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強烈自卑,到認清不必放棄自己的本質──我在北大讀新聞碩士,離家1700公里的決定

從強烈自卑,到認清不必放棄自己的本質──我在北大讀新聞碩士,離家1700公里的決定

還記得「唸研究所」這個選項,在大四前從未出現在我的人生清單上,如今的我,卻已是「在北京念研究所」的第二個學期,兩百天的日子倏忽即逝。大三上學期,我選擇到北京清華大學當交換生,當時很單純想著「走出去看一看」,怎麼也沒想到,一學期充滿衝擊的交換生活,竟成為我到北大念碩士的契機。

關於「中國」的各種話題,在台灣始終是媒體焦點,我們每天從媒體上接受那麼多來自對岸的資訊、近年更來在社會運動中努力表達聲音,但是「我對中國真的全方面了解嗎?」在這個問題前,我遲疑了。

大學前間,我當了三年的大陸交換生學伴(buddy),認識了不下二十位大陸同學。從兩岸新聞時事、教育、文化、經貿到娛樂八卦,我們幾乎無所不聊。

與陸生交流的過程中,讓我開始學習反思和懷疑,從媒體上能看到完整的事實嗎?亦或是特定政治和商業立場的報導呢?帶著疑問和好奇,我決定走出台灣,從另一個角度看中國大陸,也反思台灣。

劉姥姥闖蕩大觀園

兩岸,雖然都說中文,仍有口音的差別,即使都是用中文書寫,還是有繁簡體的不同。這就是台灣和大陸,看似很雷同卻存在著不小的差異,且存在強烈的異地感。當我們抱怨著用 facebook 和 google 需要翻牆、北方校園的浴室沒有門、灰濛濛的霧霾天,卻也享受方便進步的電子支付系統、在雙十一搶購淘寶、在宿舍吃一億五千萬人市場的外賣。

我喜歡北京,享受這裡的「歷史感」。作為一個擁有三千多年歷史、世界文化遺產數最多的城市,這裡接納著來自五湖四海的人,隨意走在胡同間,都能嗅到一絲古樸和懷舊,當課本上的歷史躍然於眼前,彷彿隨時都能穿越。

我不喜歡北京,不忍心於這座城市殘酷的階級劃分。作為一個擁有兩千多萬人口的高現代化大城市,看似對所有人張開雙手,但「某些人注定為某些人服務」彷彿是這世代的潛規則;雖然我們是既得利益者,但總是感嘆龐大的貧富差距。

三千多年歷史、兩千多萬人口,又愛又恨,這就是我眼中矛盾的北京。

在北大讀「新聞傳播碩士」

「什麼!你要去中國唸新聞?那裡不是很不自由嗎?」這句話大概可以榮登最常被問到的問題了吧!的確,在許多台灣學生的既定印象中,「中國」的代表詞多半是「社會主義、專制、不自由」,那麼,為什麼要跑去一個不自由的地方念新聞呢?

我承認到現在為止,對於「自由」還沒有一個絕對的認知和價值觀。但對我來說,自由的展現形式有很多種,不只在社會體制、政治層面,還包含人類腦袋中最珍貴的「思想」和腳踏實地的「實踐」。

對我來說,聽故事、說故事和寫故事一直是件非常快樂的事,我享受與人交流、探索真相和悠遊文字間的樂趣。既然我對於台灣媒體報導的中國存有疑問和好奇,那麼我不是更應該親自去看看、親身體會、和大陸人直接交流嗎?而不僅僅滿足於「以管窺天」的盲從和誤解。

生活總是苦樂參半,在北京的生活不可能如童話故事般的幸福美好,曾經在一門學院專業課上討論到媒體與兩岸關係,面對大陸同學砲火般的言論「中國不會放棄武力解放台灣」,或是輕蔑式地疑問「你們台灣人是不是都喜歡小確幸呀?」我內心充滿怒氣和委屈,卻同時因此語塞了。只有最直接的面對思維衝擊,才能夠促使自己反思、跳脫原有的思維框架。

我認為,任何人意識形態都是從小培養的、和接受的教育息息相關,並沒有所謂的對錯。其實,大部分在北大遇到的同學都是友善、開放的,只要彼此在理解、尊重對方的基礎上,並不一定要接受,自然能有個彈性的交流空間。

我的研究所導師是一個福建人,他在港大念博士時主要研究臺灣,很高興我有一個善解人意的導師,即使彼此的觀點和視角不盡相同,但我們都努力在交流中更全面的理解對方。幾次和老師聊天,我才發現自己對於中國的認知是非常片面、有所欠缺的。而導師也發現兩岸學生在歷史教育上的差異,還叫我帶給他台灣的國高中歷史課本,作為研究兩岸青年的全新切入點。曾經還有法學院的大一學妹,跟我分享他「翻牆」看國外媒體眼中的中國社會、政治體制,學妹興奮地拉著我說:「終於有人跟我討論這些話題了,有人理解我了!」

中間是我的導師,圖為研究所第一學期《媒體與國際關係研究》結課。圖/劉馨宜 提供

還記得開學第一週上課,老師在台上努力地講,同學個個點頭如搗蒜,而我只能躲在電腦後面拼命地記筆記和「百度」一堆陌生的名詞,許多老師上課最常提到的「你們是北大的學生,要表現出不同的......」卻是我最大的壓力來源。在北大,給我最大的震撼是同學的「知識」和「口才」,同學普遍知識儲備量豐富,不論是做簡報或上課發言,都能夠有條有理。在課堂上,同學常會要求老師上課時多推薦閱讀材料,上過第一堂課就列了三十本書單的課,也有每週要求閱讀至少兩本書和三篇論文的老師。

讀不完的論文,只能窩在宿舍強顏歡笑。圖/劉馨宜 提供

在北大,大學部一學期修三十學分是「基本」,即使是研究所,當我在宿舍「耍廢」抱怨好累時,其他同學正在旁聽其他院系的課程。小說的藝術、經典崑曲欣賞、生活中的心理學、犯罪學、中國經濟專題等等,北大許多的「經典課」都有著共同特色:200 人至 500 人大教室、至少提前一小時佔位、站著也要聽課,甚至許多校外同學都慕名而來,而且是每週願意花一兩個小時的車程來上課。

門庭若市的北大課堂。圖/劉馨宜 提供

在大陸「支教」 ,深刻感受同一座城市的兩個極端

「支教」,在大陸指的是「支」援落後地區學校的「教」育工作,相當於台灣的偏鄉服務。輔大偏鄉遠距網路課輔、《蹲點・台灣》、花東英語營生活營等等,回顧大學四年,不論是學期間或是寒暑假,關於偏鄉、兒童的志願服務佔據了我的大半回憶。

來到大陸,幾乎完全打破我在台灣基礎上,對於「城鄉差距」、「教育資源匱乏」和「社會階層分明」的認知。雖然常感慨大陸太大、問題太多,但任何的發現都是從問題開始,也是其有趣之處。第一次參與大陸的兒童志願服務性社團是在大三,那時在北京清華大學交換,每週四下午跟著學校的「愛心公益協會」,坐著好久好久的公車,目的地是北京六環外的昌平區,一所公益性的農民工子弟小學。

時隔兩年,場景從清華換到了北大,我也變成老大不小的研究生,因緣際會下,北大公益性社團給了我另一份思考。從北大到同心實驗小學,需要轉兩次地鐵、一次公車,再穿越一條大片低矮房、充滿南北雜貨、滿地水泥和污水的土路。同樣是在北京,但單程需要將近兩小時,抵達位於五環外「皮村」的打工子弟小學。

低矮的校舍、只有坑的廁所、昏暗而異常冷的教室、學校牆面上貼著各個企業捐贈的牌子......這是我對同心小學的第一印象。還有社團的學妹說,同心小學的環境比她十年前在河南小縣城上學的環境還要糟糕,聽了真是讓人心頭緊緊、酸酸的。

同心小學。圖/劉馨宜 提供

同樣生活在北京,每天在北大附近看到的小學生,穿著整齊乾淨的衣服、背著鮮豔卡通圖案的書包,放學有家長接送、週末還得趕才藝班;而這群在北京郊區的孩子,個頭瘦小、生活單調,每次看著孩子們拉著我的手,喊著「老師!老師!」心裡頭真是百般情緒交集,即便生活在同一座城市,但與生俱來的「戶口」,卻也已經決定了大半輩子的發展。

永遠忘不了第一堂課,請孩子自我介紹的深深觸動。「我的名字是......,老家在......」幾乎所有的孩子都照著這樣的語句結構介紹自己。對於這群孩子來說,「老家」的概念異常重要。來自湖北的、重慶的、河南的、山西的,大部分孩子的爸媽都在北京打零工、少數人有爺爺奶奶在身邊照顧,令人不捨的是,許多孩子的哥哥姐姐在北京上完小學後就回老家了,只因為沒有「戶口」,升學對這群小孩來說是一種「奢侈」。

今年寒假,我參加了北大一個由心理系學長姊組成、關於「留守兒童心理自強計畫」的實踐計劃,前往 16 小時火車、3 小時汽車車程外的甘肅省隴南市西和縣──國家級貧困縣,進行一週的支教和調研。由於當地水資源缺乏、硬體條件不足,即使在平均氣溫零度、海拔 1,700 公尺、路上的結冰積雪的環境,都沒辦法供應暖氣。天寒地凍的環境下水管結冰,也創下了我七天沒洗頭、洗澡的紀錄。

甘肅省隴南市西和縣稍峪鄉稍峪九年制義務小學。圖/劉馨宜 提供

黃土、燒煤、麵條,簡單的三個元素構成我們在甘肅一週的生活,也是我第一次認識到「留守兒童」──在台灣沒有的群體。在中國農村有這樣一群孩子,他們的父母為了給孩子更好的生活,離開農村到城市打工,但他們的孩子卻留在了農村家裡,可能只有每年過年能和父母見面。甚至有孩子告訴我,他已經三年沒見到媽媽了,而孩子的老師私底下和我們說,孩子的媽媽已經在外另有家庭了,這些年都是「錢」回「人」不回。根據一項調查,中國農村「留守兒童」數量已經超過了 6,100 萬人。

震驚、擔心、欣慰、感動、無力感......不論是每週六在北京的農民工小學或是寒假在甘肅「支教」,跟孩子更熟悉一些、更了解他們的故事、家庭環境,不自覺會聯想到整個大中國的社會階層、殘酷的貧富差距,心情也就更沉重、複雜,甚至好幾度,無力感強的讓人喘不過氣。想起曾經看到一篇採訪,一位在北大教學樓負責清潔的阿姨說:「很少有學生正眼看我們,這也是這個職業決定了的。」

「你在哪裡實習?」

「馨宜,你要讀博嗎?」這句話發生在去年九月,我剛到北大宿舍入住三天,來自北京的室友認真的問我。「讀......博士?!」頓時,心中閃過一大堆 OS:「拜託,連碩士都還沒開學呢!想那麼遠幹嘛?」、「我連碩士能不能順利畢業都不知道了,更何況是博士......」當下,我的臉大概只剩下嘴巴在抽動式的微笑,顫抖地回答室友:「哈哈,應該不會吧!」

我的室友們,分別來自新疆、山東和北京。圖/劉馨宜 提供


在北大認識的韓國和俄羅斯朋友。圖/劉馨宜 提供

在北大,就好像來到一個世界級的舞台,來自世界各地、中國各省最優秀的人匯聚,這是一個許多人擠破頭都想進入最高學府、更是一個機會和資源的匯聚地。你能感受到每個人都努力地想爭取機會展示自己,那股由內而外散發出的企圖心和自信心,是在台灣比較難得感受到的。

「你在哪裡實習?做什麼工作?每天多少 pay?」研一下學期才開學不久,這句話已經成為同學間的「標準問候語」,彷彿沒有實習才是異類,「刷簡歷」更是未來就業的必備。甚至才剛過完年、離開學還有兩週,就有同學回北京開始實習了。以我所在的新聞學院為例,不論學術型或專業型碩士都是兩年制,多數同學會選擇在研一修完所有課程,研一上學期修完三分之二的課、下學期則是三分之一的課加上校外實習。

根據學長姐經驗,研一暑假可以再找一個實習,研二上學期開始第三份實習,並同步進行著畢業論文、跑企業招聘會和工作面試,「正常情況」大部分學生都會在畢業前確定工作。新聞學院在這學期初便著手調查未來就業方向,預計研二上展開「就業動員暨政策說明會」。上述的「安排」都沒有明確的時間表規範著學生,但彷彿已成為社會環境下的「潛規則」,你若不積極抓取機會,在你放慢腳步的同時,很快就會身邊同樣非常努力的人超越和取代。

雖然都在北京、都在四環,但我從學校到實習地需要轉兩次地鐵,需要一小時的通勤時間。腳速快、常看錶、面無表情,這三個大概是來北京後最典型的轉變,尤其每週一實習下班後,還得趕回學校上晚課,只得快速吞下麵包,在心中默念著:「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安慰自己。

肯定自己、虛心學習 找出自己的定位

來北大念研究所後,回台灣最常被問到的問題總是「大陸學生真的比較厲害嗎?」說實話,去年剛來北大時經歷一段強烈自卑期。觀察身旁的同儕有三類,第一種是大學就在北大念,直接保研(保送研究所);第二種是「校外保研」,這些同學來自其他名校,多半是在校成績頂尖、校外經歷豐富;第三種是「考研」,這些同學多半經歷極其艱苦和長期的備考,以我的室友為例,她從大二就開始準備考研,在考前已經刷過(重複做)英文的歷年考古題七次。

現在回顧剛開學經歷的「自卑期」,我甚至不敢自信說出自己是北大的學生,主要原因倒不在於課程學習上的挫折,更多的是對於人生意義、定位、價值觀的衝擊。

2016.9 北大開學典禮。圖/劉馨宜 提供

或許和一胎化政策與整體社會壓力有關,我觀察到多數在北大認識的同學獨立性很強、行事偏向個體主義,更關注自身發展和利益。對比多數台灣同學,我們善於團隊合作、樂於分享,在思維上較沒有框架限制,相較之下卻也較缺乏拿得出手的「硬實力」。

但世界上沒有太多的事能用絕對地黑與白來判斷對錯、優劣,或許搞清楚「適不適合自己」、「是否是自己想要的」更加重要。兩岸學生各有優勢,如果硬是要把自己套進所謂的「北大人」標籤、放棄自己的本質以逼迫自己符合社會期待,只是讓自己更難受。

在北京「生存」突破 200 天、剛剛 23 歲的此時,反思自己在北大、在大陸的學習和生活,我不敢說自己過得比在台灣好,但我確信自己不後悔選擇來北京念研究所。雖然常被笑說 schedule 比上班族還滿、雖然有時候真的好想回家,但總體來說我樂在其中,在這個離世界更近的大舞台上,慢慢清晰自己真實想要的,同時也發現還有好多未知的人、事、物等著我去探索。

《作者簡介》
劉馨宜
一個愛聽、愛分享,也喜歡記錄下故事的人,以「劉姥姥闖蕩大觀園」之名記錄下在北大讀研的點點滴滴。外表總被認為大於自己的年齡,其實有個不安和喜歡嘗鮮的靈魂,喜歡安排未來計劃,卻也享受沒在計劃中的事情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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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編輯:Vincent
核稿編輯:張翔一

Photo Credit:主圖/邱劍英 攝影、附圖/劉馨宜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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