一位同事都還要高。

安東尼.甘迺迪。圖/Rob Crandall@Shutterstock

簡言之,甘迺迪既不是一個「原意主義者」、也不能算是一個「司法行動主義者」。如同《華爾街日報》描述的:他的法學「為個人自由畫分優先次序,即使他所擁護的自由與傳統衝突。」舉例而言:他在正當法律程序的保護傘下支持墮胎權,雖然他也因此對於可執行墮胎的條件非常嚴格。

無獨有偶,在近年同志婚姻判決,和「麵包師傅究竟能否拒絕為同志新人烤蛋糕」的案子裡(詳見:〈美國最高法院備受矚目的「蛋糕爭議」案:賣不賣蛋糕,到底是公民權利,還是言論自由?〉一文),他都同意伴侶的性傾向應受保障,但同時也相信一個人的宗教信仰應該被保護。

因此,隨著甘迺迪的退休,川普提名的候選人,很可能會打破最高法院判決,常常以甘迺迪「基於個人自由」所做出的決定為定論的情況──換言之,這將很可能打破過去「憲法原意主義者」和「司法行動主義者」之間的某種微妙均勢。

問題關鍵:「一個憲法,各自表述」

如今,檢視卡瓦諾在巡迴上訴法院的聽證會變成什麼樣子,我們自然會將之與另一個原意主義大法官──克拉倫斯.湯瑪士(Clarence Thomas),在 1991 年被提名期間發生的「安妮塔.希爾聽證會」聯想在一起:

在被大量盤問各式議題如墮胎權、公民權之後,湯瑪士突然被兩度擔任其助理的希爾指控性騷擾。最終,他以空前低票的 52 票通過任命──以今日的後見之明看來,似乎讓人頗為「不意外」。

當時的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為前副總統喬.拜登,他最近表示,自己在 1991 年時並未給予希爾足夠的「尊重」。

而 27 年過去,如今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仍然聚焦於類似的議題──儘管被包裝得不盡相同。

再次強調:我不願對卡瓦諾的「案情」和提名之後將如何發展,做出任何假設。寫下這篇文章,目的闡明美國憲法詮釋的重要性,並指出這所有的戰役,本質上都是為了「解讀和詮釋」之權而戰。

最終,這仍是一場「一個憲法各自表述」之役。

備註:本文由作者以英文撰寫,授權換日線編輯部翻譯為中文

執行編輯:林欣蘋
核稿編輯:張翔一

Photo Credit:Christopher Penler@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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